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到城里的“书房”

坐在唐山二中的教室里，尽管也是震后的半简易房，但要比乡里四面透亮、冷风嗖嗖的教室好多了，再也不用自带小板凳、膝盖当课桌了，比在村里的环境和氛围强之又强。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们在陌生中逐渐熟悉起来，也过上了从教室到食堂的简单生活。当看到学校的图书馆里有那么多的藏书，又让我想起自己关于“书房”的美好设想。

为了接近图书馆，我主动争取到了班里图书员的“差事”，每个月有机会到图书馆为同学们借书还书，还主动套近乎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其它的体力活儿，学校和家里的都可以帮忙。那时老师们也要买过冬的大白菜，买过冬的烤火煤，或者有什么劈劈柴、简单的拆拆弄弄的事儿，我的目的就是想法儿多到图书馆，多接触到那些书。记得第一次到图书馆，走进摆满书的书架，我简直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目不暇接没了方向，恨不得钻进去就不出来了。那会儿我才知道了四大名著、托尔斯泰、雨果、巴金、茅盾等更多的作品。当好心好意的为同学们选好书后，兴高采烈地跟人家一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复活》等，没想到人家已经看过了。这对我不仅是个打击，也大大伤了“自尊”，也知道了自己的阅读差距和课外书的缺乏，真是一个“井底之蛙”。读书，只有喜欢还不够，还要有实际行动，投入时间精力才行。这让我从拥有自己“书房”的幻想中醒来，萌生了把图书馆当作自己“书房”的想法，借个劲儿既省钱又省事，还特别丰富。

    随着全家都返回了矿区，我心里也长了草。因平时散淡惯了，觉着在市里住校太不随便，就要求回到父母身边，便从唐山二中转到了一所普通的矿区中学开滦六中。果然自由多了，晚上在家大都是看些课外书。《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成语故事》，甚至谜语笑话都“一览无余”。孰不知那很耽误功课的，可父母却认为我在看书学习。

    开滦六中是一所完全中学，隶属开滦矿务局，也是系统内挺不错的普通中学，初中、高中都是七个班，学校是楼房，还有暖气，站在走廊上看操场、看校外挺开阔的，这跟老家的小学校一比，那才叫“天壤之别”呢。更好的是我们四层的教室，跟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连着，仅30多米就到阅览室。遗憾的是不对学生开放，因为常丢杂志，或被损坏，这让我心里痒痒了很久。恰巧我的语文老师王家卿是父亲的文友，又是大哥的语文老师，我就缠着他去借书，慢慢与图书馆的两位老师混熟了。我挺守规矩，还帮忙拖地、打水、收拾杂志报纸，就有了看杂志、看书的“特权”，这在全校来说也是“第一人”。我还把一份报纸和一份刊物都订到了图书馆，跟老师一个待遇了。班主任曹茂林老师觉得挺奇，再加上我主动为班里办黑板报，这都要占用学习时间，他嘱咐我抓紧时间念书，把学习放第一位。我还问他大学里有图书馆和考古专业吗？老师说有啊！那是我的理想专业。可惜，因自己的天资和努力不够，再加没学过外语，最后只考了一个中专，而且是学财会的。

    有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命运在自己手中，却又不归自己掌管。上中专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可以包分配，等于有了工作。正好那年父亲退休，按政策可以让子女顶工，但开滦的政策是有男的不要女的，男的可以下井呀！好的是我10月份一入学，妹妹12月份就接了父亲的工，这样等于一年解决了两个子女的工作问题，父母再也不用为我和妹妹的工作发愁了，更不用为子女的待业而操心了。

    临上学前，我回到母校，看望了图书馆的两位老师——王兰明和张洪萍，她们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两个特别大的笔记本，上面写着“祝葛昌秋同学，跟随时代永远进步”。当母亲到学校为妹妹办有关手续时，老师们还有门卫及后勤的几位师傅都说：“昌秋这孩子我们没有稀罕够！没考好，也可能是有点‘不务正业’吧。”我又去新华书店告别，那也是林西街上唯一的书店，在那儿我也算是常客了。每回我也“享受特权“，可以在柜台里自己选书，这在不是开放售书的时代，显得很特殊。那位赵阿姨跟我说：“这么年轻喜欢看书不容易，是好事儿！”那两年我等于免费看了不少新书。

