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郑土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刘大先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
张亚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
邵 岭 本报记者
传统节日的源起与农时息息相关，今天，当整个社会都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如何让城市里的年轻人产生对传统节日的亲近感，让传统节日更多地进入城市生活，关系到传统节日在未来的延续与发展。今天我们继续刊发“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与时代表达”系列圆桌谈，与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编者
以现代转化为传统节日赋值
主持人：上一期的圆桌，专家们都谈到，传统节日来自于古人生活。那么要让传统节日更好地活在当下，恐怕也需要让它们回到生活中去，尊重它们在今天生活中的一些新形态。
郑土有：我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谈论年味到底有没有变淡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年味淡是一个伪命题。传统节日的形态一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
比如说压岁钱，最初的时候压岁钱是不能用的，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只能佩戴不能使用。后来变成可以用的钱，到现在变成直接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发。再比如年夜饭，传统的年夜饭不仅要在家里吃，而且要把大门关起来在家里吃；后来随着下馆子越来越普遍，人们发现去饭店吃年夜饭很好，可以省去餐前餐后的操劳，于是许多宾馆饭店推出了年夜饭业务，一时成为时尚，还要提前预订，订晚了都排不上；到了最近一两年，年夜饭又逐渐回到了家里的饭桌上，因为很多人觉得在饭店吃虽然省力，但是家庭团圆的气氛没了。于是出现了饭店提供半成品的新业务。这就是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在不断地选择过节的方式，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刘大先：郑老师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恰恰是传统节日的活力所在。这些年大家可能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传统的活力实际上是产生在它的效果之上，传统节日只有跟节日的主体——也就是民众——依然发生密切的关联，才是活着的节日。这意味着不应该把传统节日本质化，说这个节日它就应该这样，春节就要吃饺子或者放鞭炮或者怎么着。
节日究其根本而言，有别于我们的一般讲的生理时间或者物理时间，而是一个社会时间或者说文化时间，是常态化时间当中的例外状态，均质化时间中的特殊时间。这一点无论对古代还是现代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尊重它在多方合力之后展现出的当下的形态。这是我们在讨论让传统节日更好地活在当下时首先要秉持的一种态度。
主持人：的确，只有接纳新的时代内容，才能有新的时代表达。上一期的圆桌里几位专家谈到，在千百年的传续过程中，传统节日实际上累积了各种文化要素。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又可以为传统节日注入什么新的内涵，让它能够更加丰厚地传下去呢？
郑土有：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化。黄涛先生曾经在《开拓传统节日的现代性》一文中提出，传统节日不应该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奇风异俗。节日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元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传统节日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来不及更新、跟不上时代变化，这种时候就需要有外力来推进其现代转化的速度，为传统节日赋值。
比如重阳节。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把重阳节等同于老年节。事实上，重阳节最初的功能是禳灾辟邪，直到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才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件事这么顺理成章呢？因为“九”与“久”谐音，寓意长寿，所以它从产生之初就包含了祈寿、求健康的元素，许多民俗活动也都与此相关。正如民间所说：“九月里，九月九，爬山登高饮菊酒，戴上茱萸辟邪恶，吃了花糕多长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些地方逐渐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倡导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可以说，从重阳节过渡到老年节，这种演变符合传统节日“现代转化”的规律和内在逻辑，具有合理性；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就容易在民众中普及，是传统节日“赋值”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以文化自觉重建传统与生活的关联
主持人：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阶段性小结，很多传统节日在最初出现的时候，都是对大自然节奏的一种顺应，不管是登高也好，驱虫也好，都是与时令相契合的民俗。之后就像专家们说的，人们不断为其赋予文化要素，使其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但是今天，当我们讨论如何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节日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正是因为传统节日的文化积淀带给他们一种不可承受之重，让他们有些敬而远之。如果把原初的那些玩乐传统恢复出来，或许是一个拉近他们与传统节日关系的有效途径。
