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母亲到了赵各庄，随父亲在矿区生活。当时姐姐3岁多，大哥才5个月。为了以后的日子，母亲想去学门儿手艺，父亲挺支持。第二天，母亲上街买了一把竹板尺子、一卷皮尺、一把剪子、几块画粉，背着大哥、领着姐姐就去了街道办的裁剪班。

　　没过几天，父亲和姐姐就成了“模特”。母亲先量了他们的尺寸，连裁带剪再做，“逼着”他们试穿。母亲每天把白天学的东西，晚上再琢磨一阵子。量尺寸的字，她会说不会写，就让父亲教。父亲从头到脚标下来：领口、肩宽、胸围、袖长、袖口、身长、腰长、臀围、立裆、裤长……慢慢的都学会了。然后学着使缝纫机，可一台机器要120多块钱。一下哪有这么多钱呀?母亲和另外三个姐妹商量着凑钱，“合资”买了一台“金马牌”的缝纫机。母亲说：“我们真有缘!我姓马属马，她叫金马!”父亲掏了30块。后来有一个人要回乡下得退钱，那俩人都说有困难，父亲跟工友郑连二大爷借了30块钱给了她，这回母亲占了一半的“股份”，机器还是几个人轮着使。

　　几个月后，裁剪班结束了。这台机器归谁呀?母亲跟父亲说：“抬咱们家来吧?”父亲没有言语。两天后，父亲刚下班，母亲就让他去抬机器。他正犹豫不决不解其意的时候，“去吧!快去吧!”他回头一望，是郑大妈在催他。原来父亲参加了郑大爷牵头打的会，钱都放在了他家，平时都由大妈管理。那天母亲正为机器的事儿犯难，大妈说：“你甭管!抬去吧!他敢闹腾了，让你二哥收拾他!你二哥是他们的组长。快弄回来，我这儿还不少活儿等着你呢!”

　　父亲一看有这茬儿，赶紧马首是瞻。把那匹“金马”牵了回来。父亲开玩笑说：“这回仨马到一块儿了，你就骉吧!”

　　有了这台机器，心灵手巧的母亲如鱼得水。只要父亲上班了，“咔咔咔”的机器声就响起来了。母亲还向四方街邻主动打招呼揽活儿，义务为大伙儿帮忙。母亲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一年到头儿一家人能做几身衣裳啊?这么着既帮了人，还练了手艺，搭点针头线脑儿的，那算啥!

　　几年后父亲调到林西矿，这匹“金马”从赵各庄又跟到了林西，仍然为邻居们“撒欢儿”。母亲身体不好，她去唐家庄看了老中医，大夫说治不了，不给看病。母亲哭诉着，指着身边儿的三个孩子说：“你老就修修好吧!看在仨孩子的面子上……”一旁的老太太又说和，老人家这才给母亲治病。病好后，母亲给老两口做了鞋，扎了衣裳，还常常去看望，帮着做些针线活儿，老太太还要认母亲做干闺女。

　　在文革期间，全家人被遣返回到农村老家，这匹“金马”便成了理所当然的稀罕物了。再加母亲又会剪又会做，每家用布票买了“洋布”、好布，都来找母亲帮忙。有几家是母亲主动去找“活儿”，都是当年帮过忙的，家里没有做针线的，还有那些孩子多的。同院的凤忠大爷、东院的四爷，还有庆会大伯家、茂春大伯……一年四季的活儿都是母亲包着。

　　有一年的夏天，下乡青年拿来一袋子新的好布犄角儿，母亲就一个个对起来，接成了蓝边绿底儿的两个褥面儿。母亲的活儿做多了，两趟街上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有时候乡亲们在自个儿家的树上摘兜儿毛桃儿，弄把旱烟，拨些小葱儿，拎篮子蔬菜，端碗大酱送家来，也算是一种答谢。

　　大地震中，这匹“金马”幸免，从废墟中扒出来后，母亲把它放到了安全的地方。等日子渐渐恢复了正常，这匹“金马”又开始了“奔腾”，扎好砸坏扯破的衣服被褥，灾后的日子又重新“组合”“缝补”，它又立下“汗马功劳!”

　　回城后，母亲把“金马”又带到新楼上，她常常把买回来的一些布头，扎成各式各样的衣物。特别是当我们的衣服破了，母亲把它翻过来，垫上布再扎成纹理，就更结实、更实用、也更个性了。在母亲的带动下，姐姐和妹妹也学会了这一招儿……

　　一转眼儿，这匹“金马”跑进家里已经有66个年头了。母亲脚踩机器踏板，大轮儿带着小轮儿转动，一针一针把白天黑夜，把阳光雨露扎进了岁月，扎出了一行一行的日子。在母亲手下裁出了美好，剪出了幸福，缝进了希望，纫进了真情，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和骄傲!母亲对那些手艺，记得清清楚楚;对那些日子，记得真真切切。父亲曾说：“这就是“老马识途”。”

　　2003年10月，这匹“金马”又被母亲牵到了市里，不时仨马就要碰面儿，尽情地“骉”上一回!

　　老妈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日子就是这么缝一块儿，连一块儿、捏一块儿的。不论新的旧的，好的坏的都得裁裁剪剪，挑挑选选，缝缝补补。方方面面都想到了，拆兑四置了就好过。千万别把手艺专长当自个儿的，学出来也是大家伙儿的，凑一块儿各取所长都是优点，那还愁干不成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