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参加四川彭山崖墓发掘时考古队员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吴夫人)、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山东安丘人,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伦敦大学,师从李济和叶兹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专业。他在清华读书期间,确定了毕生从事考古的志向,最终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者,中国史前考古学及西南地区史前考古事业的开拓者。抗战胜利后,他情系桑梓,返回母校服务,正多方筹措,有所作为时,却因病而英年早逝,未能尽展其才,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国难当头
忍痛辞职
1944年中国的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战争的残酷和折磨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备受煎熬,面对如此困顿的局面,幸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惨淡经营,研究所仍艰难地维持着研究工作,为读书人保留了一张安静的书桌。但中国第一个在西方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在英国得到多年训练和学术熏陶,已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第一流考古学家的吴金鼎,正打算辞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放弃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
作为前途无量的考古专家,吴金鼎原本不必投身于战争,但是内心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忍不住的关怀,使其面临一种难以割舍的纠结、矛盾心情。七年前的考古兄弟尹达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奔赴延安,参加抗战。而现在日本侵略军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吴金鼎内心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使其不能安心做纯粹的研究工作。他最终也未能按捺住自己的爱国热忱,放下心爱的学术事业,服务于抗战。傅斯年因爱惜人才,屡次劝吴金鼎不要辞职。吴在回复傅的信中写道:“……当前国家情形至如此地步,而两先生所处境地又如此窘苦,鼎扪心自问,不忍偷安。幸贱躯顽健,牵挂尚少,再三思考,现已决意投身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以申素愿……”他最终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吴金鼎爱国情怀的滋生,与其成长的经历密切相关。
清华国学院
确定一生的志业
吴金鼎,1901年生于山东安丘。幼年家贫,父母无力供其上学,最终由外祖母支持得以就学,所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吴金鼎知道机会难得,因而学习努力,勤奋刻苦,1919年考入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吴金鼎虽在齐鲁大学接受了四年高等教育,但此时似乎还没确定终身从事的职业。
1926年吴金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随李济攻读人类学专业。吴金鼎受导师的影响,确定了毕生从事考古的志向。吴金鼎回忆:“当李济博士在夏县史前遗址进行发掘时,我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济博士将其发掘所得的遗物带回大学。从典型器物的展览以至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在茶话会中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吴金鼎没有写出毕业论文,未能取得毕业证书,因为在清华并没有机会从事考古发掘,戴家祥说:“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但在清华的一年他还是接受了科学的学术训练和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方法,为其学术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清华重视外语的学习,这一点影响到吴金鼎,戴家祥说吴氏“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陈寅恪称赞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吴金鼎无法参加考古实践,他就跟随李济学习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山东人体质作为研究课题,并与全国人体作比较,从而找出山东人异于他省的原因,这就迈出了他学术研究的第一步。
发现龙山文化
找寻中国文化源头
1927年,吴金鼎离开清华。因为“山东跟其他中国北方省份一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遗迹”,他决定返回母校齐鲁大学任教,希望有机会在母校从事考古工作。教课之余,吴金鼎对济南以东的平陵和城子崖进行了6次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更坚定他专攻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方向。
吴金鼎在《平陵访古记》中解释了他坚定人生志向的原因:“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即城子崖),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1930年的齐鲁大学并不具备考古发掘的条件,吴金鼎就把发现遗址的消息告诉了导师李济。此时的李济已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主任,其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正陷入困难而无法进行,“适值吴金鼎在山东考古调查叠有发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田野工作队的活动,在这一年,也就由河南移到山东去了。”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呈现在世人面前。吴金鼎凭其丰富的考古知识,“成为发现龙山文化的第一人”。
吴金鼎确定一生的志向,即专攻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原因,是为中国文化找寻源头。原来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以他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彩陶文化由西方向东逐渐传播而来的假说,其以考古证据支持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深深地刺痛了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知识界如何在事实上给以分析和批驳,城子崖的发现无疑为中国学者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激励了中国学者进一步探求中国文化起源的信心。李济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一个新阶段。”
