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二〇二一年的最后一天。明天，二〇二二年的太阳将照耀整个世界。
无疑，二〇二一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这一年，解放周末对话/专访版共采访了五十一位人物，我们选择其中四位进行了回访。他们的回顾与展望，或许并不只是个人的感想，而将成为时代的记忆与集体的期盼。
好传统、好作风，始终不能丢
对话人物 李宏塔
李大钊之孙，“七一勋章”获得者。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专访回顾
解放周末：您如何看待“革命之后”这个身份？
李宏塔：曾经有人问我，李大钊、李葆华一定给你们留了不少家产吧？我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事实上，不管是从祖父还是父亲那里，我们学到的、传承的是“牢记革命传统”。“革命之后”带给我更多的是责任感，而不是一种光环。它时刻提醒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一根红绳系三代 一种家风传初心——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大钊之孙李宏塔》，本报记者夏斌采写，2021年7月2日刊登）
年终讲述
2021年，对我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年。无论是6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七一勋章”的那一刻，还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历史性盛典的那一刻，我都激动万分、心潮澎湃。
正是无数和祖父一样的革命志士，在惊涛骇浪中坚定前行，使星星之火顽强不灭，让历尽劫难的中华大地换了人间。今天，华夏大地欣欣向荣，祖父百年前的梦想，如今已经实现。
在这一百年间，多少前辈付出了血汗，甚至牺牲了生命。跟他们比起来，我仅仅是做了一名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我长期在民政领域工作，民政工作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虽然干民政是辛苦的，但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少几分痛苦，何乐而不为？退休后，我仍然担任中华慈善总会顾问。慈善工作是直接为最困难的群众服务，能为慈善事业尽心竭力是我晚年的一件幸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把历史故事讲给现代人听、把革命故事讲给年轻人听，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也是我退休后一直在做的事情。
前几个月，我陪夫人来上海看病，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还去了上海大学。98年前，在上大的讲堂里，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深情寄语青年学子：“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这次，我为上大师生作《李大钊清廉家风代代传》专题报告，回顾了祖父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的优良家风，也讲述了自己追随祖辈、父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一些人生经历与感触，希望能对今天的青年学子有所启迪。
说到上海，我和上海也颇有缘分。12岁那年，我跟父母来到上海，读了一年小学、一年初中，至今上海人讲话我都能听懂，还能说一些上海话。那个时候，全国还是比较困难的，上海的经济已经相对活跃。印象中，徐家汇的农贸市场里，鸡、鱼、肉、蛋什么都有。上海与安徽同处长三角。如今，在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两地合作交流更加紧密。希望上海这个“龙头”能全力引领，安徽也能强势奔跑，为国家积极探索新发展格局。
新的一年，从国家到个人可能会面临许多挑战。我认为，挑战越多、压力越大，好的传统、好的作风越是不能丢。对我们党而言，群众路线更是不能忘。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调动起来以后，一定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2022，“双减”还要更加努力
对话人物 黄玉峰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原上海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
专访回顾
黄玉峰：我不否认，现在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也有不少优秀的教师，他们也用心地在教，学生也有收获，但机构丛生这个现象是有问题的——他们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教育战线，但他们毕竟是为了“分”，而不会考虑“人”。
解放周末：两条战线看似互补，实则互相竞争。
黄玉峰：是的。过去，学校教育之外没有另外一条教育路径，需要通过课外辅导提高的学生占比很小，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基本面。但现在，无论是参与课外辅导的学生数量，还是投入这条战线中的资源、资本，已经相当巨大，合在一起就构成一股破坏正常教育生态的力量。由于校外培训有利可图，一旦缺乏监管，很多不具备资质的机构会像毒蘑菇一般生长出来，鱼龙混杂。这就更麻烦了。
（《教育当为之计深远——专访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本报记者柳森采写，2021年6月4日刊登）
年终讲述
2021年对于很多我这样的基础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难忘的一年。
