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引发舆论场上如此激烈的讨论。

    电影《我不是药神》背后的真实故事更值得揣摩。2002年8月，江苏无锡一家纺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陆勇被确诊患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寻找骨髓配型期间，他需要花高价购买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来延续生命。后来，他发现印度出现了仿制“格列卫”抗癌药，并帮助很多病友以较低的价格购买。

    2014年7月，检察院以销售假药罪等罪名对陆勇提起公诉，但最终将其无罪释放。

    不仅在电影里，现实中，“正版”抗癌药和生产于印度的仿制药之间，同样存在着令人惊愕的差价。看完电影，也许有人会得出药品研发企业过于贪婪的结论。平心而论，为了强化艺术表达和矛盾冲突，《我不是药神》确实没有给药品研发企业的形象打高分。

    但是，正如医药圈人士的流行说法，“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抗癌药动辄二三十亿美元的研发成本，新药研制的巨大风险，是外界难以设想的。

    在药品生产上市初期，药品研发企业不得不制定较高的定价，才有可能在收回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盈利。如果药品上市以后不能确保盈利空间，企业就会对研发新的抗癌药失去动力，进而影响医药事业的整体进步，而普通患者也无法从中受益。

    一边是中低收入的患者与生命赛跑，一边是药品研发企业合理的营利动机，问题陷入了僵局。而像印度那样放开仿制药生产，也似乎有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潮流。

    CRT显示器、双色直板手机等《我不是药神》中富有年代感的元素，无不在提醒观众：癌症病人为了与命运抗争，是如何一年又一年地伸张权益的。历史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现状并非尽善尽美。近年来，除了购买印度仿制药，到美国等地治疗癌症也成为中高收入群体的选择。生命是无价的，也理应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因为患者经济实力的差异，生命的长短确实跟金钱密切相关。

    像电影主人公程勇那样走私药品，在当下依然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但是，更合理的解答出现在电影尾声的字幕中——药价改革、纳入医保、抗癌药零关税……让医疗技术的发展和新型药品的研制更快地惠及普通患者，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业。

    幸运的是，《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个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悲剧。这些年，每一个患者和家属都可以看到公共医疗事业的进步，而慈善和公益事业的迅速发展，也让许许多多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人们看到了延续生命的一线曙光。

    《我不是药神》的走红，也能对电影行业产生有益的启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题材电影成为冷门，不被投资商和制作人看好，在产品宣发上无力。近几年，国内电影市场中票房居前的现实题材电影确实不多，“叫好不叫座”成为无奈的现实。而在国际电影市场上看，《摔跤吧！爸爸》这样取材于硬邦邦的现实佳作，并不少见，甚至比纯虚构类作品延续更长的生命力。

    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工业就与商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商言商，电影生产者追求票房利润并不可耻。问题在于，电影市场出现过多脱离现实的“注水大片”，不仅推高投资成本，加大营利难度，也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无益。

    最近，一些演员拿着天价片酬却演技堪忧的现象，在舆论场上备受争议，甚至在全国两会上被代表委员点名。《我不是药神》上映首日票房破3亿元，有力地反驳了花天价片酬请“一张脸”的模式。因为主要演员的演技都在线，才能打下电影被市场认可的基础。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不是药神》的成功，说明向现实生活题材取经，依然是文艺作品葆有魅力的不二法门。不管电影题材是什么类型，是古装片还是科幻片；电影风格是什么路线，是文艺片还是喜剧，都离不开现实经验和逻辑的支撑。反言之，脱离现实的无病呻吟，则给人带来满满的荒谬感。

    文艺作品不脱离现实，是其站在合格线以上的标准；而体现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关照，则是让人们表达敬意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