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陌生到熟悉，从疏远到亲近，认识的人多了，知道了那门那户那家人，环境也越来越适应，村子随着慢慢地变大了，似乎成了整个世界。全国上下一个号令，一群城里的青年人，怀揣着梦想就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每当生产队派工的时候，男女老少所有的劳动力都站在当街，由队长派工，然后就是带上工具下地干活儿，这种形式一直延续着。不知不觉中有了新的面孔，那是从城里来的知青，也就是下乡青年。

　　渐渐这群年轻人也习惯了站在街头听候安排活计，知道了哪个季节该干啥;辨认出地里的青苗和蔬菜;懂得了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了解了基层百姓的生活;熟悉了乡村的民风民俗;真的成了新型农民。这些知青们很是让村里人高看，村民们觉得他们有文化，在市里见识多懂得多，又是远离父母到这儿来，应该好好照顾。他们除了投亲靠友外，大都是找个能说一块儿、干一块儿的一般大的人家，做个临时落脚的地儿，慢慢地成了亲戚一样走动，也算有了新家。

　　知青们给乡村带来一股新风，在村里的大喇叭里，一改过去只播开会通知、收取信件和招呼“四类分子”义务劳动。隔三差五地就能听到他们播报的新闻和有关的政策宣传。记得小个子女知青宋文荣，中午从地里出工回来，顾不上吃饭就去广播，不巧没带钥匙，当即从窗户跳进去也不耽误播音。还有知青被选到小学校教书，干起“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为乡村教学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使村里和学校的文化活动显得特别新奇生动。一位叫田立秋的天津知青，在学校里教音乐和美术，把学校的文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节目总在全郊区名列前茅。一次全市的上山下乡表彰大会，选了两个节目祝贺演出，就有侯边庄小学的表演唱，演的是送子到农村扎根的事儿。其中奶奶嘱咐唱道：“三代仇恨一定要牢记，誓把青春献国家!贫下中农各个亲，人人都像亲爹妈。”每当村里有文艺活动了，知青们就会大显身手，二胡、笛子、手风琴、小提琴，唱歌、表演、打快板儿、说相声、诗朗诵……样样都觉得挺新鲜。《祖国一片新面貌》《金珠玛米亚古都》，样板戏和电影插曲都是拿手节目。那回用扬琴弹奏的《映山红》，让我记忆犹新，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扬琴。

　　姐姐和大哥跟知青们是同龄人，家离队里派工的地儿只隔俩门口儿，因为也曾在城里生活过，他们聊起来话题挺多，时间不长就交了不少知青朋友。赶上阴天下雨出不了工了，几个知青就跟大哥在家里闲聊，等母亲做好了饭再叫他们来吃，家里就成了知青的“临时小聚点儿”。虽然也有人向大队反映说：“四类分子的家里老有知青，别污染了他们，把小青年给带坏了!”当即就有人反驳：“你不污染!他们咋儿不去你家呀?相信人家有这个抵抗力，会站稳立场的!”

　　有一天，知青赵杰在家里相框里看到了二舅的照片，兴奋的说：“唉!我家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第二天，他把那张照片拿来一比，真的丝毫不差。原来赵杰的父亲是姥姥的兄弟，母亲的大舅，平时二舅常常去看望老人家。因为母亲出嫁早，又在矿区生活，一直没有联系，也没有走动。这样一来赵杰不再跟母亲叫“大妈”，改口叫了“大表姐”，我们也得改口叫他“老舅”，跟他一块儿下乡的几个人再来家里，也觉得更亲近了，这也成了知青中的一个故事。之后，每年姐姐和妹妹都去市里看望舅姥爷。

　　后来知青们陆续返回了城里，临走的时候，他们来家里道别，每回母亲都为他们高兴，却又有所失。唐山大地震后，姐姐和大哥四处打听那些知青的安危，家里人也常常牵挂着熟悉的知青们。1978年，姐姐按回乡青年办理了返城手续。第二年，全家落实了政策，又回到了城里，与知青们也渐渐失去了联系，但那段经历和交往却永远留在了心里，成为一生的“档案”。

　　老妈说：“能凑到一块儿就是缘分!人不跟人好跟谁好?!不论你高矮胖瘦丑了俊了，还是当官儿做民穷了富了，天南地北的关键是看人性、看良心!趁年轻的时候多干些事儿，多走些路，多交些人，再遇到事儿了就不抓瞎!多个朋友多条路。面对陌生的环境，抱怨、顶牛儿都不是好法儿，能融到一块儿才是本事!像玉米面儿、高梁面儿和白面掺和在一块儿，做出的饭才有新鲜样儿，才更有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