    当我迷上书店和阅览室后，对于父亲来讲，他也算是一种“解脱”。自打转学回来，我就缠着他托人到东矿区文化馆图书馆借书，又到开滦林西矿图书馆找书，还跟他参加矿上的职工业余创作组活动，看那儿的杂志。有一回我从文化馆借了一本《汉印分韵合编》，非常喜欢。四处寻找没有买到，就想把这本留下来。编了个理由跟父亲说弄丢了，父亲只好找到老朋友邹叔叔和副馆长高叔叔，按规定加倍赔偿了事。但那回父亲很认真地批评了我，正告我那是公共资源，是全社会所有读者的，一是要保护好，二是不能据为己有，自私的小农意识是一个人成长、干事业、做学问的大敌！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做人素质、修养很重要，道德的标准是立身的根本。我向父亲承认了错误，就想到了把书还回去。当我们爷儿俩去了文化馆，有关的工作人员说既然已经办了手续，正好还有同样的藏书，不影响借阅，下回注意就行了。

    记忆中父亲是个老实人，从未发过火，也没打骂过我们，所以，他那么一说，真的一下子就刺痛了我，给了我一生的警示：要读书，先要学会做人！为此父亲把他平反后在《唐山劳动日报》刊发的第一篇曲艺作品的稿费给了我，让我买了一本《代数习题集》。在扉页上写明购书的纪念文字，我也感悟到父亲的用心良苦。

    1982年10月，我来到离老家不远的路南区花园街上中专，唐山市商业学校是一个两年制、共8个班的学校，几排半简易的教室、宿舍，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没有暖气和澡堂，后排的旱厕“气味芬芳”。这和在老家的校园与生活环境一样了，又有唐山二中的许多同学，所以商校虽小，但觉得很亲切。于是，办黑板报、布置宿舍、结交新友、熟悉专业、憧憬未来，在新鲜中把梦想谋划得很灿烂，很有味道。当真走进课堂，我就没了那股新鲜劲儿。那些跟数字打交道的会计、统计、物价和珠算，弄得我食不甘味，只能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学了。在众多的学科中，我记得只有语文、体育和操行分数最好。第二年施行奖学金后，我两次得了一等奖，都是10个一等奖中的第一名。

    在这个“弹丸之地”，我唯一能寄托感情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于是，又如法炮制了过去的做法，想办法多借书，让它成为自己的“书房”。记得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老师的帮助下，每年有详细的读书计划，非常令我羡慕。正好我们在一组值日，时间不长，我就看到了老师为她开列的书目，其中还有泛读和精读之分，并要求写读书笔记，这让我大开眼界。而另一位女同学对《红楼梦》非常喜爱，一些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一位男同学喜欢读诗，在图书馆借了舒婷的诗集《双桅船》，我也抓空儿翻看，但弄不明白，看不进去。我还是迷恋小说，除了借阅一些外，自己坚持订阅《书讯报》《文学报》，购买《小说选刊》等，甚至连有关曲艺和戏剧的东西也有涉猎，真得像块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去读书，增加知识的储备，扩大知识面。当时我还特意借到延安时期的戏剧集，看了其中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父亲教我唱的第一首歌“……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就是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的代表。后来，在父亲临终前的病床边，我就是唱了《兄妹开荒》的那段歌儿，送他老人家去了天国。

    每天熄灯后，有时候我去传达室，或老师的办公室再“借光”看会儿书，也拿出无知无畏的劲儿学着写些东西。小说《秋风瑟瑟》取自校园真实生活，写的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女孩儿，拿了一等奖学金后，自己内心的波动和做法，周围同学们、老师们的反应，对她的态度、影响等。现在回想起来几近白描的手法，虽然很稚嫩，但也挺真实，有内涵，有生活。这篇小东西在市文化宫举办的唐山市文学创作讲习班上，被文学评论家、作家陈默老师当场做了点评，认为不错，引来不少羡慕的眼神儿。我的另一篇相声《打算盘》写成后，在学校演出，我是逗哏的角色，还参加了“唐山市曲艺作品讨论会”，受到相声表演艺术家和市曲协的专家点评指导。一句“说儿不算”成为后几届学生的流行语。这也成为商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参加这种规模、这种形式、这种内容的讨论会。在考勤时学校还犯了难，算出勤吧，你未在。算请假吧，这又不是私事。最后我告诉他们这叫公假，因公事而请假，这也是代表学校的。

