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弦无韵有书声——我的没有“书房”的“书房四部曲”(第一部)

2020-06-24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葛昌秋

    说到书房,我总是有许多的幻想。

    书房,是一处圣境。一个可以让心灵歇一歇,尽情享受那份清静,忘记奔波坎坷,抖落征程尘埃,欣赏世间风景的地方;

    书房,是一泓清泉。一个可以让思想净一净,尽情吸吮那份纯粹,放下浮躁喧嚣,抛开欲望杂念,沐浴阳光雨露的地方;

    书房,是一块高地。是一个可以让追求越一越,尽情融入那份沸腾,消除灰暗生涩,铲掉等级惰性,感悟奋斗快乐的地方;

    书房,是一片沃野。一个可以让学识展一展,尽情播洒那份豪情,描绘梦想宏愿,驰骋未来天际,收获创造硕果的地方。

    在这儿可以一个人品茗独想,捡拾花蕾,亦可好友相约,海阔天空。静中有动,动中见雅,弥漫着风骨的气息。书中的方块字随古今妙曲扑面而来,仿佛天地凝聚精华,古今中外哲人智者、文人雅士散步吟唱,对坐高谈。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景。那一缕缕思绪和精神的涌动,撞击出智慧的火花,转换成对人类和社会有益的能量,顿时清静变成了纯粹,纯粹变成了沸腾,沸腾变成了豪情,梳理出一道清幽和孤寂的轨迹,在积淀中迸发,那是一种境界和惬意。

    这是生活,有书人的生活,是一种场景的描述。

    我确实一直在设计着我的书房,许多回勾勒出心中的样子。

    可我确实没有书房!但我确实喜欢书。

    总是想过与书为伴的日子,总是想构建自己的书房。

    一、在故乡的“书房”

    因为文革,1966年的秋天,我们全家随父亲返回到冀东平原陡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故乡侯边庄。在那里的14年中,我度过了人生第一个记忆的岁月。全家七口人,除了父亲母亲,还有姐姐、大哥、二哥、我和妹妹,当时我只有两岁多。母亲揣着仅有的45毛钱,全家人挤在一间老草房里,开始了艰难的生活。打我记事起,家里看到的只有4本《毛泽东选集》,根本说不上有书看。

    直到上了小学,姐姐从下乡青年那里借来一本《闪闪的红星》,我才接触到第一本课外书,当时喜欢的不得了,白天看了夜里还想着。当父母都睡了,我便悄悄地拉开灯,偷偷地看。有时母亲一宿要为我关几回灯。当看了电影之后,潘冬子和胡汉三的印象一直不能忘。

    在学校里,班主任刘贺老师也悄悄地借给我书看,《新来的小石柱儿》《龙泽》《盐民游击队》《三探红鱼洞》等都是那时候看的。每当老师借给我新书,我就找来报纸包好书皮,一是保护好书,二来可以遮掩不被发现。在作文中,我也常常提到这些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小学校是由一座三官庙改造的,操场上有4棵大柏树,据老人们说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那时有句口号很流行,“中华民国大改良,推倒寺庙建学堂”,父亲就曾在这所小学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夏天的清晨,我捧着书在大柏树下的石板上静静地读上一阵,享受着早晨的空气清新和书中的新鲜故事。

    那时候,我多次幻想自己有好多书的场景,特别是喜欢小人书。隔壁四爷的孙子从市里带回那么多小人书,真让我羡慕死了。所以,我常到四爷家去,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晚上四爷家总是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四爷没了四奶,二叔一直未娶,来他家串门的也都是未婚青年,二叔被尊称为“光棍团的团长”,四爷家就被定为“团部”。在市里铁路上班的吕家二哥人称“新闻简报”,每天把他听到、看到的新鲜事向大家“播报”。而另一个单身老青年庆忍大叔,则是“开讲了”的主角。大多是人们来了,大茶缸把水沏好了,有时候还切个萝卜或弄个白菜心儿,抓把瓜子儿,在大家异口同声的哀求中,大叔往炕里一坐,腿一盘,慢声拉语地才开讲。我记忆中讲的是《三侠五义》,一般到了关键处,也就是四爷的老座钟打点儿的时候,就散伙了。

    我回来的时候,父亲母亲早已经睡了。有的时候讲到吓人的地方,或四爷或二叔说了鬼神的笑话,我不敢回家,还得四爷送我。那时候院子里也没有灯,有几回我壮着胆子往回走,忽然感觉身后有响动,也不敢回头看。快到门口时,搞恶作剧的人大声一诈,吓得我丢了魂儿,到了屋才大声喊出来,把父母都惊醒了。

