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舟抽刀断指，誓死筹建安徽大学

蔡晓舟是近代安徽的知名爱国人士，年轻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将”，是合肥吴山庙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早在1908年，蔡晓舟就参加了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回合肥开办新式学堂，希望以教育唤醒民众，拯救国家。

蔡晓舟深深感到：“查吾皖地居长江中枢，省立中等学校近三十所，卒业者既日增，升学者自益众，不设大学何以造就专门学术之人才”。蔡晓舟认为：安徽虽然人文渊源深厚，但安徽籍知名教授多在外地执教。于是，1921年7月，蔡晓舟联络同道组成“安徽大学期成会”，亲赴北京、上海等地寻求支持。

蔡晓舟（1885-1933），安徽合肥人，共产党员，近代知名爱国人士

1921年7月，蔡晓舟在北京东方饭店宴请在京的安徽政界、商界和学界名流许世英、李国钧、龚心湛、江朝宗、胡适、柏文蔚、高一涵等数十人。在这次宴请中，蔡晓舟慷慨陈词，“报告安徽有设立大学必要之意义”，并抽刀断指，用鲜血书写了“誓死建成安徽大学”八个大字。随后，“由江朝宗、许世英、柏文蔚、李国筠、胡适、高一涵、姚憾、吴复振等二十余人联名函请安徽省长聂宪藩予以提倡”。

1921年9月18日，北京政府派李兆珍任安徽省长，仅8天之后，李兆珍被迫离职。

在李兆珍被逐后，安徽旅京同乡会提出“皖人治皖”的口号，提议由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北京政府采纳了这一意见，任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许世英在接到北京政府任命前夕，明确表态支持筹建安徽大学。

1921年10月，许世英到安徽任省长。一个月后，许世英到安徽教育会发表讲演，强调教育的宗旨是“传播文明，灌输知识”，“论起道理来，国家设立学校，系专为培养人才起见”。同年底，蔡晓舟组建“安徽大学期成会”，“皖中名宿，均被邀入”。

蔡晓舟亲自拟定《安徽大学期成会简章》，以联络同志、促进安徽大学的建立。《安徽大学期成会简章》详细列举了期成会的会务、经费等事宜，“如拟定大学逐年筹备计划，筹集大学基金、经费及开办费等，……，期限以大学正式成立日为止”，并在安庆设立安徽大学期成会总会，在安徽芜湖、京津地区和沪宁地区分别设立安徽大学期成会分会，正式开始筹备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期成会成立以后，蔡晓舟等人积极为安徽大学筹备奔走游说。同时，蔡晓舟计划将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和正在筹备的工业专科学校合并，作为安徽大学的基础，然后，再添文理两科，合为安徽大学。工专筹备处主任刘贻燕对此提议甚为积极，法专校长光明甫也大力支持。

1922年3月，安徽工业专门学校筹备结束，预计下半年开始招生。蔡晓舟、光明甫、王肖山、李光炯等人在省教育会开会，再度提出将法专、工专合并组建安徽大学之事，并议定引入政府教育部门参与，将期成会改为筹备会。

1922年3月20日，经安徽省政府批准，“安徽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由蔡晓舟、刘贻燕、徐光炜任安徽大学筹备处事务股干事，蔡晓舟任安徽大学筹备处主任，具体负责筹备安徽大学。

1923年2月，一直支持创建安徽大学的省长许世英，因遭到贿选议员和军阀余孽的双重攻击而辞职，安徽大学筹备之事遂遭停办，蔡晓舟的“安徽大学筹备处主任委员”当了3年，竟以未“期成”而搁浅，但蔡晓舟始终不渝地坚持要创办安徽大学。

“九一八”事变与安大师生抗日义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安徽大学师生群情激愤，要求抗日。学生方面，成立了安徽大学反日救国团体。教师方面，安徽大学教授多次集会，讨论如何发挥所长，为国尽力，并拟定为省会安庆市各学校以及社会团体“讲演有关此次事变之问题”。何鲁作为省立安徽大学代理校长，多次在公开集会中，呼吁安徽大学的师生要化悲愤为力量，努力学业，理性爱国。此时，学校成立了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鼓励、支持各种抗日爱国活动。

1931年9月28日，安徽大学举行了“九一八事变”后的首次总理纪念周。在全校500余人的集会上，代理校长何鲁作了《救国的责任在青年自己身上》的报告，何鲁校长告诫安徽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值此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之际，作为救国希望的青年学生们应具备觉悟和努力”。