张亚光：主持人提出的这个角度我非常认同。比如那些过洋节的年轻人，他们是了解并认同洋节背后的文化含义所以喜欢过洋节吗？恐怕未必如此。他们更在意的是借着过节的名义玩起来、嗨起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正因为对传统节日怀有敬畏之心，所以他们不敢造次，不敢解构。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对年轻人过洋节进行引导，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年轻人喜欢过洋节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借鉴。就像前面大先老师说的，无论古代还是当下，节日都是常态化时间当中的例外状态。这个常态化，古时是农作，今天是工作，本质都是劳动，劳动者都需要在节日里得到放松和娱乐。以此来反观当下，只能说我们在传统节日里提供给年轻人的、能够满足他们表达需求的文化和精神产品太少了。你得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把传统节日包装起来，赋予它一些新的含义，一种新的表达。比如是不是可以结合年轻人对于动漫、cosplay等二次元文化的喜爱，在传统节日期间设计和推出一些相关活动，让他们把传统节日当动漫节来过呢？
主持人：这个事情由谁来做？
张亚光：我想借用林毅夫老师的一个观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政府的有所作为，体现在对年轻人的价值观引导和对商家的政策引导上。比如政府完全可以出台一些带有导向性的复兴传统节日的政策或者规划，资本和商家会非常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并且迅速跟进。接下来的具体措施就可以靠有效市场来完成。
这里就要讲到假日经济。假日经济不仅是拉动消费的需求，其实也是人民群众假日生活的需求，而且由来已久。杨联升先生曾经统计过，唐代一共有53个节庆日，每到节庆，大家外出游玩，商家就开始营业了，整个街市熙熙攘攘。我们在不少古典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以来，节假日就是给商家提供了非常好的营销卖点和营销资源。今天提到文化产品或者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总是言必称IP，其实传统节日本身就是一个IP，我们开发得还远远不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怎么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也遭遇了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她用了一个词，叫“支离破碎”。文章中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计算和理性替代了对于传统和亲情的重视。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现代经济同样为传统文化——具体到今天的议题，就是传统节日——的复兴提供了手段。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用好这个手段。
郑土有：的确，商业的介入有利于推动传统节日的普及和复兴。正如我们反复说到的，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仪式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其复兴需要政府、学界、媒体、商界的共同参与，商界无疑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体验，比如每到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商家就会布置一新，为百姓提供充足的节日物品，比如春节的年货、元宵的汤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等等，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经济效益，但客观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对于传统节日的传承无疑是有益的，毕竟物质是文化的载体。至于商业介入会不会超出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我前面说的年夜饭的变迁恰恰可以说明，传统节日不仅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也有自我纠偏的能力。每当商业介入超出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时，这种纠偏功能就会发生作用。
当然我也很认同亚光老师说的，传统节日在今天的复兴，除了商家提供物质产品之外，还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和提供文化产品，才能满足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刘大先：今年的重阳节我正好在四川一家酒厂参观。原来我关于重阳节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于王维的那首“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到了酒厂后，重阳节从书面走向了现实，但是这个现实不是登高，而是酒厂在这一天举行了下沙仪式。所谓下沙，就是将高粱米拌上酒曲，投入到发酵的罐中。因为高粱颗粒细小，堆在地上就跟沙一样，所以叫下沙。仪式背后有一个传承悠久的工艺，叫做“端午制曲，重阳下沙”。
这件事正好可以呼应前面亚光老师说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思路。酒厂举行下沙仪式，说明商家也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希望将传统文化的内容注入到当代商品的生产当中，使商品更加富于文化价值。这可能也是传统节日当代价值的一种显现。事实上，当代很多商业活动或生产型的活动，都会复活一些可能已经失去了原初功能的节日。比如文化旅游使得巴厘岛的很多传统仪式得到重塑，就是传统在当代转化的鲜明例证。
传统节日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归根结底要指向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包含着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几位老师也都讲到了，是政府的自觉，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比如设立国定假日，让时序变成制度，使民俗变成法规。第二个层面是教育的自觉。如果我们想把传统节日传承下去，除了民众的自发行动，还要有学校和媒体参与进来，因为每一个节日背后实际上都关系着一整套的风物、传说、故事、历史渊源以及审美价值。对于普通大众来讲，需要这样的本土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知识的相关教育，学校和媒体在这中间起的作用就非常之大。第三个层面就是产业的自觉。节日的经济功能在当下受到广泛重视。一旦节日要成为创意产业的对象，那显然需要舞台，要跟景点相结合，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宣传，跟旅游和观光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节日的重新发明与再生产。这三个层面的自觉最终作用于第四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主体的自觉——节日的主体不是别人，是最广泛的民众。重建民众生活与传统节日的关联，才能真正让传统节日在当下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