    第二天,我问父亲有没有卖《三侠五义》的,父亲说那是“禁书”,没有卖的,也不能看,以后也别去听了,等有钱了咱们买好多的书。我说“弄一屋子都是”,父亲说那叫书房。我说那咱们家没有书房啊,父亲指着胸前说:“放在心里就是书房,到哪都跟着你”。父亲小时候曾在陡河岸边放牛,也读过一些影卷和小唱本,后来在矿上被打成“吴晗、邓拓埋在矿山的根苗”,是矿区有名的“葛快手”,一边下井刨煤,一边井上写作,文革中被遣返回了老家。

    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每次出村都要请假。那年父亲请假去了市里,给我带回来两本书,一本是《火烧望海楼》,说的是天津人民反洋教的故事,定价0.07元;另一本是《河北工农兵画报》,展示的是当时河北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在小学四年级期中考试的朗诵中,同学们都选了课本上的内容,而我却选了《火烧望海楼》的故事。语文老师说,如果平时都这么朗诵多好啊!那回我得了高分。

    晚上去“团部”听大叔讲书的事儿少了,我又迷上了对面屋三奶家的戏匣子,那里有长篇小说播放,《桐柏英雄》《渔岛怒潮》都是那时候从匣子里听的。每天到了点儿,就候在三奶家里不动,还常常说些好听的话,显得挺懂事、挺乖的。心想,如果我有这些书,我自己看了,就不用这么求人了,还能为小伙伴儿们说上几段。将来拥有自己的书房,就是最美好、最大的愿望。

    快到冬天了,家里要拉烤火煤。大哥借了一辆排子车,要到几十里外的市里东新村煤场去拉。大哥驾辕,我拉前梢儿。拉半吨煤走个来回的道儿,这是个不轻的活儿。我头一回跟大哥到市里,哥儿俩累得满头大汗,半道儿歇着的时候,大哥总张罗给我买点零食,我却跟大哥说去书店吧。在复兴路转角楼北边的书店里,我和大哥在一楼的玻璃书柜前选来选去,最后花了3分钱,买了一本折叠式的小人书,跟扑克牌差不多大,共24页,名为《铁源阻击战》,讲的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故事。还有一本是《小柱头智送鸡毛信》,花了一毛一。另外一本《雪夜融冰》是电力工人的故事,9分钱。回来后我跟妹妹显摆着,把它看成宝贝,藏在一个唐山特产蜂蜜麻糖的纸盒里。我跟母亲说,这比吃啥都好。

    有一回,邻居二哥昌怀要拉一个老板柜去稻地镇翻修一下准备结婚,他让我帮忙押车。办完事要给我买东西吃,我又说咱们去书店吧。二哥给我选了最便宜的《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两本小人书。就这样,我的小纸盒里也渐渐地有了“藏书”。记得大哥去修海河,带回一本散文集《哨兵》,我看不明白,但常常去翻阅,也把它放在了小纸盒子里。

    一次,在学校的劳动课上,我与几位男生和刘贺老师收拾整理废旧教室里的杂物,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几本没头没尾的图册,一本是东南海岛上抓特务的,红小兵手执红缨枪,和80多岁的长发爷爷拿着大刀的形象,我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一本是漫画,说的是“革命大批判”的内容。本来劳动结束了,我又跟老师说有一处桌椅还没弄好,要去“返工”。老师知道我平时干活挺认真,对我也挺放心,这就使我有了机会。满是尘土的两本册子就收到了我的小纸盒子里。但那本漫画书是批判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父亲嘱咐我不要随便拿出来。后来他们都被平反了,市委书记还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姐姐的好友田立秋是天津上山下乡女知青,也是我的美术、音乐老师。有几回姐姐从她那借来几本画报,虽然我看不明白,但我特别喜欢。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画报封底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这是田老师她姐的书”,我还给人家用圆珠笔写上了字,盼着人家不要了,我自己留下来,这事挨了姐姐好一顿批评。父亲跟下乡青年宋玉洁借了一本《解放军文艺》,我看到一幅鲁迅的插图,跟课本里的一样,也给人家写上了“永不休战”,还书时害得父亲跟人家说了不少好话。我喜欢书的劲儿被父亲肯定,但爱护书更是读书人的基本素养。打那以后,无论是课本还是借的书,我都要包好书皮,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高中。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评《水浒》的活动,我没听过《水浒》,也没看过,只知道大喇叭里常说,每天晚上不少人聚在庆阁大叔家里,学习有关的指示和文件。