在这次会议上，代理校长何鲁校长首先回顾了日本屡次侵凌中国的历史，指出“二十一条之后，国内军阀橫行如故，济南惨案以后，国人仍无觉悟，现在日本占了东北，一时已无办法，恐怕事过境迁，仍是毫无进步”。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差距与不同之处，何鲁将中日加以对比。他认为“中日同时维新，然而五十年来，日本将欧洲好处都学去了，中国将欧洲坏处都学来了”。日本人在民族性上有一个优点，“能忍辱负重，但其一发则莫之能御”，与之相比，中国人“大事不做，又受不住气”，“一遇不行，就马上变做顺民”。此时的何鲁希望安徽大学的青年学生要善于克制，“不可凭一时感情之激发，平时要各尽其力，必要时准备牺牲”。同时，他强调包括青年在内的全体国人首先要立志不做亡国奴，“各尽其力，各尽其智”，同时要寄希望于自己，不要寄希望于别人，“要重于责己，不要重于责人”，如果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那么，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了。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引起各地民众的不满与抗议，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早日发兵北上抗日。在此热潮之下，各地大学生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积极加强军事训练，并向政府请愿要求发给服装军械。何鲁作为一位极具爱国心、态度开明而又宽容的校长，在对安徽大学学生的爱国热情与行动表示赞同的同时，积极向省政府报告，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诉求。

1931年10月8日，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在何鲁的主持下，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胡秉初、桂运昌、张孝如、曹配言、童冠贤、郑子慷、许维继等人。与会者主要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修正由曹配言先生起草的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宣言。第二，通过10条宣誓口号。第三，请学校在紧急时期定《飞机报》1份，以便及时掌握最新动态。第四，推举张孝如、胡琦、陆善谨3人为常务委员。第五，向市民大会建议集体向省政府进行请愿抗日。第六，拟于10月10日成立安徽大学学生抗日义勇军。

1931年10月10日，安徽大学正式成立学生抗日义勇军。

1931年10月10日，

安徽大学学生正式成立抗日义勇军

1931年10月14日，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善谦、许维继、曹配言、张孝如、胡琦、胡秉初，由代理校长何鲁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下事项：第一，由本会选派代表4人向省政府请愿，请求拨给本校义勇军军装、军械，同时，派主任教官桂运昌前往南京向训练总监部进行交涉。

第二，规定以后每次总理纪念周专家的演讲词均须汇集成专册，出版刊行。第三，由交宣股负责在省会安庆市区举办游艺活动，进行募捐助赈。第四，建议学校图书馆开辟满蒙专题研究室。

1931年12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电报，令安徽大学行政当局劝导学生不要赴京请愿：“安徽省立大学鉴，沪杭等地及北平、清华大学学生来京请愿，经国民政府主席剀切训诫，各该生等业已分途返校，际此国难当前，政府决心御侮之时，各校学生勿得再来京请愿，致荒废学业，仰各校、院长等切实负责，劝导为要”。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来电反而坚定了安徽大学学生赴京请愿的决心。1931年12月8日，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请由本会电促蒋主席，克日北上收复失地，并赠旗欢送，电文内应限蒋主席即日出发督战，否则，当联合国内各大学，亦行来京作总请愿案”。会后不久，安徽大学爱国学生代表李大昶等人在学生中发起赴京请愿签名，有200余人签名，愿意赴京请愿。

1931年12月10日，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集体决议赴京请愿。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向该校校长何鲁，请将个人之图书馆保证金退回作为路费”。对于学生的请求，何鲁当即召开第十次行政会议，做出如下决议：“先行劝阻，如无效时，对于请愿学生，应请校长召集训话导严守秩序，勿违背爱国本旨”。同时，“对于留校学生，自本日起至十七日止，除加紧军事训练外，暂将普通课程改为特别讲演，每日定为两小时”。这些讲演大多是请校内外专家，围绕抗日主题展开，涉及到国防知识、经济安全、边疆问题、国际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何鲁校长的支持下，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积极行动，利用自身优势，在省城安庆组织游艺募资赈济灾区，同时，大力宣传日本侵略暴行，唤起民众觉悟。

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游艺赈灾施放寒衣

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还邀请著名文学家、作家、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大杰，专门为学生编写了抗日爱国题材剧本《新婚之夜》，由安徽大学女生表演。该剧主要反映日军侵占东北之时，爱国志士舍小家、顾大家，离别新婚妻子，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情形。