这一年吴金鼎由李济介绍转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多次参加研究所在山东、河南等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吴金鼎的视野宽广博大,他要以世界的眼光来关照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吴氏决定出国留学,去国外学习先进的考古学知识和技能,以便为中国文化寻找到源头。最终在傅斯年和当时的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帮助下,由山东省公派赴英留学。
1933年吴金鼎入伦敦大学随叶兹教授专攻考古学。他认真完成所有的理论课程,参加英国各地的田野考古工作,参观博物馆,拜访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专门学者,还争取机会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待里教授到巴勒斯坦参加发掘实践。彼待里教授向夏鼐称赞吴氏:“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英锐机警,但沉着谨慎,工作罕匹。”
吴金鼎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已经掌握了当时世界先进的考古学技术、理论与田野工作方法。然而萦绕在他心中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
如何反驳“西来说”并建立中国自己的史前文化年代顺序表?吴金鼎选择了从陶器的分析入手,他不但翻遍了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整理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亲自体验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最终用英文写成了其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并于次年获得伦敦大学出版基金等的资助在伦敦出版成书。因为收入的材料丰富,这部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最为详尽的著作,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重要参考书。
书生报国
开创西南考古
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的吴金鼎毅然启程返国,先被李济安排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后受傅斯年邀请,重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时值日军大举入侵,田野发掘极度萎缩,考古队伍遭到严重摧残,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吴金鼎的归来充实了中国考古队伍,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更新了团队的知识结构,担负起了领导西南地区田野调查和发掘的重任,成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年青一代的学术中坚。
吴金鼎在困难万分、居无定所中仍坚持做田野工作。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云南大理和洱海境内做考古工作,发现遗址38处,主持发掘了7处遗址,写成一部《云南洱海境考古报告》,奠定西南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参加发掘的有吴金鼎的夫人王介忱女士和留学英国的曾昭燏小姐,在吴金鼎的主持下他们此次发掘开了先河,即率领“女性考古”。原来“指挥发掘的为曾、王两位女士,发掘的工人都是女性,因为在这个地区,没有男人下田做工的,所以造成了在考古史上这个新的纪录”。
1941年春至1942年冬吴金鼎率领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川康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在四川彭川主持发掘了汉代崖墓。此时抗战正殷,经费困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吴金鼎“提倡节约,以身作则,不但早晨吃包谷面做的粗馍馍,还要轮流推磨包谷面。发掘蛮子洞,有时找不到工人,便几个人亲自动手”。1943年又主持了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发掘,成果丰富。该墓的发现对于历史时期唐末五代王陵建筑和艺术史的认识有重要贡献。
投笔从戎
加入战地服务团
抚琴台发掘工作结束后,吴金鼎在成都整理报告,但家国的不幸遭遇使“忠厚”的他寝食难安,无心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
吴金鼎向所长辞职,傅斯年请他“虑及此日国家之艰难”,勉励其“为学术界存亡继绝之事业中,尽一分力”,希望他不要辞职。但他决心投笔从戎,最终加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先在四川新津,后又转到双流彭家场办理盟军招待所,为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提供后勤保障。傅斯年没有允许吴金鼎辞职,只给吴氏五个月假,但战局仍没结束,吴氏不得不再三请假。
回报母校
熔铸师魂
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吴金鼎解除军职,本拟回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他热爱的考古工作,但母校齐鲁大学向他发出邀请,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之事。吴金鼎又一次向傅斯年请假。
吴金鼎帮助齐鲁大学复员后,因为责任心太强,其并没有返回历史语言研究所,而是在济南继续襄助办理母校,在校内曾任历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图书馆主任等职。
吴金鼎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还是非常怀念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纯粹的考古研究工作,因而向夏鼐写信:“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只可惜吴金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因劳累过度患癌,怀着对家国的无限热爱和未能继续从事考古事业的无限怅惘,于1948年9月20日在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7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史料学派’学术话语的建立”(项目编号:17BZS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来自山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