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偿救援”隐含着这样一种不正当的逻辑，如果不给钱，就不救援――这个结论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就像义务教育必须是强制的一样，公民生命遇到威胁，救援也必须是强制的――而正像强制的义务教育须免费一样，强制的生命救援也应是免费的。否则会陷入一种悖论：我又没有让你救，为什么要救我啊？花钱未经我同意，凭什么让我支付？强制的，自然应该是免费的，否则就是一种强夺和勒索，这正是政府的公共救援应当免费的关键所在。 （本文首发于大鱼号UC名家）

　　吐槽青年出品 　曹林｜文

　　五一前后，来自全国各地多支户外团队来到宝鸡太白山进行鳌太穿越，因遭遇暴风雪，至今20多名驴友失联，2名驴友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记者从陕西曙光救援队了解到，4月30日上山的青海团队7男2女失联；5月1日上山的义乌团队，13名驴友失联；5月1日上山的上海8人团队，其中5人已经安全抵达大爷海，两名男性驴友确定死亡，一名女性驴友至今失联。（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悲剧让人惋惜和痛心，让人反思冒险穿越、挑战极限的代价――但舆论和公众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冒险穿越，不仅个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府救援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茫茫大山，险境重重，救援难度是非常大的，政府为个人的冒险耗费了巨大的公共资源――一些地方对遇险驴友的救援中甚至出现过救援者牺牲的悲剧，救援过程中坠崖遇难。很多人追问，冒险穿越是个人的事，为何要让公众资源埋单？很多地方都有风险提醒，这些人还要逞个人之能去挑战极限，遇险后的救援费用，应该由这些人自己承担。

　　“谁冒险谁承担救援成本”的思维貌似合理，其实是错误的。无论从道义还是法律看，这种成本天然都应由政府承担，这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一种默认的承诺，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竭力去救助陷于险境中的公民。税收法定，收费亦是如此，没有一条法律许可政府可以向公民收取这种救援费用。公共救援应该是无条件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不惜代价，“冒险登山”在道义上也许应受批评，但不能用成本去度量救援。

　　这种救援属于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公共品不适合“谁受益谁付费”的归因思维。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驴友纯粹是自己作死，明明写着“禁止攀爬野山”，明知道有很大风险，却还冒险作死，被困后耗费那么多公共资源去救援。比如当年四姑娘山救援出去上千人次，耗费巨大――这些钱都由政府埋单，凭什么少数驴友的冒险行为，却要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成本？这种质疑是不合理的， 公共品不适合“我受益我才支付成本”的“归因思维”。一个公寓着火，消防救援耗费了很大成本，不能因为你不住在这个公寓，就觉得不应该分担救援成本，这算账是没法这么算的。是的，你没有从这次消防救援中“受益”，但你总可能有一次置于某种险境时而享受某种公共救援，当你享受那种救援时别人也得跟你一起分担成本。

　　这正是公共品之“公共”的内涵，为了基本的生命安全保障，人们需要共担和均分成本。是的，你可能不会像驴友那样去冒险爬山，但可能会陷于其他因为自身不慎而导致的险境中，不能因为“多数人永远不会像驴友那样冒险”就形成一种多数暴力。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事件，一个孩子调皮爬进了一个枯井陷入危险，政府花费很大成本去救援，能因此收取救援费用吗？一个老人因为记忆不好而迷路，家人报警后警方花费不小资源才找回，能因此收费吗？ 再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人准备跳楼自杀，为了阻止这个自杀者，政府动用了大量资源展开救援。是的，自杀者完全是自己找死，可是能够因此向这个自杀者收取救援费用吗？如果向自杀者收取救援费，那自杀者可不可以因拒绝承担救援费而拒绝被救援？

　　救援自杀者都不需要让其承担费用，何况冒险登山并非自杀，而只是一种冒险。一个社会，也适度需要国民拥有这种敢于冒险、挑战极限、不畏艰难的阳刚精神，那样才能探索未知，才有不竭的勇气。 一个社会，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这种冒险和探险，善意地宽容这种有一定风险的极限挑战，而不是斥之为“自己作死”，不是把他们当成一种极大的麻烦。无论如何，救援对政府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麻烦，“营救生命”的意义不能用成本去衡量。

　　虽然很多地方写着“禁止攀爬野山”，但这只是一种道义提醒，从法律看，爬野山并不违法。如果违法了，可以依法惩罚，甚至依法索赔。比如，美国大多数政府和民间救援组织实施的救援行动都是免费的，除非是一些特例，如虚报险情等。美国有八个州已通过可对救援服务收费的法律，但有很多限制和条件，主要针对因违反规定而令自己身陷险境的求救者。有人说，让冒险者支付救援成本，付出代价，他们才会变得理性。其实，“攀爬野山可能丧命”的天然危险已经足以对很多人形成威慑了，无须再通过“承担救援成本”来威慑，这种成本只会形成对生命救援的阻隔。

　　从道义角度看，让遇险者支付救援成本，也会导致可怕的道德风险，让陷入自然困境的人又陷入选择的困境。那可能造成一个很不公平的结果，穷人遇险只能等死，有钱人才能获得救援，遇险者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不敢把生命放在第一位，而不得不衡量成本，要不要报警求救？获救可能会耗费多大的成本？自己有没有能力承担这种救援成本？逼人去在“生命与成本”之间作痛苦的选择，这显然是不正义的。 一个人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应该获得救援，任何阻止公民享受这种救援的安排都是不正义的。生命无价，不能让公民陷于“要钱还是要命”的艰难选择中。

　　“有偿救援”隐含着这样一种不正当的逻辑，如果不给钱，就不救援――这个结论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就像义务教育必须是强制的一样，公民生命遇到威胁，救援也必须是强制的――正像强制的义务教育须免费一样，强制的生命救援也应该是免费的。否则会陷入一种悖论：我又没有让你救，为什么要救我啊？花钱未经我同意，凭什么让我支付？强制的，自然应该是免费的，否则就是一种强夺和勒索，这正是政府的公共救援应当免费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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