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高度相关，往往都集中于统治阶层和世家贵族，因此很多文学家族的出现并非偶然，但即使如此，像曹操、曹丕、曹植这样能够同时登上一个时代文学顶峰的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仍属罕见，直到八百多年后出现于北宋的眉山“三苏”，堪能相与媲美。

　　曹氏父子合称“三曹”，是建安诗家中的翘楚；汉季魏晋文论，亦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冠冕。提及汉魏时期的文学家，“建安七子”自是无法回避，而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子”并称，即始于《典论·论文》。曹丕列叙这七位“今之文人”的代表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劣，借以说明不同文体有着不同的写作要求和审美特质，所谓“文本同而末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是很有见地的，非诸体兼能之人，难有这样切实的体察。

　　“文以气为主”的渊源

　　在扬抑“七子”之时，曹丕有意借用了一些品藻人物的方式和话语，而其重要的发明，则是以关乎身体的“气”来讨论文章，从“气”的角度探论主体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典论·论文》的一大特色，更成为文学批评史上“文气论”的嚆矢。

　　曹丕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其基本观点是，文本于“气”，由“气”主之；“气”是一种气质，存在于各人身上，各不相同，外力不可改变；这种“气”也不经血缘传袭，而是成于自然。

　　很显然，曹丕有关“气”的论述，受到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的影响。孔子强调通过“知言”来“知人”，认为一个人的言语文字之中，蕴含和透露着其人的气质心性。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道：“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虽然此“气”多赖后天养成，曹丕之“气”则近于素禀，但孟子所言“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实系“不可力强而致”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语源。

　　与曹丕一样，孟子也擅分辨文章的优胜和缺陷，这种能力取决于对文之“气”背后之“人”的理解和探察，是故能够“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至于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说，更成为后世文学批评所依循的重要旨则。

　　文史学者郭绍虞提出，《典论·论文》承袭了不少前人的观点而化用之，如“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王充《须颂》《书解》诸篇之意；其论文体、文气二者，亦即相如赋迹、赋心之说”。其实，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论断，也受到王充的启发，后者曾自道“更禀于元，故能著文”（《论衡·自纪》），这个“元”字，正是演化为文的元气。

　　从战国时代一直到东汉，多数思想家认为“气”是万事万物之本，论道者虽以道为万物之主，但承认道亦须经气化之过程。流行汉末的太平道就相信“夫物始于元气”，天、地、人均由元气化生，而“人有气即有神，气绝即神亡”，至于“道”，也由元气行之：“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气，不缘道而生。”（《太平经》）早期道教的这类思想，与儒家有关“气”的论述相为表里、相互补充，成为《典论·论文》中“文气”之论的思想资源。

　　“文明的病态”及其自治

　　今人谈及文章之价值和意义，必引《典论·论文》所云“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对文学的这一评语，实际呼应了先秦时期即已确立的“三不朽”价值观，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与吴质书》中，曹丕也确然流露出对以著文得“不朽”的认可和企望。“立言”的重要性，绝非仅仅在于抒发自身的情志，更是关乎德与功的事理辨述和申彰，正像孔疏点明的那样：“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从这个角度来看《典论·论文》，其中显然存在一种明确的“文质之辩”，而这又与汉魏时期的政治文化关联甚深。

　　以嬴秦亡于暴政为前车之鉴，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之治，休养生息。武帝亲政以后，国力日益强盛，此时儒家学说参与意识形态的构建，儒生也加入到政权之中，以契应王朝新时期的崛起扩张生态。作为一个“彻底化的文书行政的帝国”（富谷至语），其持有不同治国理念的政治角色，常常以论“文”和论“学”为论“政”的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汉初的道教思想，还是后继的儒学，也都近乎一致地认为前代之弊在于多“文”而少“质”，从政治举措到礼法刑律，都应有所减省。学者阎步克认识到，汉儒用以纠矫治道之弊的学说与道家一样，把周秦之间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文明的病态”，也均要从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状态中去寻求救弊方略，但儒家更趋向于由文吏政治向礼治秩序回归。

　　儒家对“文质之辩”所持的态度当然是一以贯之的“中道”，孔子早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安国解释“彬彬”为“文质见半之貌”，汉儒接受了这一观念，认为“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春秋繁露·玉杯》）汉末诸侯纷争，仿佛又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大乱之中，新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秩序也逐渐形成，这正是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背景，因此他在《自序》的开篇就描述了“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的境状。社会溃败必然带来“文学蓬转”（《文心雕龙·时序》），重续政统自然也不能不革易文风，曹丕正是从政治的、历史的视角观照文学，因而表达出对文人中“护细行”“立名节”“怀文抱质，恬淡寡欲”之“彬彬君子”的钦仰和渴求，这些文人及其所影响和形成的文风，便是救治文明弊病、重建礼义教化的核心力量，而文章“经国”“不朽”之义，亦在其中矣。

　　曹丕的诗作古雅娟秀，婉约柔缓，大多描写和表现游子思妇的哀怨与悲伤，敏感的他将汉魏文学中的感伤情调发挥到极致，与其父曹操的慷慨悲壮、其弟曹植的沛然昂扬之习有别，也可视为以实际创作印证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与批评的离合固然存在，曹丕的诗作和文论之中，又兼有超越的传统审美和自觉的现实观照，诸种思想和意识的杂糅，多因外力的催发而成型，《典论·论文》因此能够“转开后世文人主张文以明道或致用的先声”（郭绍虞语），自是有它的合理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

　　栏目支持：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