“双减”一纸令下，勒住了补课狂奔的缰绳，遏制了培训机构无序扩张。孩子们都“玩”起来、动起来了，作业量减少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整个中小学气象为之一变。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升学压力还在，人们的焦虑并不会因“双减”而烟消云散，而只要大家心中的焦虑放不下来，学生们的负担和忙碌就很难从根本上改观。我就亲眼见到，一些学生的周末补习班被转移到了平日放学后，与学校作业叠加，他们在周中的日子里反而更忙碌了。
可见，要达到“双减”的预期目标，学校、学生、家长都有一个提高认识和适应的过程，学校、学生、家长、社会都须更加努力。
对学校来说，课程怎么设计、怎么执行、如何让家长对学校课程放心，是新的考验。如何精细化、高效化地设计作业，也是学校必须研究的课题。对于学生作业减少甚至不再补习后会遇到哪些新困难，学校也要研究如何提供帮助。
对学生来说，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习动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从原先过度依赖课外补习机构、追捧补习班的提分秘籍，变成自己寻找学习的方法、学会自己指导自己。
至于家长，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特点、资源、优势，结合孩子的兴趣特长，尤其是孩子实际的“学习力”，带着一颗平常心，尽早意识到孩子的职业选择，而不是不切实际地一味要求孩子考名校。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双减”对学生、家长和教师来说，都是一个机会。把握住了，适应好了，孩子们就能学得更好、变得更优秀；适应不好，还是停留在过去靠补课刷分的旧习惯、旧思维中，不但不会出成绩，还可能会很痛苦。
我以为，要巩固“双减”的成果，关键是评价体系的改变，也就是“指挥棒”的改变。指挥棒不改弦更张，教育的初心是难以达到的。就以语文学科为例，一定要改变“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的考试格局，提高命题的信度和区分度。否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减”就很难治标又治本。
与此同时，在社会舆论上，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言必称“内卷”、滥用“学霸”“学渣”、过度关注“高考状元”“985”“211”……这只会对焦虑的情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利于“双减”的真正落实。
回望2021年，教育改革已迈出了一大步。但教育要真正走上正道，任重而道远。相信通过学校、家长、学生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教育会一点点变好。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发自内心的共同期盼。
2021，感受“觉醒的力量”
对话人物 龙平平
《觉醒年代》编剧，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第三编研部主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原创编剧奖获得者。
专访回顾
解放周末：《觉醒年代》讲述的是1915年到1921年的历史。重温这段历史，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龙平平：近代中国的主题可以说是“赶上时代”。《觉醒年代》的剧本和小说都是从“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强敌”这个基本判断讲起的。
三千年，曾经是荣耀，突然变成了包袱。背着它追赶时代，步履艰难是必然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用75年的时间向西方学习，试遍了各种药方，直到1915年才找到了“民主”“科学”两位先生，通过思想启蒙，跨越了从农耕传统到现代文明的门槛。
《觉醒年代》中有一句话：民众的思想一旦觉悟，旧的社会就失去了根基。一个国家的觉醒，标志是找到“赶上时代”的正确道路。新文化运动让中国人认识到，封建主义救不了中国；五四运动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正是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最先进的一部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沟通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专访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作者龙平平》，本报记者夏斌采写，2021年10月8日刊登）
年终讲述
今年一年，我都生活在“觉醒年代”里。多年前灵光乍现想出来的一个电视剧片名，居然成为2021年排名第一的网络用语，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
一年来，我每天都被国内外观众通过各种途径表达的感悟所感动。《觉醒年代》首播期间，我看到青年人不断发出“催更”的呼声，在优酷、爱奇艺、B站等平台上看到不计其数的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弹幕；清明节那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烈士墓前堆满了鲜花、誓言；合肥的一条延乔路屡屡被送上网络热搜，陈延年、陈乔年成为当代青年议论、学习、崇拜的楷模。这些，都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觉醒的力量”。
有人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青年们回答：“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当代青年用自己的语言，把《觉醒年代》要表达的主题升华了。一部电视剧把100年前的90后、00后和今天的90后、00后的思想沟通了，伟大建党精神得到当代青年的认同和传承，真是一个最大的惊喜！