1931年10月13日下午，《新婚之夜》在省城安庆新舞台进行公演。安徽大学的师生表演极为生动、逼真，“演至将举行分别新婚妻子时，悲愤陈词，旁观者多为泣下”。紧接着，由安徽大学男同学表演的《胜利的死》，该剧也是由安徽大学教授刘大杰创作，这部剧“动作敏捷，表情深刻，博得掌声不少”。随后，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特邀嘉宾戴少波女士登台演讲，“痛陈济南惨案，形容尽致，听者咸为动容”，整场演出进行到下午六点才结束，在省城安庆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还派出口才好的同学，到省城安庆市区繁华地段向群众举行公开演讲，组织化妆表演队，以及乡村宣传队，深入城镇乡村，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安徽大学《新婚之夜》公演后

全体演职员合影

1935年7月，李顺卿出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安徽大学师生以多种方式，再次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5日，李顺卿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痛陈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抨击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径，告诫学生：“中国的四万万人口中，只有四万多大学生，而诸君是这四百兆人中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分子，得天独厚，所以，我们维护这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也就特别的大了，诸君应迅速振作精神，努力担负起这伟大的使命”。

1936年11月15日，占据察哈尔北部的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傅作义将军指挥中国军队奋勇作战，将日伪军一举击溃，取得绥远抗战的重大胜利。胜利的捷报，令举国振奋。11月24日，李顺卿率全校师生致电慰问傅作义及参战中国军队，并发起捐款，慰劳绥远将士，“共捐720.1元，已先后送达地方银行查收转汇前方，全体学生亦正在自动捐款，情形极为踊跃”。安徽大学师生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守卫绥远的中国官兵。傅作义将军亲自复电安徽大学表示感谢，“予以筹募援助，三军闻命。益壮盛威，自当勉为激策，奋勇杀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性的抗战爆发。安徽大学再次组织捐款470.53元，以慰劳前方将士，得到军部复电感谢，并要求全体同学积极锻炼，“同一个士兵生活一样”，“教职员中凡年富力强的，也应该参加此种生活，同时更希望诸位教授在课余时间，各尽所能多为国家服务。例如，文学院的教授可以出来训练如何向民众宣传，如何来组织及指导民众，亦可多写点救亡图存的文章；理学院的教授可以出来指导民众作救护或防毒等工作；农学院教授应努力研究生产运销军粮之供给等问题”。

1937年9月25日，安徽大学成立战时后方服务队，下设宣传、警卫、纠察、交通、救护、防空与消防、募捐与慰劳等7个班，负责采访情报、辟除谣言、清查户口、侦查间谍、检举奸细、募集捐款、慰劳受伤军民等工作，并要求“每个同学均须认定参加一班”，同时，还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还有部分学生组织抗日后援会，深入各县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帮助组织农民抗战协会和妇女抗战协会。

1937年11月，鉴于形势日益紧张，安徽大学被迫停课。1938年1月13日，安徽省政府办公机关由安庆迁往大别山腹地的金家寨，全省社会秩序大乱。由于战局恶化，日寇逼近，李顺卿校长只身前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催促政府拨付安徽大学西迁费用，部分教职员工先后离校，校务陷于停顿。至1939年夏，安徽大学移交的各项手续办理完毕，部分随学校西迁的学生被送至武汉大学就读。还有一部分学生溯江而上到了重庆。经教育部流亡学生处登记后，分派在四川大学就读”。所遗图书18万册（套）和教学仪器分别移交重庆国立编译馆和湖南省涟源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至此，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和办学水准的安徽大学，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被迫在创建12年之后停办。

安大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大学复校会议。安徽各界人士再次呼吁恢复安徽大学，并改省立为国立。

1946年1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恢复重建安徽大学，改省立为国立，重建后的安徽大学直属教育部，即“国立安徽大学”，并组建国立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3147号训令陶因为国立安徽大学校长。11月6日，陶因正式到国立安徽大学就任校长。

1946年，国立安徽大学成立初期，从南京临时大学转入国立安徽大学的学生中有李昭定、刘玉浦、尤继安、朱蒋生与蒋秉圻5名中共党员。1946年9月，中共南京市委学委将他们组成中共安大支部，由李昭定任支部书记，刘玉浦任副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学委对国立安徽大学党员的要求是努力学习，提高觉悟，个别教育，扩大影响，不进行组织发展工作。中共安大支部的任务是搜集情报，进行宣传，团结广大师生，迎接安庆解放。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学委下属成员张燮文、殷启辉也领导了以国立安徽大学学生基群为主的进步学生群体，与中共安大支部密切联系，在国立安徽大学开展了爱国民主运动。