    匆匆两年很快结束了，当我们离开那几排简易房时，新学校的大楼也盖好了，连一个结业式、毕业典礼什么的都没有，心情有点儿发灰。回想两年的校园生活，依依不舍中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一一把同学们送走了，我最后告别了校园，骑上自行车驮着行李回了家。

    一次，我骑自行车从60多里外的林西到市里看望同学和老师，在语文老师孙增垣家，我知道了孙老师已被任命为新校长。孙老师是北京人，一直是我很敬佩的老师，开学时他对我写的那篇作文评价很高，也对我家文革的经历有了了解，可能他也有此经历，同病相怜的缘故，孙老师对我关心爱护有加，更多的是理解鼓励。在农村的14年里，尽在遭白眼儿、受歧视、被打压的环境中生存，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心里觉得暖融融的。于是，我跟老师说想为母校做点儿事儿，利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儿当，到学校图书馆帮忙，把搬到新学校后的图书整理好，让图书馆早点儿开馆，为新生提供良好的读书条件。老师一听非常高兴，马上答应下来。

    过了几天，我又骑车带着行李回到毕业的学校。在新宿舍楼的三层，专门为我开了一间宿舍，我又开始了“新的校园生活”。那些日子里，我觉得自己是最富有的人。打开一捆捆的书，摆放到一排排书架上，半天下来汗流浃背，我却想起了“汗牛充栋”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一本本的书，仿佛是一块块砖，为自己构筑知识的堡垒。心想，我这“书房”多牛呀！坐拥书城的感觉真好！没了杂念，心境如水，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那些重体力活儿我都包了，两位女老师一时也有了帮手。许多师弟师妹见了，都以为我是留校当老师了，有的干脆叫“葛老师”。看到新图书馆开始借阅了，自己也有一份成就和获得感，我也是毕业后再回学校“复读”的第一人。

    后来孙老师说：“我当校长后，就想从图书馆入手，让新学校给新学生们创造新的学习环境，可那时人手不够，你这一来，把问题解决了，老师谢谢你！”当然，学校和老师对我也非常关照，在毕业分配时，所有的领导和老师都替我“美言”，把我分配到了唐山市人事局，把去最好单位的唯一名额给了我。

    到市直机关工作后，一有时间，我就去新华书店和唐山图书馆，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最后，竟然可以把书店的书“借”出来，先交钱把书带回宿舍，看完了再送回去退钱，这样就少花了不少买书的钱，每月42块5的工资就可干别的了，几位营业员真的了解我呀。

    1985年9月，我成为市直机关讲师团成员，赴迁安县二中支教，担任初一（5）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还兼初一（4）班的地理课。因为我没学过师范教育，所以总想有所创新，不去循规蹈矩地教学生。我揣摸了一阵子，开始从语文教学入手，先是不留作业，后是不写作文，三是不考试。但我设计了作业的“点将台”、自拟自测等环节，让学生每天讲故事、带头朗读等活动，甚至在文言文的公开课上搞突然“袭击”，让学生倒读课文等做法。自习课上我又发挥了学校图书馆的作用，借来50多本杂志，每人一本做重点阅读，然后交流阅读心得。还时常带学生们去野游，并结合家访搞活动。这样一来，学生们成绩不但没有下降反倒提升，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把语文教学的“听、说、读、写”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些诸如逆向思维的提示，让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收获。多年后，一些考上山东大学的学生说：“老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学习当成负担，总是愉快地去学习！甚至到了周日，也想到学校回教室里。”我坚信教书育人是一项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好孩子是老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和夸奖鼓励的结果。因为在我眼里，没有一个坏学生，都是好孩子。1986年的5月，我带全班同学去北部山区登长城，一口气骑了50多里。记得女生尹小健骑的是小轮车，赶不上大家，没办法这种“享受”给了我。爬上残破的长城，迎风极目远眺，视野和心情豁然开朗。看到一段段岩石，那是岁月的大书；看到一块块城砖，那是历史的大书；看到一片片屋顶，那是生活大书；看看一张张笑脸，那是青春的大书……与同学们直抒胸怀。当时这个班的成绩在年级综合排名倒数第一，前8课语文是7个老师代教的。不到一学期后，他们的语文成绩升至年级第三。这也得益于图书馆，而当时的一些想法也是从图书馆受到的启发。现在看来，我的这些做法也不过时。

