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儿童节，妹妹在林西出生。这让父亲异常的高兴，自己只身打老家出来闯世界，一个穷做窑的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已经是5个儿女的一大家子了。虽然生活不富裕，但有母亲的精打细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挺称心如意。

　　父亲是早晨6点班儿，每天母亲3点多起来给父亲做早饭，热热乎乎的挂面汤卧个鸡蛋，准备好干粮水果，父亲4点准时去矿上。赶上父亲被抽到井上搞宣传鼓动或文艺创作了，母亲也就跟着“放假”。

　　那时候父亲的笔头子挺硬，在百里矿区是有名的“大写”，人称“葛快手”，特别是在辙韵的掌握运用上有所专长，在唐山努力争做“第一把交椅”。没到不惑之年的父亲，正是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高产期。可母亲却觉得顺顺利利才是好日子，不能让下井刨煤的心里不入灶，平平安安才是真幸福。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至，父亲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一时白天下井刨煤，晚上挨批交代问题，弄得精疲力尽几近崩溃。那些日子里连自己的手稿、作品剪报等都交了出去。红卫兵和矿上的造反派没完没了的折腾，还把父亲为二大爷写戏的事儿翻了出来，要重新交待问题。

　　10月的一天，造反派们兴师动众一阵闹腾，耀武扬威的来到工房区，肆无忌惮地闯进小院开始抄家，把家里有价值的、值钱前的东西都抄走了。特别是姥姥给母亲的那副银镯子，还有我戴过的长命锁也随之而去。他们给父母下了通牒：“限期三天，全家滚蛋!”母亲一听就傻了，后来又一琢磨这也是好事儿，“回老家了我可以天天看着你爸，在这儿去了井下，万一他有想不开的事儿，再跟你二大爷……”母亲不敢再往下想，当即就接受了这“指令”，马上去矿里办了手续，父亲开了半个月的支共计34块5毛钱。母亲去马车队花30块钱雇了两辆马车，就这样操持着回了老家。在记忆里，那天我正跑出去玩儿，看到街上人多了，跑回家一看，正赶上有人在外边门上贴大白纸条，其实那就是封条，那几个人不让我进家。母亲一下子把我抱上了大马车。

　　那是10月中旬，两辆马车一前一后走在大道上。当年的母亲也是坐一辆马车，抱着姐姐从老家到的赵各庄，现在抱着妹妹，是5个孩子的七口之家了。一路上一家人无语，只有飘落的树叶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半道儿上，姐姐拿暖壶给我喝凉白开。

　　当再回到那一间半老草房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百感交集，仿佛是绕了一圈儿又回到了原点。原来房子一直借给张姓人家住，刚腾出了没几天。看着熟悉的环境，母亲劝父亲：“别有啥想不开的，赶上啥算啥!你不是一个人过，还有5个孩子和我呢!有人在啥都好办，人没了还过啥劲儿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又没干啥坏事儿，怕啥!”简单地收拾了房子，把大板柜和靠山镜摆好，给缝纫机安排妥当，搬进屋儿俩大缸，这日子就重新开始了。

　　那真是缺吃少烧的生活，得知母亲又回来了，姥爷姥姥让舅舅和姨们来看望，还带了生活用具。左右邻居和乡亲们也纷纷登门问候，有的送来蔬菜和新粮食，有的摘来大倭瓜，还送来了旱烟。同院的大奶、对面屋的三奶、庆时大妈等老娘儿几个跟母亲说：“缺啥短啥了就言语，咱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再难还难过解放前呀!”

　　大冬天的家里没有煤，妹妹耳垂儿冻得直流脓，几年中家里为了吃的粮食拉了1000多块钱的饥荒。父亲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还是没完没了的交代罪行、写检查、弄汇报、挨批斗、受审查，还时常接受外调的。刚刚初中毕业、小学毕业和小学三年级的姐姐和哥哥，也就此荒废了学业，只能出工下地干活儿，集中力量为了糊口谋生。

　　1979年秋，落实政策后全家返城，被抄的东西也无从问询，这让我们有了14年的农村生活经历。

　　老妈说：“人这辈子没有一帆风顺的，总会遇上不顺畅的事儿!谁都想好，没有一个密着心眼儿说想坏的!岁月轮回，与社会大方向反着不中。人生是一本账，账差来回，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害人者也害己，做人做事成人成事，心眼儿不能太小了!人得长志气，从哪儿跌倒的，要从哪儿爬起来!可以输事儿，但绝不能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