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 邓小南 杨立华 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吴钩 著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时期。一方面它重整残唐五代乱局,使中华大一统的主体文脉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与汉魏晋唐相比,宋朝又在诸多领域独具开创性,其“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持、儒者之所守”,均发生了明显转变且深远影响。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是新近出版的两本宋朝题材图书,它们没有因循传统去谈政治、军事,而是将触角延伸到社会、文化,从更立体的空间里回答宋朝何以成“宋潮”。
时髦前卫的制度
源于隋唐的积淀
20世纪中期,针对赵宋王朝的整体国力,学界有“积贫积弱”的批评。钱穆《国史大纲》就痛感宋朝是“积贫难疗”“积弱不振”,这样的概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朝“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特征。
宋王朝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压力。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用宋人的话来说叫“天下大势分为南北”,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因为北方一直有其他政权与之并存。宋朝的疆域是中国主要王朝里面积最为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更是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偏安一隅。
尽管饱受周边政权挤压,军事上“积贫积弱”,但宋朝却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文史作家吴钩的新书《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2019年出版的《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的姊妹篇。这本书讲述的内容不限于宋朝的政治与司法,还涉及宋朝的市政、文化、商业、军事等,整体来说,讲述的是宋时最昌盛甚至是宋朝独有的制度,反映出宋朝文明的独特魅力。
书中谈到了宋朝的消防队、城市公共租赁房、国家福利与“福利病”、女性的财产权、“大学”制度、招投标制度、金融工具、海外贸易、地方公共部门、立法专业化、缓刑制度、司法问责原则等内容,这些引领时代潮流的创造,让现代人读起来有种穿越之感。
比如“潜火队”可以视作宋朝的消防兵,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防装备,包括防毒面具、防火背心、云梯、水囊等,还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火灾发生后,“潜火队”赶往现场救火时,享有一些特权,路遇高官可不必避路让道。如果“潜火兵”在救火过程中受伤,则由政府负责治疗并给予奖赏。“潜火兵”享有比较丰厚的薪水,所有的消防器材也由官府购置、保养、增补。
再比如宋朝“店宅务”管辖的政府公屋,具有现代城市公共租赁房的功能。汴京左右厢“店宅务”名下的房屋,计有二万多间,可见规模很大。
应当注意到,宋朝的一些制度并不是到了宋朝才有的,而是经过了一定时间慢慢演变而来。比如盛唐的时候,城市有严格的宵禁制度,但是到了唐后期到五代这段时间,城市就慢慢地有野市了；盛唐的时候,城市管理是有市坊设置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但到了中晚唐之后这样的制度就慢慢地被突破了。这些做法后来都被宋朝继承了下来,才有了《清明上河图》里的繁华景象。
科举制度也是隋唐的时候已经出现,只不过隋唐时每一年录取的人数非常少,而到了宋太宗时期,科举制度开始大规模录取,成为主流的选官制度。所以,宋朝出现的一些文明成就,有很大程度是继承了前朝的文明成果,慢慢积累起来的,并不是从天而降。
关心“人”自身
活得潇潇洒洒
唐宋的区别,史学界有个经典说法: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差异,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宋朝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的“化”,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进行时”,是指一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宋朝社会、宋朝文化的特点。
平民化,是指普通民众具有比以前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受到社会更多关注。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不同于东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初年的情形,人们的身份背景相对淡化,贵族制、门阀制的观念基本不复存在。世俗化,主要是指关注俗世生活的取向。人文化,则是指更加关心“人”自身的价值,社会价值取向相对理性,关注人的教养与成长。
近年来流行的“宋朝美学”,是“三化”的集中体现。三联书店的《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由十位专家学者联袂完成,从思想、文化方面勾勒着宋朝社会图景。从中可以看到,摆脱了出身门第束缚的宋朝士人,更看重内在自我人格的实现,他们本身就有书法、绘画、诗词等多方面修养,所以人生呈现出文雅、洒脱、有趣的模样。