国立安徽大学民主墙

为了扩大进步力量，中共安大支部积极组织读书会。刘玉浦负责国立安徽大学校内的读书会活动，发起成立了“菱湖学会”、“废名社”、“晓钟歌咏队”等文体团体，介绍进步书籍，宣传外地学生运动情况，引导国立安徽大学学生关注时局。在其影响下，国立安徽大学《北星学报》、《滨江旬报》、《号角》、《怒吼》、《学刊》等社团刊物都越来越进步。

中共安大支部还经常组织国立安徽大学学生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苏联见闻》、《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李昭定还在怀宁简易师范、安庆高职等学校组织读书会，带领学生秘密阅读《世界知识》、《青年人生观》以及鲁迅、高尔基等人的著作。

1946年11月至12月间，中共安大支部发起并支持进步学生对学校膳食团进行查账，虽然在重重阻碍下未能彻底查清账目，但揭露了由青年军复员学生把持的膳食团的贪污行为，国立安徽大学因此决定改由各院系代表轮流组成伙食管理委员会。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各大高校的反美运动的高涨。在中共安大支部的组织下，国立安徽大学学生举行集会，张贴传单，强烈谴责美军暴行，要求美军立即从中国撤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47年5月20日，蒋介石向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央大学学生和沪苏杭学生代表5000余人在中央大学操场集合出发，并与金陵大学学生汇合。当天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之日，国民党当局在首都南京布下重兵，严阵以待。集会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有500余名武装宪兵和警察强行阻止通过。宪警抢夺、撕毁游行学生的旗帜和标语，用皮带、鞭子、木棍等殴打学生。这场反动镇压，重伤19名学生，轻伤104名学生，并有500余名学生遭到毒打，还有28名学生被捕。同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两校学生也发起游行，也遭到了特务的殴打，许多人受伤。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

“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国立安徽大学学生义愤填膺。刘玉浦、尤继安、朱蒋生等人在学校张贴标语，刻印传单，呼吁声援“五二〇”惨案。

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反战民主运动。北京大学学生呼吁全国高校在6月2日举行总罢课，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国立安徽大学学生积极响应，6月2日凌晨，朱蒋生、基群等学生在校内张贴《反内战总罢课宣言》和《“六二”告同学书》，北星学会的成员钱千、张樾等同学在教学大楼楼前发起罢课签名运动，大批学生在罢课宣言上签名，阮有秋、潘怀素、朱剑农等一些进步教授也退堂罢课，表示支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运动在国立安徽大学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农学院相继展开。

1948年5月，国立安徽大学的学生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为争取民主管理学校，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公仆”竞选团的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军复员学生，“民主”竞选团的成员主要是三青团员。中共安大支部组织了一批进步学生组成“大公”竞选团，同“公仆”竞选团、“民主”竞选团竞争。

“大公”竞选团提出“无党派、无背景、无津贴”，“民主、自由、进步”，“改善学生福利，促进校政革新，增聘知名教授，增加教学经费，充实图书设备”等竞选口号。尤继安动员组织“大公助选团”，采用快报、墙报、漫画、歌唱等方式，大力宣传“大公”竞选团的口号与主张。最终，“大公”竞选团获得胜利，组成了国立安徽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由赵剑鸣任主席，石诚、辛澍苗任副主席，尤继安任秘书长，张樾任学术部长，杨明琛、边淑贞任宣传部长，钱汉精、蒋年第任服务部长，汤代华、邓同义任生活福利部长，胡乾正任交际部长。

国立安徽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创办了《安大新闻》会刊，宣传爱国民主思想，鼓励大家积极参加民主管理学校，积极投入爱国、反战、民主运动。

“大公”竞选团参加学生自治会竞选（一）

“大公”竞选团参加学生自治会竞选（二）

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国立安徽大学一些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7年4月，化学系进步学生冯璋因屡屡公开抨击国民党统治，引起特务注意，被秘密逮捕后活埋于安庆西门的地藏庵。

1948年11月，经济系学生纪增辉因参与进步活动，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逮捕，投入迎江寺前的长江中杀害，牺牲时年仅23岁。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国立安徽大学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悲壮一页。

纪增辉烈士殉难处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安庆，进驻时，受到了国立安徽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并有一批学生参加解放军，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了宝贵的力量。此时，国立安徽大学师生共推外语系主任郑启愚为护校委员会主任，负责保护学校。随后，中共安庆地委派人临时接收，护校委员会自动解散。

1949年6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首席军代表靳树鸿、副军代表黎洪模、军代表郑玉林和朱荃到安庆正式接管国立安徽大学。

1949年6月，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