    1989年10月，因为我在关键时刻的敏锐和作用，单位给了我进修的机会，经全国考试到沈阳航空学院工业设计系摄影专业学习。走进大学校园，一直是我的期盼，好像极度饥渴的人看到丰盛的宴席，走进了瀑布清潭。在沈航的两年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著名书法家沈延毅老先生题写的牌匾，每次经过都多看几眼红底金字的“图书馆”。“三点一线”的校园生活，自然图书馆又是我最喜爱的地方，再次延续了我的“图书情缘”，继续着我的“大书房”梦想。

    在阅览室，我又是最特殊的一个。书包可以随便带入，杂志可以看最新的，每天的新报纸来了，管理员老师们先把《中国青年报》挑出来不上架，让我看头一水。这些“特权”都是我对书的喜爱、对知识渴求的真诚打动了她们。令我感动的是到了的夏天，学校发给她们防暑降温的福利品，几位老师特意从自己的茶和白糖中，各拿出一点儿凑一份给我，弄得那些本科生们在疑惑中羡慕不已，也不知道这个小眼长头发的“老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在那儿我随便查阅资料，顺利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新闻摄影要给人什么？》，答辩时一路绿灯。临别我去跟几位老师道别，真心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理解、支持、帮助。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是对我的基本考验。怎样把理论与实践、课堂与课本、校园与社会、专业与事业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和获得的信息变成行动和作品，也算是对自己泡“大书房”的一个“说法儿”。

    于是，我有了一系列的“行万里路”的行动。

    1990年元旦，也就是我到沈阳航院后才两个多月，我背起同学李传德的相机，只身奔赴长春，到长春大学特教学院进行采访。跟来自全国各地的残疾学生们一块儿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全国第一所专门为残疾人开办的大学，校园里大都是盲聋哑和肢残学生。但是那种昂扬向上、积极努力求索的劲头儿，灿烂的笑容充满校园。我跟他们一块儿吃饭、一块儿联欢、一块儿游戏，感触那份自强不息的力量。一位来自云南理工学院的聋哑学生，跟我用笔聊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追求的目标，他将在寒假去中国最北部的城市漠河，完成自己冰雪行动的第一站，从祖国的南方到北方，用无声的语言抒发青春的斗志。不知不觉我们“聊满”了一个笔记本。我也是第一个走近这些残疾大学生的采访者。

    回来后我又去了鞍山，去寻找那位叫“王显凤”的“猪孩儿”，她的故事与印度“狼孩儿”有许多相似之处。因父母的原因，她从小与猪为伴儿，致使自己的许多生活习惯受猪的习性影响，智力发育也与正常人有较大的差异。当我在一所特教学校找到她的老师，说明来意后，这位老师一听我是唐山人、大地震幸存者而格外照顾，允许了我的采访。虽然当时王显凤已十多岁了，可智力仅相当于3岁的孩子。我拍摄了她踩缝纫机、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上课、活动，还有一些生活的照片，一时心里不断涌起一阵阵的酸楚，为她的命运在忧喜中起落变化。多年后，在一篇报道中知道了一些关于她结婚的生活情况，还有其它的变化。

    那天从沈阳奔鞍山，我坐了一趟绿皮火车。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快车，在车站上我软磨硬泡，套近乎说好话，正好有一趟大连到北京的快车，我就直接上去了，在车上补了票，回到学校已是晚上9点多了，这时我才感觉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这可能就是追求的快乐，正是乐此不疲、忘我的精神，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催人奋进！同学们说有你这种精神，还有干不好的事业？！

    得知有四位大学生，不要国家分配的工作，而是选择自主创业，到沈阳皇姑区比较边远的农村，开办了一家加工企业。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边走边打听骑了几十里，对他们进行了采访，拍了照片投给《中国教育报》。这在当时真是一股清风，大家都在等待国家的分配，而他们却有这样的勇气，不仅有示范带动作用，对我也是一种激励。现在看来，他们的选择和做法非常典型。