除了电视剧《觉醒年代》，最近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部近70万字的小说，原定今年10月中旬出版，《解放日报》和《中国作家》都作了较大篇幅的转载。安徽省委宣传部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根据有关领导的意见，在付印前又将书稿请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先生组织文学名家重新审读一遍，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和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又进行了一次近两个月的统改。
我特别要感谢上海这座红色大都市对《觉醒年代》的厚爱。一年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东方卫视等媒体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对《觉醒年代》作了宣传报道。我也有幸多次和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师生以及上海党史、新闻、影视界的朋友们进行过深入交流，进一步认识到党史研究者和影视编剧的责任、价值。
我愿意继续用笔去书写历史人物，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让他们活起来，走进当代人的心中，让历史上的英雄成为当代青年的朋友。
我为新一年选的词，是“疗愈”
对话人物 谢斌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
专访回顾
解放周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时刻都在盼望着疫情的结束，但病毒仍然没有停止变异。这可能会导致哪些负面心理后果？
谢斌：不知道自己是否安全、是否会感染，是导致紧张和恐慌心理的主要原因。从去年初到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套防疫、抗疫的经验，大众对这些防疫措施建立了信任感。在当下，专业防疫力量“跑在病毒前面”，大众只要“紧跟在防疫要求后面”就好，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规定、认真做好个人防护，有助于在内心构建起一种托底感。
在做好日常防护的基础上，如果仍然感到紧张焦虑，可以适当屏蔽一些与疫情相关的信息，不要去信谣、传谣。“增加生活的仪式感”“试着拥抱负面情绪”……去年疫情最严重时期，我们建议大家的调节情绪的方法现在仍然可以尝试。
在恐慌、焦虑、紧张之外，疫情的持续还有可能引发另一种情绪，那就是倦怠感或疲惫感，有点类似于职业倦怠，但又不完全一样。这种倦怠来自已经为抗疫付出了长期的努力，却看不到终点与回报。担心病毒会再卷土重来，长期处于“吊着”的心理状态，导致有些人提不起精神来，人像被掏空了一样。现在，全球的精神卫生和心理专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找到那支“心理疫苗”——专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谢斌主任医师》，本报记者陈俊珺采写，2021年8月20日刊登）
年终讲述
回望2021年，我会选一个词——“忐忑”。
全球疫情迁延不愈，我国的常态化防控警钟长鸣，各地输入性的本土疫情此起彼伏。经过2020年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后，人们盼望的春暖花开并没能如愿完全绽放。责任、勇气和憧憬被不确定感、倦怠感、孤独感裹挟着，让人们难免纠结煎熬。
“被疫情偷走的这两年”让许多人持续经历人生中的寒冬，真切感受到所谓“心理问题”即便还没进家门，也至少来到了门口，离自己并不遥远。焦虑、抑郁、睡眠问题、应激等专业术语日渐成为普通人的谈资。与此同时，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老年人情绪和认知问题等持续受到高度关注。“鸡娃”“内卷”等承载一定负性情绪的热词与心理韧性、心理解压、危机干预等学术概念相伴并引发共鸣。
“宛平南路600号月饼”和“600号画廊”的一夜出圈，多少反映了人们试图借轻松诙谐的网上“狂欢”，寄托对更有温度的专业服务的期望，并稍稍消解对自身或周围亲朋好友心理健康的担忧。
站在岁末，我为2022年选的词，是“疗愈”。
基于对人类迎战瘟疫从无失败记录的信心，尤其在始于年尾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肆虐全球以来，一些国家及其民众显出了对疫情更谦卑、更尊重科学的迹象。因此，相信明年我们的整体心态会从忐忑中渐趋平复。
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一些人将会在跌跌撞撞中逐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直面内心，坦然接受包括专业心理服务在内的各种帮助，妥帖安置精神上的伤痛、校正曾经偏离的认知角度，把被疫情“偷走”的两年权作储蓄梦想的两年。
疫情中遭受重创或心身俱疲的部分群体也会在喘息中获得疗愈，在唤醒后重新出发。许多人则将从失落中获取经验和力量，或从谷底跃起，或换根跑道发力，实现创伤后的加速成长。
焦虑、抑郁的成人和孩子还可能惯性增加，但增长势头会趋于平缓。心理上的“主观幸福感”将引领后疫情时代普遍的追求，“心理韧性”的强化将成为社会和个体心理重建的重要基础，脑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将持续提供心理成长的助力和支撑。“解压”也将从理念转化为切实的行动甚至产出成果：
不确定导引出更多团结和稳定的力量，忧伤激发出更多自强和尊重生命的欲望，倦怠催生出更多人性和心灵关怀的微光，孤独孕育出更深邃的精神和文化食粮。
2022年，希望人人有更多出彩的机会。每个未能起舞的日子，也都值得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