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研人员困扰已久的科研经费使用问题，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回应。如何既让科研人员从繁琐的报销手续中解放出来，又能防止科研经费滥用，成为几天来会场内外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的呼声由来已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大致可以理解为，未来国家只管预算总规模，而各科目预算多少的调剂权则下放给科技人员。

    更大自主权 激发创新活力

    在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看来，新政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科研人员的尊重与信任，“是为创新减负，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对科研人员来讲，这也是一种更大的责任。“科研活动本身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比如一些基础研究领域，项目开始之前，就要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所有的科研活动，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他认为，科研经费“包干制”，可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统筹，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支持科研人员将更多将精力聚焦在创新上。

    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航空工业制造院院长李志强一直关注的问题。去年他在提案中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基础科研类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取消科目比例的限制，“也就是让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令他欣喜的是，他的建议全都在报告中得到肯定，不仅如此，报告中还谈到了科研经费的“包干制”，“还说了要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决策权。”这些都将极大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有利于鼓励更多年轻人愿意投入科研。他期待下一步各部门制定更详细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科研经费的“包干制”此前在江苏已有类似尝试。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王秦介绍说，“江苏科技改革30条”即与之类似，去年开始已经在13个设区市试点推开。“过去管得太死了，重重审核，变更预算还要打报告，现在只要钱用在科研项目上就行。”王秦说，科研项目预算分10多个大类、50多个小类，“花钱之前，你要先测算到每一个小类，具体到买几个烧杯、每个烧杯多少钱，预算全都要清清楚楚。”

    他介绍，过去很多科研人员的精力都扑在做报表、做账上，而财务管理本身就不是科研人员的强项，造成很多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使用“摸不着头脑”。

    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提出，“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今年1月，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整合精简各类报表、减少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精简过程检查等多项措施，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很多年以来的诉求，在总理的报告里能说得这么明确，对激发创新热情，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李志强说。

    要“放”也要“管” 建议设立负面清单

    “科研经费到底该怎么花？在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联组讨论中，委员们纷纷表达各自的观点。

    “做实验报的是买冰箱，结果我买了液氮，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人家说这算是挪用公款。”一位委员建议，可以建立科研经费负面清单来管，比如不准用于吃喝、已有的设备不准再买等，“其他的科研看你的成果来说话，如果这些可以过关，说明对项目的投入已经产生预期结果。”

    同时，他建议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应以终端评价为主，“现在发了几篇文章，可能就能拿到国家科技成果奖，其实都是好多人凑在一起的成果。”他建议能不能设立专门部门，对科研人员过去10年、20年的成果进行评估，“看看到底你拿的经费多，是不是产出了相应的成果。”

    “我倒是认为应该更加强监管、加强法治。”坐在对面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提出自己的观点，“都说要尊重和信任专家和科研人员，我认为不能靠信任某个人，而是要依靠机制和制度来规范。”

    这个观点也得到不少代表委员的认同。“报告里明确讲了，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这笔经费中的少部分是可以作为科研人员绩效支出的。但直接经费，还是应该有适当的监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介绍，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项目的间接费用占比为20%，国家级其他一些科研项目经费的间接费用占比不到这个数，“这笔钱占比能提高，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绩效就有了提高。”

    他指出，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科研经费也有严格的管理机制，“比如，经费可以用在研究生、博士后这及临时聘用人员等流动性人员劳务的支出上，教授自己拿就不行，因为这钱是用来做科研的，就应该全部用在科研项目上。”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在参加医疗卫生界别小组讨论时指出，国家对各种经费的管理越来越规范，“以我的经验，一笔经费到了，每年3月、6月、9月都会有不同方面的检查，第二年年初还会有一轮巡视。有的人说不要那么繁琐地评价，但我认为，没有这种制度化的评价安排，你就没有依据说这钱是否花到位了。”万钢说，教授收入的提高，最终要靠制度来进行安排，而不能依靠“科研经费”。

    他以德国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举例说，“我在德国读书时，教授申请的项目，科研经费他自己一分钱不能拿，而我们这些博士生、研究生倒是可以拿到劳务费用，我当时一个月能有4800马克。”万钢说，德国的教授实行年薪制固定收入，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科研及参与者劳务等，“研究生属于劳务工资，从科研经费里出，像我这种助教就可以签字发放了。”

    “包干并不意味着科研活动不需要监管。”李家俊说，有“放”，就必然有与之相配套的“管”，要设立相应的“负面清单”或“红线”，“这将会是一个制度体系的探索，最终达到提高科研效率、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