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张曼玉

    位于湖北武汉新洲区的问津书院，是一座文化内涵丰富的古代书院。它不仅渊源有自，而且文化价值十分丰厚，影响深远。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它的文化价值呢？

    武汉大学教授黄钊表示，对于书院的文化价值，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与把握。比如，从书院曾培养大批人才的角度，评述书院的文化价值；从总结书院教学经验的角度，揭示书院的历史贡献；从书院传播文明、交流学术的角度，揭示书院的历史功绩等等。

    “问津书院的文化价值，集中体现在为荆楚学人及当地士民建设精神家园，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导向。书院在历代兴学育才中，围绕精神家园的建设，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对于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亦有不可轻忽的现实价值。”黄钊说，问津书院在长期办学历程中，大力倡导“尊道”“崇德”“好学”精神，值得高度重视。这三大精神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精神瑰宝，是建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源泉。

武汉大学教授黄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张曼玉/摄

    重视“道”所确立的法则

    在黄钊看来，问津书院的贤达们，非常注重“尊道”。

    明代学者黄彦士云：“当年同志，共集斯地，日有会，月有课，亦幸与四方诸同志互相质证，以共发明夫子之道。”这里明确突出了“发明夫子之道”的基本宗旨，鲜明地表达了尊道意识；又如，明代著名学者耿定向曾指出：“自来诸大儒讲说，非有所矜异以矫世也，要在惟明古人之道而已。”提出了“惟明古人之道”的学术追求，其“明道”理念亦十分突出。

    此外，书院以“问津”为名。正是在“问津”的激励下，书院历代学人把求学问道作为最高追求。

    这一切，都从不同视角，反映了问津书院把“尊道”作为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大加提倡。

    黄钊表示，“尊道”，是我们民族理性主义的集中体现，儒家尤其认真对待。

    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其关注“道”的价值，超过了关注生命的价值。在孔子看来，只要闻得大道，即使马上死去也不遗憾。儒家亚圣孟子也提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命题，意在强调“得道”，避免“失道”，其尊道观念，亦清楚明白。

    黄钊认为，人们一旦把握大道，就能心明眼亮，就能树立起正确的人生信仰，就能矫正未来的航线与征程，懂得应该怎么行、怎么做。

    “‘道’是人们行为的‘灵魂’，能自觉‘尊道’，就能把握正确的精神支撑。‘尊道’在今天也很有必要。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今人应当践行的‘道’，我们应当自觉对之努力遵行，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方面坚定不移。”黄钊说。

    倡导“崇德”精神

    “崇德”，指的是高度推崇道德的价值，这成为“问津书院”的重要传统。

    《续修问津书院志》明确强调：书院“自当以讲道论德、明体达用为旨归”。这里所强调的“讲道论德，明体达用”八字，相当于今天的校训，旨在强调道德教育，表明传播儒家道德，是书院的重要价值取向。

    清代学者王祚兴在概括书院学习风气时曾说：“得书院而聚学焉，以遵先圣会友辅仁之意……循是以往，游泳乎诗书之中，沉潜乎道德之域……”他把“游泳乎诗书之中，沉潜乎道德之域”，作为书院重要风习，加以赞颂，其中透露的崇德观念，亦十分浓郁。

    “崇德”也是儒家文化的优势所在。孔子非常重道。而他重道的立足点，乃在于“德”。

    孔子曾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后来，曾子的门人问曾子：夫子之“道”究竟是什么？曾子答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见，孔子所追求的“道”，即“忠恕之道”。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的乃是“忠”道；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乃是“恕”道。“忠恕之道”，从本质上说，体现了对人的关爱，是仁爱精神的高度概括。

    黄钊认为，问津书院倡导“崇德”精神，为人们修身立德奠定了思想基础。修身立德，是人们在社会立身做人的重要环节。人们能否按社会道德规范严以律己，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人与禽兽之分的大事。

    战国末年著名思想家荀子曾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可见，有无道德自觉，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

    “书院的‘崇德’传统，即使到了今天，仍未过时，是建设精神家园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黄钊说。

    倡导“好学”精神

    “好学”，亦为书院历代贤达所看重，并大力加以提倡。

    当时，学子们十分注重自己的学业深造，大家争先恐后，前来书院求学问道。

    据曹翰《问津书院赋》载：书院开办后，出现了“本郡之儒绅毕集，异方之师友来从。轩盖相望于道路，皋比并列于儒宫”的盛况，在大师授课时，“户外之坐席常满，桥门之观听雍容”，学子听课求学气氛十分热烈。

    彼时，学院制度严谨，风气纯正。大师们“开绛帐以传经，下缁帷而课读”；学子们“以诗书为堂奥”，“以道德为藩篱”，勤奋学习，修身立德。全院上下，好学风气浓郁，师生们醉心于学术探讨，出现了“近绍程朱之脉，远追邹鲁之风”“宗姚江(王守仁)者以致良知为主，学甘泉(湛若水)者，以体天理为宗”的学术探讨氛围，形成了“讲道著河汾之盛，谈经追虎观之雄”的盛况。

    正是这样的教学风气，把“好学”精神貫穿于其中，激励学子们孜孜不倦地在书院上下求索。

    “好学”，也是儒家先哲的可贵追求。

    孔子提倡“学而不厌”，并把“学而时习之”，看作一种快乐，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孟子强调献身于“天降大任”，主张在求学方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中庸》围绕振兴学业，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项原则，主张在“学、问、思、辨、行”方面，狠下功夫。

    儒家所倡导的“好学精神”，为问津书院的贤达们代代继承，广为传播。

    “‘好学’是事业成功的起点，是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可靠保证。人们只有坚持‘好学’，才能对社会建设中所碰到的问题，由不知到知，由不懂到懂，由知之较少，到知之渐多。问津书院的“好学”精神，即使到了今天，仍有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黄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