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秋后，家里的生活虽然依旧困难重重，但较比刚从矿区遣返回来的时候有所好转。看着别人家养猪母亲也动了心，跟父亲商量后，就想在院里房北面盖个猪圈。养头猪也算是给自个儿在家里找个事儿，既能挣些工分，又能支持生产队。交了猪换了猪料，还能解决开春儿闹粮荒的难题。

　　想法挺好，地儿也挺好，就是没材料。母亲和父亲就开始筹办这件大事儿。把当院里的砖石瓦块都动员起来，去姥家找、借，坑里捡、凑，把两根儿窖典当了檩子。最后觉得还是差一面墙，母亲踅摸到一个大磨盘，是老伙里的东西，扔在原来大队前院好多年了，和几家打了招呼后，大哥叫了几个小伙子就搬了过来，一下解决了大难题。东院儿的三成是“工程师”，量了对面屋大婶儿家猪圈的尺寸就开了工。结果还是出了差头儿，围墙和圈房衔接处差了一尺。猪圈都基本成型了，不能再返工了。最后只能是将错就错了。那天晚上，母亲做好了大米粥烙饼炒鸡蛋，三成却不好意思来吃。母亲动员了我去专门儿请他，吃完饭后我们一块儿去赵田庄看了电影。

　　几天后，母亲去稻地集上买回一头小白猪仔。买的时候没钱图便宜了，小白赖赖巴巴的长得很慢，人称“小疙瘩猪”，其实就是“小猪国”的品种。没办法母亲又借钱抓了一头小黑猪，这回才见了成效。那时家里把一些麸子、红糠(高粱糠)、粳糠(稻米糠)、谷秕子都攒着，还得买些豆饼、花生渣什么的。母亲和姐姐也多了不少活儿，天天儿得采野菜、馇猪食、喂猪。有了这个小动物，全家人都挺上心，我和妹妹还去生产队的菜窖边上捡菜帮儿，赶上父亲去打落菜了，那就更便利了。这样起了圈粪，队里给了工分，交了猪不仅有钱有饲料，生产队还会有奖励。每年到了春节，队里都要从各家养的猪中挑几头大肥猪，集体宰了给社员过年。猪头、红白下水就归了猪的主人。这不仅近便省事，还比去收猪站交猪有年货。有一年母亲养的一头黑猪被生产队选中了，几个小伙子抓了一称：170多斤。那个年过得挺肥的。

　　当时交猪大都是去郊区的越河，丰南的大齐各庄、小集，再远还有去唐坊的。这要看哪儿给的猪料多、粮食多。有的给白薯干儿，有的给杂交高粱或者玉米，大家都喜欢要玉米。所以，全奔这些地儿去，有时候还得偷着绕过检查的。

　　母亲养猪也摸出了道儿，选猪要塌腰老实的。一个猪不好好吃食，俩仨的抢着吃，养多了料不够又累人，还接不上茬。俩猪一块儿交，一到六个等级中，大都给三和四、四和五两个等级，如果单个儿交了，会是一样的较高等级，再瘦了人家不收。可先交一个，另一个“感情”会受影响。后来母亲就先养一个猪，长到半大了再添个小的，料也够吃了，一大一小有了伴儿，“传帮带”搞得挺和谐，一些问题就解决了。不成想新矛盾又来了，有一回俩猪见面一闻，不是一窝儿的，不是一个“单位”来的就掐架。大猪总是欺负小猪，不让吃食，不让上炕。吓的小猪不敢接近，有点儿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这让母亲又犯了难，咋儿调节也无济于事。

　　一天，母亲想了一个招儿，给俩猪脑门上都抹了一点儿臭荤油。当俩猪再碰面儿一闻，马上就亲密无间相安无事了，真是“臭味儿相投!”这招儿还在村里不断推广传播。

　　多年后，这招儿还有了社会意义。有一位朋友两口子闹矛盾，打着闹着要离婚。好几个弟兄劝说都没管事儿。当我讲的这个故事后，反问道：“你们俩在一个床上睡了这么多年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难道还想让我们给你俩脑门上抹点臭荤油?”俩人马上一块儿反驳我，弟兄们一阵大笑，事儿解决了!

　　地震后，母亲养的一头半大黑猪幸免，躲在倒塌的圈里不动，母亲想法儿轰它走，它哼哼几声就是不动地儿，有点儿“猪坚强”的精神。有时父亲带着我，或是姐姐妹妹偷偷地给它送点儿吃的，直到盖好了简易房，给它搭了一个临时窝棚，它就在那儿不声不响的快乐成长。第二年它长到245斤，家里决定把它交给国家。逮的时候它叫了几声，可装车的那一刻，母亲扭过头直抹眼泪。“一块儿经历了大灾大难，真舍不得呀!”

　　老妈说：“事儿是人想出来的，也都是人干出来的。摸门道儿找窍门儿就是好办法!虽然没有捷径可走，但是可以近便省事儿。生活中有难办的事儿，就有办难办的事儿法儿。只要干事儿，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不怕有事儿，就怕没法儿。迎头而上就会迎刃而解!逃避退缩永远在后头，躲了一时躲不了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