    一天,出于好奇,我也挤在了社员中间,去参加了学习。当时也不知道打哪来的胆子,竟主动要求为大伙儿读《活页文选》。其实,我连《水浒》的“浒”字都不认识,现场才学的。文中的生字是一旁昌泰大哥告诉指点着,才勉强念下来。第二天,校长李宝田知道了这事儿,还特意表扬了我说:“红小兵从小有觉悟,参加政治大事宣传,很好!”老不受待见,总挨批评,一听到表扬心里美滋儿滋儿的!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顷刻间一座城市被毁灭,24万人罹难,16万人伤残,7000户断门绝烟,4204人沦为孤儿,全村一下子少了200多口人。我住的左右几个院里,一下子没了20多口。对面屋的三爷三奶,同院的大爷大奶,隔壁的二奶,还有四爷和几个小伙伴等都遇难了。我的姥爷、姥姥等亲人也不幸震亡。那时真的没有了生活的勇气,母亲在危难时刻,从倒塌的房屋里先救出了我,然后才是父亲、妹妹,姐姐和大哥一爬出来就投入了救灾。因为母亲的带头,不少人有了活下去的心劲儿。为了给大伙做饭,母亲中了暑,险些失去性命。在纪念唐山抗震40年的时候,母亲被评为20个“最美抗震母亲”之一。

    大地震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小伙伴儿,还有我那心爱的小纸盒。儿时的图书梦也随之破灭,但爱书的劲头儿还在。

    震后,大人们开始重建家园,在他们从废墟中扒生活用品的时候,我专门盯着我的小纸盒。当我发现被雨水浸透了的图画本,赶忙撕下三页留作纪念。那是小学五年级我第一次学写美术字的“作品”,分别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成了我小学时光的唯一纪念。

    震后开学了,先是在露天的树荫下上课,后在简易的房子里。我开始了“带帽中学”的校园生活,就是不出村上中学,由小学老师教我们。在一次学校搞的文艺活动中,我的《夜守油灯苦攻读》和《积肥场上》两幅画得了奖,奖品是一本《周总理的故事》。记得那是1977年的冬天,这让我兴奋了好长时间。心想,如果小纸盒子在,肯定又会增加“新的成员了”。

    当时没有课本,同学杨建国有一本《工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就算是物理课本,听说是他父亲从市里买来的。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自己偷偷去了市里,到书店踅摸那本书。从解放路过天桥到了建国路,两个书店都没有,书店人说:“你去新市区看看吧,那儿兴许有。”我没去过那儿,也从来没走过那么远,心想我就沿着大马路一直往西走,再原路返回来就五迷不了。结果真找到了书店,可惜也没那本书。我只好又回到解放路书店,因为我惦记着一本处理的《社会发展简史》,那是震后从废墟中扒出来的,水都洇了大半本,花了两毛钱。回来后,我用橡皮刻了一个“葛”字印在上面,觉得这是我的“藏书”了。打那以后,书店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只要有机会就去,不买书心里也觉得痛快。每回站在书店的柜台外转来转去,总是怯生生地向售货员要一两本书,翻翻看看再还给人家。那时没书,却想看书;没钱,却想买书。

    震后的第一个冬天,家里借了几根檩子,入冬前最后一批盖上了简易房。震前家里也只有一个小饭桌和一个大板凳,震后就更甭说了,能有个凳子趴在炕沿上,把炕当桌子写字就挺满足了。那小纸盒子早就无影无踪了,但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革命家庭》,那是前辈陶承全家的革命经历,据说那也是禁书。还有一本是介绍电影《红孩子》的宣传小册子,以及一本没头没尾的神话传说,记得其中有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那都是二哥从林西矿清废墟时带回来的。

    夏天,简易房里闷热,晚上挺不好熬的,只好早起去大柏树下看书写作业。晚上,母亲把灯拉到外间屋的窗前,这样外面就显得特别亮堂,我找来半块大约一尺宽、一米长的水泥板,一头担在鸡窝上,一头放在板凳上,再拿一个小板凳,小板凳不够高,又垫上两块砖头儿,旁边点上艾草,就在屋檐下的“露天书房”里开始了夜读。几次村里放露天电影,散场后乡亲们打我们家门口过,看到我还在“书房”里时,都向母亲说她教子有方,好好念书必有好事。

    那年期末,我们参加了初中二年级的全市统一考试,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成绩都及格了。特别是物理,虽然我只得了65分,老师也按满分登记。因为我们教学进度和市里差了一半,得50分即是满分。有一回数学老师给别人开小灶补课,我在旁边装没事儿一样地“偷听”,又在同学那本《工农业生产基础知识》中看到过“皮带传送公式”,恰巧这次物理考试有类似的题,我就用上了。这事儿还挺惹人注目,除了老师外,好多学生家长跟家里人多次说起,家里人和我都觉得脸上有光,而我却觉得那是“露天书房”的收获。

