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砸锅”来，人们大都认为事儿没干成，或是弄糟了。在农村如果真的把锅砸了，那就是砸了人家吃饭的家伙，断了人家糊口的道儿。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为!一般的时候，或者平常的日子里，绝对没有这种事儿。

　　可我就干了一件“砸锅”的事儿，还真的把锅给砸了。

　　1973年入秋，刚刚开学不久。学校组织劳动，让学生们从大队往小学校搬砖。大队部在村子大街的中间，小学校在村东头，老师一声令下，学生们就如同蚂蚁觅食一样，你来我往争先恐后排成了长龙。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在班上的男孩子中也算是个大个儿。一有事儿干了，特别卖力气，平时也不惜力，这点儿老师常常表扬说我踏实肯干。搬砖是既费力又费衣裳简单活儿，前襟和两个袖子弄不好就磨破了。那天正好从家门口儿经过，母亲就给我找了套袖和大人干活儿用的兜兜戴上。这下我更来了劲儿，主动加码比原来多搬了一块。这样的“装备”挺打眼儿，让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们不住的回头儿。搬了几趟之后，走到学校西墙外上坡儿的地儿，忽然有人高喊：“戴套袖、挂兜兜的不是好人揍!”我回头一瞅，是比我高两年级的守山，顿时火冒三丈，扭头撒腿就追了过去。

　　守山的个子比我大，在学校的春季运动会上，我俩一块儿参加了100米比赛，我超了他得了第一。关键是我也觉得自己不含糊，本身是村里的“三个坏小子”之一，打架也算是“老手”，有点儿“经验”，遇到这事儿自然不甘示弱。当场我俩一顿拳脚，谁也没占了上风，一时招来不少的学生围观。有人要去报告老师，守山觉得理亏撒腿就跑。他家和学校只隔着一条道，三转两转就没了影儿。我拿着砖头追到他家，折腾了一圈儿气也没出。再到他们外间屋灶台边，顺手把砖头就扔进了锅里。心里非常解气，看热闹的学生有人喊了一声：“砸锅了!”紧接着我又绰起一把镐头，杀了个“回马枪”，还是没有“收获”，这才收了兵。

　　傍晚，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饭。我拎起猪食桶帮母亲去喂猪，这时候听到有人说话儿，只见守山妈搬着锅来找母亲“告状”。母亲跟大婶儿说：“不管是谁的责任，吃饭要紧!反正都是儿子们惹得祸!先拔我们锅!”说着她拉着大婶儿到外间屋灶台上，拔了锅就让她拿走了。看着锅台上的大黑窟窿，母亲绰起锅盖盖上，把那口坏锅安上了，就来看我喂猪。母亲并没有过多的责怪我，只是讲了其中的一些道理 。

　　晚上，母亲和父亲商量着咋儿办，得想办法儿给人家买口新锅。由于合作社没有八沿锅，父亲只好去市里买了。

　　第二天一大早儿，父亲就去了市里，傍晚才驮着一口锅回来，马上给大婶儿送了过去。他借了自行车，到市里找了李毅大爷，借了几块钱，又转了好几处土产门市部，才买到了这口八沿锅。父亲绑锅驮锅都是第一回，一点儿经验都没有，几次差点儿摔坏了，最后只好推着回来，还把家里唯一的人造革兜子丢了，父亲心里老窝火儿了。

　　“这个“一锅端”味道怎么样?砸锅了吧!”父亲笑眯眯地逗我。“为了你的英雄壮举，那锅就奖给你了!没事儿就背着转转!”我心里直嘀咕：“这是那门子的事儿?那多沉呢!让我背“黑锅”那不中!”父亲摸着我的头说：“事儿做了就过去了。要学会放下，老背着就是负担!要轻装上阵重新开始!但是，一个人不能老在一处跌跟头，也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啥叫记性?啥叫长大了……”母亲把换下来的那口坏锅扣在了咸菜缸上，每天我都能看上几眼。锅上的那快“疤痕”，成了我成长路上的“伤湿止痛膏”。

　　打那以后，这种事儿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没过多久，我们两家越走越近，母亲经常给大叔推头，一些事儿互有串换。守山买了一件粉红色的背心，一直想印上号码。他知道我写美术字儿还中，就让我在图画纸上刻了号码，我俩用白油漆印好了，他穿出去觉得挺带劲儿的，总夸我弄的好。听说我喜欢兔子，当他家的兔下了第一窝小兔儿，特意挑了一只小母兔送给我。我也挺不好意思，在小卖部花了一毛三，买了一盒“海鸥”香烟悄悄地送给他，俩人成了好朋友。

　　老妈说：“砸锅容易修锅难!有锅的时候能吃口饭，就得珍惜!别把饭碗儿丢了，也不能把事儿办“砸了锅”!遇到事儿了要多想想，千万别点火就着!不是拳头和砖头就能解决心头的事儿!打架不是能耐，一时冲动，有理也变得没理了!忍字总比饶字高!怨怨相报何时了?年轻的时候可以做错事儿，也必须知道改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