在他们的带动下,抚琴、调香、赏花、观画、饮酒、烹茶等活动流入民间,上至皇家宫廷,下至巷陌百姓,形成了一系列雅致的生活范式。这种宋人的流行文化,成为后世追慕的审美典范,直到今天,古装影视剧还在极力还原宋朝士人的生活场景,传达一种精致美学。
最经典的是,宋人有“四般闲事”,即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闲”,并非单指时间的闲散,更是指心情的优裕从容。香、茶、画、花皆非宋朝独有,宋人却赋予了其“雅”的意境与韵味,以这些“物事”承载了他们内心对于“文雅”的理解。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这让忙碌的现代人羡慕不已。
不过,这种神仙般的生活也并非天降,而是有时代背景。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繁荣辉煌和艰困忧患实际上交错并存。所以,宋朝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是随遇而安、和光同尘、与时俯仰。他们一方面承担社会的责任,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另一方面注重个人的“小时光”,会参与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也会给自己留很多独处静思的时间。
以辛弃疾为例,他的生活颇为坎坷,艰忧中曾有暂时的安宁。他的文学作品风格是多元的,会有征战沙场的激昂慷慨,也会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怀。他有豪放悲凉的词作,抒写壮志与内心的愤懑,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也有婉约清丽的词作,勾勒民间生活场景,像“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风格多样、雅俗互补,在宋人看来并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养、相互补充的氛围,思想意识上确实较前代有了很大进步。
科举公正开放
促进社会多元化
如果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放到一起看,宋朝似乎成了无比纠结的矛盾集合体。宋朝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却是文明发展的昌盛时期。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其对内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控制力度,却是前朝所难比拟的。
从根源上看,宋朝崇尚平稳、注重微调,“稳定至上”是朝廷的核心目标。正因为如此,对于民间文化、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未予过多干预。邓小南在《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提到,“立纪纲”与“召和气”,是赵宋统治政策与措置的关键两轴。“纪纲”其实就是法制、法规,就是制度；所谓“和气”,在宋人心目中,是一种交感于天地阴阳之间、自然运行的和谐之气。这两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当时的治理基调。
这种统治策略,并不完全是因为宋朝的皇帝水平多么高,实际上,官员们的努力起到了更大程度的作用。宋朝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比唐代更加公正开放,给予许多出身平民的“寒俊之士”崛起的机会。
宋太宗时做过宰相的吕蒙正,年轻时曾在洛阳龙门利涉院读书,天气炎热想要买瓜,却囊中羞涩,掏不出几文钱,只能捡食卖瓜人无意遗落的瓜。后来他科举考试高中状元,做宰相后,在原本拾瓜的地方买了片地,修建一座亭子,以示不忘当年的贫贱,激励清寒的后学。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青年时代也曾经在寺院中靠吃粥和咸菜度日,被称为“断齑画粥”,后来考中进士,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从实际出发,推动了庆历新政。
相比前代的世家大族,这些寒门学子更懂得民间疾苦。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新的社会秩序随之建立。缺乏家世背景的庶民,其资质与能力得到了更多承认,在同台竞争中脱颖而出得以进入仕途,使得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结构得到改善。
就像范仲淹《岳阳楼记》表达的那样,宋朝士人普遍有种济世情怀。他们认为,“天下”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百姓的天下,而不是赵宋皇帝个人的天下。来自基层的他们走上政坛后,熟悉社会的“痛点”,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向。即便是那些科举落第者,事实上也承担着文化启蒙、普及的责任,激励着“后浪”继续以天下为己任。
不过,无论看起来多么“近代”,宋王朝骨子里还是一个“古代”政权。士大夫的情怀和良知最终无法遏制住徽宗皇帝的私欲,采运花石纲、重建延福宫、新建艮岳等,远远超出了社会负荷,北宋民众创造出空前巨大的经济财富,被北宋中后期的冗官、冗兵和冗费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外敌入侵,文恬武嬉的宋王朝也已行将就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