    初三那年,我们就不在村里上“带帽中学”了,改为去乡里的中学。每天上学要走二十多里路,带个小板凳,两个膝盖就成了课桌。教室虽然比村里的好些、高些、大些,但仍旧四面透光,有时阳光筛进来,那光影效果真的挺棒。赶上下雨,我没有雨具,就连装化肥的塑料袋都不趁,只好等回家吃午饭的同学回来,再捎回点儿吃的。大多是玉米饼子夹红咸菜,如果是夹了红糖,那便是最好的大餐了。当时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上等,第一学期语、数、物、化四科成绩是396分,为此受到学校的表扬,并代表新生在欢迎新老师的大会上发言。当然,发言稿是父亲帮着写的。毕业前,我还入了团,因为父亲是“反革命”,这事挺坎坷的。最后代表新团员发了言,一时挺春风得意。初中毕业了,全校只有我一个人考入重点中学,上了唐山二中。

    但喜欢书还是打骨子里来的劲儿,也敢向老师们借书了。教研室的赵老师虽然不教我课,但是挺关心我,他借给我一本《数学通报》杂志,其实我根本看不懂。有一天放学他悄悄找到我,问我要不要《数理化自学丛书》,是学校订的。那时这套书太难买了,影响也很大。可一听价格,我也傻了眼,全套17本书要12.60元。回家后跟母亲说了,她也挺犯难的,哪有那么多钱呀,一年下来全家七口人在生产队分红也就是100多块钱。其实我也有了自己的算盘,准备向家里人“众筹”,当时父亲和大哥还没有上班,只好由姐姐和二哥做些贡献。最后还是母亲咬咬牙,从柜子里翻出12.60元给了我,我也向母亲保证以后不再买这类书了。当抱回17本崭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觉得自己是最牛气的,一下子有了这么多书,以后再也不用东家西家、托亲靠友地找学习课本了。包好了书皮,放到箱架里藏好,还向几位好同学显摆了一下说:“想看书了找我”。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买这么多书。

    当时的简易房很小,家里住不开,母亲让舅舅帮忙找来几根铁筋,赶在上冻前又搭了圆棚子,跟现在的蔬菜大棚一样,里面可以住五个人,大哥和我,还有三个邻居小伙儿。那时候流行手抄本,晚上在昏暗的灯下,偷偷地轮流抄。你累了他抄,他累了再换人,必须在几天内完成,再把原来的还给人家。浅绿色的日记本上,就有了好几种字迹,但大家看得津津有味,非常着迷。《三下江南》、《绿色尸体》、《梅花党》等都是从圆棚子里传出去的。一时这样的手抄本在村子里传来传去,成了“热门读物“。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家里拿出多年的积蓄买了一辆本地产的“燕山”牌自行车,我也可以骑车子去市里的书店了。那回在新市区书店,我买了一本《高考复习大纲》,夹在后驮架上,回家一看,书不见了,顿时火冒三丈,把气都撒在了自行车上,还埋怨姐姐为啥把后车胎气打得太饱。这事儿让一家笑了很久,成了一时的话把儿。

    1979年,国家为父亲落实了政策,平反后全家返回矿区。姐姐先按回乡知识青年安排在市里上班,之后是大哥安排到区饮食公服务司,父亲自然是到了原单位开滦林西矿,和二哥成了工友,我在唐山二中上高中,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妹妹。一家七口人分了六处,自然就多了些牵挂和惦念,人分散了,感情却拉近了,心劲儿也越来越足,日子也越来越有了奔头儿。过去因家庭问题被歧视,被人欺负的风头一下子转变过来,变成亲近和羡慕,像是换了人间。

    父亲、姐姐、大哥、二哥开了支,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外,他们都交给母亲,因为在农村的14年里,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买粮食的饥荒就拉了一千多块。再加上父亲手术,欠了不少外债。苦日子也磨炼了一家人的亲情,每个月父亲都是偷偷地给我一两块零花钱,姐姐哥哥们也效仿父亲的做法,这下我有了自己的“小算盘”。心想,这样坚持下来,我每个月就有四块钱,可以买好几本书,一年后攒个百八十本书,自己的“书房“就丰富起来。每当想到这儿,自己就偷着乐得心花怒放,甚至梦里也会想到在一片书海里徜徉,也曾想象着在大柏树下拍一张自己读书的大照片。

    上了高中,我就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秀才”,当年遣返回老家的时候,姐姐初中毕业,大哥小学毕业,二哥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父亲也只读过三年书,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所以家里看到我喜欢读书都挺支持的。记得二哥第一次给我买的书是两本杂志《书林》和《艺术世界》,姐姐和大哥也曾帮我去“追书”,因为一本书借给了别人,而在村里传来传去地没了下落。那回正是8月大夏天,烈日炎炎的中午,我敲开了几家的大门,追那本《吹牛大王历险记》,跟校办工厂杨师傅借的时候,答应人家看完马上还,喜欢读书的人绝不能失信。那个劲头儿,跟现在上门讨债的差不多,我觉得读书人就应该这样。

【责任编辑:唐红  流程编辑: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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