    当时的国家重点工程沈阳北站落成开通，我也去采访。几经周折我拿到了一些资料，写好稿子到邮局传给了《中国青年报》，消息刊发在一版。虽然署名时把昌字误写为冒字，可看了之后心里也挺有成就感，图书馆的老师和同学们见到都称赞几句。我还去了铁西区工商局采访，拍摄学校活动的照片，在系统的《军工报》发表，还帮助同学举办了摄影展。我也参加了“沈阳市大学生影展”和“辽宁省大学生艺术节”，几件作品还被学校老师留作了纪念。我觉得这都与我在学校“泡图书馆”分不开的。

    在沈航的两年，让许多同学觉得奇怪又羡慕的，除了我在图书馆“特殊”，再就是与食堂的关系了。

    因为每天三顿饭都在食堂，特别是中午一下课，学生们都冲向餐厅，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前前后后男男女女的熙熙攘攘。打饭菜的小师傅对我格外关照，从数量和品种上尽可能多些，还经常叫我打病号饭。当有水煎包的时候，我还可以把刚推出来的一大蒸盘全端出来，吃完后再结帐。一到这天，许多同学都来找我图个方便。一旁卖小菜儿的朝鲜族阿妈妮，也常常叫我吃她的各种小菜儿，还总是多给我一些。那位陕西的小师傅放假回来，还特意给我带来家乡的土特产。这些事儿都与我在唐山二中、唐山商校和单位食堂的“收获”一样，不仅有好多的方便，也有好多的关照。在单位食堂里，只有我吃饭时不用饭卡，单位领导交待过：“咱们养得起昌秋，因为他一个点子可以给我们创造更大的价值。咱们给他点物质食粮，他会给咱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的确，我用我的方式给他们以更多的回报。当遇到工作之外的大事小情、急难险重任务了，领导总是说：“你们找葛昌秋去！”我的“拼命三郎”“新闻骑士”也“闯出”了名气。

    中午从食堂回到办公室，都要经过报社的图书资料室，每天我都借一本杂志，躺在沙发上午休前翻看，下午一上班就送还。一年下来，我可以看200多本杂志，同时还可以借书、看报。我总是偷着乐，哼着小曲儿，谁有这么大的“书房”？！谁又能订阅这么多的期刊杂志呀？！

    所以每到一处，我与图书馆和食堂都很融洽。

    其实，我觉得人的一生中，除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得到满足了，就是精神生活的境界，物质的是表象的、简单的，而精神却是内在的、丰富的，追求的品位、层次，享受的快乐、愉悦是不可比拟的。但二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完美，为社会更好地创造价值。

    进入新世纪后，广播电视事业大发展，单位人员不断增加，新节目也不断推出，办公的地儿显得拥挤了。一天，我经过广电大楼，看到不少人都去资料室，原来为了腾地儿正在处理旧书。等我赶到已是尾声，有用的、好看的、品相好、价值高的都被挑走了，特别是一些文学史、小说文艺类的，被人们争相选择，扔在地上乱糟糟一片。看到这种场景，我眼泪差点儿下来，心里淌血的感觉，联想到报社的图书室被挤给广告部一块地儿做办公室，文化气节、文人素养、文明境界一概扫地荡然全无。就是在人们的脚底下，我翻动一本本与尘土的颜色无异的老书，每本都爱不释手。好多都是日伪时期电台的藏书，经历过大地震劫难后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不少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我恨不得一下子都买下来。管理员王大姐说：“葛昌秋的胃口忒大！啥都想要！”她表明态度，劝我不能要太多喽。最后，我选了大约240多本，花了50元钱。其中一本是“新唐山日报”社出版的《奋斗的足迹》，讲的都是刚刚解放后一线劳动者的事迹。而这张报纸是在唐山解放后创办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书中文章的作者有穆青、刘白羽等，这可能是唐山仅存的一本了，我视为“镇房之宝”，好好珍藏起来了。因为我是唐山人，是新闻人，是一位爱书的人。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七楼的一间仓库里，单位领导又把一些报纸的合订本卖给了收破烂的，一本本文革时期的报纸合订本也都成了“废品”。我跟骑三轮的收购者争执着想留下来，另一位管理员老大姐马上岔开了，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她找来的。资料室卖了2000多块，我说这钱我掏得起呀！

    一段时间里，我去唐山图书馆的次数比以往多了。我也常想，好多事都是在无奈中改变后，“置死地而后生”的，咱管不了别人，那就管好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买书、爱书、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逐渐演绎成一种文化常态，让静态的书变成动态的浸透，传播文化；让书香弥漫城乡，渗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