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饭后，社员们都集中到一块儿，站在当街听生产队长派工。队长站在大伙儿面前，先把头天的事儿总结一下，然后根据季节和各地块儿该干啥一一分派，有时也独调单选，安排有专长的人干些技术活儿。之后，大伙儿回家拿上工具，就去地里或指定地点干活儿。中间记工员带着夹子，把记工表上的人员、时间、地点、啥事儿都记清楚，到年终统一进行核算。当时家里有四个记工本，每年都能找回一些记丟了的工。

　　队长是没啥级别的官儿，可在生产队里却是核心人物。一年的两次分红，是检验能力和水平的最硬标准。那时是十分制，一个工值有5毛多到8毛多不等，年终了如果能到一块加几毛，那就是好收成了。村里一共有5个小队，我们是二队，一般情况下总是在二三名，四队搞得好，工值也最高。记得当时家里有4个劳力，父亲、姐姐和大哥二哥。父亲挣8分多;大哥挣九分多;二哥挣7分多;姐姐是10分，也是除了妇女队长外两个挣满分的人之一。母亲也曾出工干活儿，队里给评了7分多，这在女劳力中就挺不错了。

　　每年的评分被各家各户每个人看得挺重，一次大伙儿要给二哥涨3厘工分。村东头儿族中的大奶不干了，找到队里质问：“为啥没给我家三儿子涨?都是一般大的小伙子，咋儿不给军属家，相反给了“四类分子”家的!”她大儿子在部队，丈夫和二儿子都在开滦上班。因为父亲身上有“污点儿”，人家这么“一咬”，队里就得“讲立场”，硬是把二哥的3厘工分给了她三儿子。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她三儿子干活儿照二哥真的差不少。尽管全家人都挺气愤，可在那种环境下，只有忍气吞声了，二哥心里更是郁闷了好长时间。

　　赶上开春儿、麦收和大秋了，社员们不仅要抓紧时间抢种抢收抢打，还得起早贪黑的加班打早战、打夜战。清晨天刚朦朦亮，父亲他们就得下地干活儿，弄的满身露水，回来吃完饭又去地里了，有时挑灯干到深夜。母亲在家里忙家务，顺便照看我和妹妹。本来她也曾去出工，可每天回来我和妹妹都是一团糟，时间不长还得了病。母亲觉得还是孩子重要，万一出了啥闪失，那点儿工分换不来损失。细一琢磨，母亲的“账码”算得挺清楚。这只中的舐犊之情一目了然!

　　有一年李姓二大爷当了队长。他住在二队道北的西头儿，老人家终生未娶，一直跟哥哥嫂嫂过。他嫂子曾和母亲一块儿演过话剧，平时两家素有来往，母亲常为她家裁剪衣裳。二大爷是党员，也挺有特点，不仅是满脸麻子一个眼，而且俩腿长短不齐。他曾在生产队里当保管，每当队里留茄子、黄瓜梢瓜种了，他都会掰一块给我吃。当有人说北社址老河里有黑鱼，二大爷就找了根竹竿，弄了铁丝磨了尖儿，做了把鱼叉，每天中午在河边转悠，大伙都说：“他忒会瞄准儿!赶上午休的黑鱼，没准儿能叉住!”

　　他当了队长后，母亲求他说：“二哥，年底分红了少扣点钱，一大家子人呢，咋儿也得过年呢!”那时几个壮劳力忙活了一年，到头儿还得倒找队里不少。等到年底一算，刨去了口粮、工分粮、柴火、瓜菜的，全家还欠生产队钱，如果少扣点儿，就可以记到下一年的账上。看着那张欠条母亲发了愁，这个年该咋儿过呀?!

　　那天傍晚，母亲就去了二大爷家。“二哥，找你来了。咋儿也得让一大家子人沾沾年味儿啊!没多有少就借10块，每个队干部我都找了，还打了条儿，当干部的哪有不替老百姓着想的!”二大爷说这事儿一下子忙忘了，马上掏出钱来，又说了不少客气话。

　　当时有个顺口溜，在农村很流行：“一等人当书记，孩子老婆都出去;二等人当队长，分派完活计家里躺;三等人跑外交，吃喝玩乐管报销;四等人赶大车，驾嘟喔呵一块多;”最后是“七等人赶牛车，快装快缷还挨说。”派工也挺有讲究，近了远了、轻了重了、脏了累了、好了坏了，有没有机会沾光占便宜的。看瓜浇水弄菜园;耪地薅草拔麦子;打药施粪掐高粱;间苗补苗擗玉米;拔麻披麻拾茬子;插秧挠秧割稻子;牵墒点种蹬耙耢;放牛起圈拉垫土;豁地种地刨白薯;脱坯搭炕掏大粪;摘瓜畦菜打泼斗;拾棉割豆除花生;打铁榨油磨米面;看圏护秋修台田;铡草喂猪做豆腐;积肥挖河修水库;赶车拉脚扛交行;编席织篓打麻绳;轧场扬场装仓库;木匠瓦匠喂牲口……如果有手艺或专长了，就可以在队址干活儿，少了风吹日晒的，离家还近便。但不论咋儿说，只要你往当街一站，队长派的活儿就得去干，没偏没衬基本平等。

　　老妈说：“出工就得出力!摆架子玩花活不中!庄稼人就喜欢实打实的，啥事儿当自己家的干了，保准能干好!细想生产队不就是咱们的大家吗?!挑三捡四，甩鞋撂𧙕、磨磨蹭蹭不是长久之计!地里的庄稼和秋后的收成会有话说，老少爷们儿的嘴里会有证明!在什么角儿上就得干啥角儿的事儿，整点儿放空炮、玄乎套忽悠人，老百姓准不喜欢!也绝对不答应!在大伙儿心里都有本儿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