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追辑、追惩外逃贪官，都是我国反腐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外逃贪官的生活似乎相当“滋润”，但在事实上，“外逃贪官的生活究竟有多滋润”，从来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伪问题”——其实那些做了亏心事的逃亡者，生活相当悲惨。

近日，云南卫视播出了反腐专题片《“天网”下终结的漫漫逃亡路》。在影片中，一度出逃22年的中国银行昆明分行官渡支行原行长张德友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外逃绝非出路。

1995年，刚刚上任官渡支行“一把手”的张德友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履新不久，各路老板就蜂拥而至，投其所好，想与他搞好关系。张德友片面地认为，要完成银行存贷任务，要有成绩，必须与这些老板广交朋友。此时，在云南经营3家公司，涉足矿产、娱乐、建材等行业的老板王小平找人搭线，结识了张德友。张德友认为王小平有实力有资金，对自己大有帮助，王小平的各种邀约他来者不拒，双方各怀目的、一拍即合。

王小平提出，要从外省某金融机构贷款1500万元，但为规避风险，借款方不同意直接把钱借给自己公司，要找一家当地的银行作为“桥梁”，希望张德友能提供帮助。在张德友的违规运作下，该省外金融机构的资金直接进入到了王小平公司的账户上。就这样，这笔借款的风险移花接木转嫁给了官渡支行。

事后，张德友获得了巨额贿赂。尝到甜头的张德友利令智昏，如法炮制，不遗余力地为王小平等老板充当筹措资金的“桥梁”，让民间借贷“傍”上了国有银行。在他担任官渡支行行长期间，官渡支行不良贷款的比率大幅增长。1997年初，昆明分行在查账时，发现了官渡支行私自拆借资金的问题。惶恐之下，张德友开始向老板们追讨资金。但老板们握有张德友受贿的把柄，压根不想把到手的利益吐出来，面对追讨资金的张德友态度或冷漠、或傲慢，和他“打太极”玩“失踪”。最终，面对有关部门即将追查到他的局面，张德友没有把握住最后的坦白机会，愚蠢地选择了逃亡，结果这一逃就是22年。

谈起逃亡生活，张德友说：“在异国他乡饱受孤独，很无助也很无奈。那种恐惧、煎熬、折磨的岁月，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有苦无处说，有家不能回。”这番话并不是随口一说，其实正是其真实的经历。

辗转到达东南亚某国后，张德友办了当地的假身份证，由于语言不通、身份敏感，他不敢外出活动，只能选择栖身寺庙。据张德友自述，寺庙的环境十分简陋，他只能靠在寺中种点菜卖腌菜和做些素食料理的收入勉强生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甚至要以教徒赠送的食物果腹，日子极为凄苦。

和精神上的痛苦相比，生活上的困顿还在其次。出逃之后，出于对落网的恐惧，张德友每天心里都是“上上下下，忐忑不安”，甚至不敢轻易跟人说话。而对亲人的思念，更让他每天都过得十分煎熬。从这个角度上看，张德友最终归国落网，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而这也更有力的证明了，逃亡注定是一条没有好结果的绝路。

细数起来，和张德友经历类似的外逃者为数不少，其中不乏出逃前级别颇高的官员。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在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处理其弟杨光荣受贿案一个月后，谎称母亲生病，外逃新加坡。然而抵达新加坡后，杨秀珠被投奔对象勒索，只能带着一家四口在远房亲戚的帮助下逃往美国。逃到美国后，她又遭遇了一场官司，最终潜逃到荷兰，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发霉、滴水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绝望透顶。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2005年，她在地下室被荷兰警察逮捕后，反而觉得平静，一身轻松。

尽管外逃贪官在出国时，多半会携带不少赃款赃物，但由于逃亡生活的特殊性质，这些财产注定无法长久维持其生活。湖南省长沙市国土局原局长左天柱逃往美国时，携带了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赃款，似乎可以过得很逍遥。然而，在赃款挥霍完毕后，基本不会外语的他，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只能靠着给殡仪馆背尸体勉强谋生。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是这些官员当初想要的，而这也只能说是自作自受，自讨苦吃。

归根结底，对犯了错误的官员而言，只有向组织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在改造中认真忏悔，才是唯一的正路。监狱里的生活再艰苦，也比颠沛流离、担惊受怕要强得多。以往的案例历历在目，依然潜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还应引以为戒，尽快向有关部门投案自首。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