不知道有谁，是在做好各种预案和准备之后迎来大病的。我看到、听到的几乎都是病从天降，猝不及防。

那天我如常来到公司，从车上下来的瞬间，一条腿突然剧痛起来，眼泪如泉水般流出来。这种痛与生产时的痛不一样，来不及出声，只能本能地吸凉气。好不容易坐到办公室里，依然这样痛着、流泪着。

二十一岁被诊断为类风湿关节炎，从此疼痛一直伴我左右。最常做的梦就是：每个关节上都站着一个穿着青铜盔甲的小人，每个小人手里拿着一把遍布锈迹的锯在整齐划一地锯着我的关节。与疼痛战斗了几十年的我，对关节的理解可能远胜于一般的医学院学生，也比一般人有着强出几度的耐受力。

床头柜里永远放着几种不同的止痛药、饼干和水，根据工作时间的需要，我实在起不来床的时候，就先吃点饼干再吃上止痛药，然后一小时后去上班。感谢西雅图的疼痛专家，让我没有被疼痛长时间撂倒在病榻上。

于是，半个疼痛专家的我开始吃止痛药。但是发现除了疼痛，我的步伐越来越小，腿好像不听使唤了。以光华EMBA天津校友会长的身份接待黑龙江校友的时候，我是拄着拐杖去的。到这天，疼痛整整一周。

除了吃药，我也曾去两家三甲医院做检查。一家是骨科医院，一家综合医院。更年期的年龄，让医生自然怀疑到内分泌紊乱和骨质疏松。

门诊检查还没有结果，突然我的排尿出现了困难和疼痛。完全没有经验的我不停用热水冲洗、试着排尿。折腾到夜里，我只能坐在卫生间的地毯上，扶靠在浴盆上歇一下，然后再试着去排尿。

独居已久，我已习惯了独自冷静地应对各种困境。甲流烧到41度的那几天，害怕传染别人，我一直挣扎着起来去熬鸡汤，一直喝着感觉冰凉的矿泉水。脚骨折的时候，没有休息两三天，我就翘着腿面试、处理文件和开会了。但这次，我感到自己难以应对了。

这是个周末。无奈之下，我打电话给学医的朋友，他认为可能是我的腰椎出了问题，应该去脊柱外科。他建议我去天津人民医院，去看英国留学回来的田融主任的门诊，正好周一上午他出门诊。

捱到周一上午，我拄着拐杖到门诊。简单介绍病情之后，我一反常态地向田主任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实在不好意思，可能我的病不够标准，但是我实在太难受了，不知道您能不能尽快给我安排住院？没想到田主任说，从你走路的样子看，你应该是我们科最重的病人之一。

这时，我预感到病情不是那么简单了，马上请护士长帮忙找护工，并且直接要的是24小时陪护。护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各种办法帮我排尿，但到半夜两点的时候，她无奈地跑去找值班医生了。

医生说，马上插管，尿液太多，排出几百毫升后，休息一下再排，然后就不用关了。她说，幸亏护工呼救及时，不然后果很严重。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请二十四小时的有经验的护工，可能就出事了。

第二天开始做各种检查，这时我只能坐轮椅了，走路越来越困难。

然后，发现大便也失禁了，再过一天彻底没有大便了，之后只能依靠三四天一次的灌肠来解决问题。

大小便失禁让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中。那是一种空洞的恐惧，漂浮的恐惧，没有一点真实感……一直很要强，一直没有把尿袋和裹着尿布的生活与五十二岁的人生联系过。我，真的没有做好一丁点思想准备。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而且残酷来的时候，总是这样的猝不及防。虽然没有声张，但闻讯而来探望的人很多，这时我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躺在病床上，让朋友们时不时看到我疼得扭曲的脸，还得容忍所有人都看到床侧挂着的尿袋……

再过两天，已经坐不住轮椅了。后续的那么多检查都是躺在病床上被推去的。做全身彩超检查的时候，EMBA同学曲巍一直陪着我。他们推床的时候，尿袋里晃荡的是黄色的尿液。

后来医生跟我说，入院的那天他是用针扎的我的腿，我回复的是医生按的手很轻。他们从那时起就知道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他们每天查房时都会问我呛不呛水，以便确认神经麻痹的部位和程度。

我的确给专家们出了一个大难题，究竟是什么病发展如此迅速？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让我迅速地向着死亡奔去？

大病，总是来得那么猝不及防。伴随着猝不及防的，往往还有茫然不知所措。但是无论来得是什么，作为患者都要尽可能冷静地接住。接住了，才能理性地配合医生的救治。

在猝不及防的大病面前，自艾自怜没有任何意义，激烈的情绪波动更没有任何益处。从概率上看，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能掐会算的大师，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遇到这样的事情，没有例外。知道这个事实，也许你就对猝不及防的大病有了准备。

（内容来自公众号品达生活，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