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战决策是作战指挥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对作战中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或关键问题做出决断。信息时代，各种先进指挥信息系统的运用，为指挥员实施科学高效决策提供了技术条件，作战决策必须充分考虑政治与军事、定性与定量、人工与计算机、时效性与科学性等问题的相互影响和有机统一。

　　政治主导的作战决策环境：围绕政治目的需要展开决策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军事与政治、科技、文化、经济、外交等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作战决策决非单一的“军事问题”，更不是个人的“简单决断”。信息化战争中，政治目的不仅直接制约战略决策，而且主导作战决策。

　　作战决策力避损害“第三方”。全球化强化作战决策的政治制约性，发达的传媒技术和经济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各种利益团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依赖性、制约性大大增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合作共赢局面。任何一个国家、利益团体都将是全球化多元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行动将处于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之下，要求作战决策必须减少对第三国利益的影响，以少树对手，争取更大的同盟。

　　作战决策要妥善面对“聚光灯”。信息时代，发达的网络媒体使作战决策成为“直播事件”。2003年美英联军在伊拉克行动开始后就感到：来自国际和国内的谴责和反对接踵而至，行动地域各个方面设置的障碍层出不穷，处处得小心翼翼，就如同在瓷器店打老鼠一样，随时应对政治上的制约和影响。这说明，现代战争大到战略战役行动小到战术行动都时刻处在各国民众的监督之下。作战决策必须将作战行动作为“政治事件”慎重看待。

　　作战决策要关注“小事件大问题”。信息时代，武器装备打击精度不断提升，打击距离不断增加，战略力量可以打击战役战术目标，战役战术力量也可以打击战略目标。因此，战术级决策也是事关战略战役全局的大事。作战决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双重需要，既要确定打击目标，也要确定禁止打击目标，不但要打赢军事仗，更要打赢政治仗，而不能只顾攻城拔寨，赢了军事仗却输了政治仗。

　　定性主导的定量决策模式：定量定性结合提高决策质量

　　“庙算者多胜”。以往由于受信息技术水平和决策手段的影响，作战中的定量决策很少，基本上是定性决策。而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科学的发展，作战中许多复杂的军事问题可以借助量化分析来验证，作战决策的许多内容可以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决策方式由主要通过人脑主观粗放型的定性决策，向人机结合的客观精细型定量和定性综合决策发展。

　　基于模型定量分析。信息化作战是基于信息系统的、要素联动的体系作战，传统意义上对“单个要素”的人工静态评估已难以适应信息化作战的需要，“多要素综合系统”的模拟动态评估成为现代模型分析的基本方法。如：在态势预测、作战过程推演、作战方案运筹优化、作战方案评估等模型中输入相应参数值，模型就可以产生相应的量化结果。另外，军事运筹学的发展，为作战决策中的量化分析提供了数学模型支撑和最优化路径。例如，建立目标优化打击模型，通过分析该节点中的人、物资、装备等具体要素构成，该节点在系统中所处的方向、位置以及与相邻节点的关联度，确定该节点目标的具体价值，使联合作战指挥员清楚对方那些节点是需要重点打击的关键目标。

　　定性定量有机结合。信息时代各种先进的信息系统运用于作战决策，使得定性定量分析呈现出优势互补、逐渐融合的发展趋势。由于定量分析所依赖的数学模型是对现实问题的近似抽象，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事物，特别是对高度复杂的作战问题就更加困难了。如：对兵员数量、武器装备数量等单一条件、单一目标、单一对象的结构化问题，可进行定量决策，而对战斗力指数、毁伤效能等多条件、多目标、多对象的半结构化问题，则要采取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因此，以定性决策主导定量决策、以定量决策辅助定性决策更加科学。

　　人脑主导的智能决策支持：注重人机结合提升决策可靠性

　　信息时代，计算机通过部分模拟人脑的功能，可对简单的、单一的结构化问题进行直接决策，而对作战中大多数复杂的问题只能支持指挥员决策，作战决策更多的表现为借助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手段，对复杂庞大的动态作战系统进行数值计算、建模论证、辩证思维和科学决策。

　　注重自动反应策略。信息时代，网络技术为指挥员实施可靠的作战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撑。指挥员必须善于借用网络技术，制定作战决策的自动反应策略。也就是，针对未来作战对象基于光速的电子线路网络攻击，指挥员必须事先制定好同样快速的自动反应策略。比如：通过软件编程，设定当检测到有敌意的电子签名时，迅速形成自动反应决策的策略。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就运用计算机分析处理系统，建立作战决策的自动反应策略。

　　注重人工智能决策。人工智能支持当前最接近实用的技术是专家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博弈、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理解、数据挖掘、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通过计算机固定的程序软件，解决作战决策中的一些复杂性问题，如在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中，可将需要打击的体系要害目标信息事先存入计算机，通过计算机搜索、分析、判断、识别出打击目标的性质，并提供给指挥员做出决策。

　　注重人机有机结合。信息系统具有一定的辅助决策功能，可以使指挥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更高级的决策思维活动。但是，再先进的信息系统也代替不了人的思维活动和最终决策。因为指挥员对信息的判断、取舍、利用等，需要“洞察力”“非凡的创造力”和“临机应变能力”。因此，必须辩证看待和处理好人与计算机的关系，通过“人—机”有机结合，使作战决策更加科学、快速、精准。单纯的人工决策或智能决策都是不可靠的。

　　效能主导的科学决策速度：突出以快制慢提高决策时效

　　作战决策如同信息一样，也是有时间值的，必须使己方作战决策比对方快半拍到一拍。科学决策对于确保决策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快速而科学的决策对确保决策质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缓慢低效的决策犹如打在运动目标后面的子弹，起不了任何作用，根本不可能实现决策的目的，也体现不了决策的价值。

　　灵活运用网状思维。直觉思维是建立在经验思维基础之上的一种，来自于指挥员长期的训练、积累和固化，往往一下子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但是，面对网络化的信息时代，指挥员还必须适应信息化作战决策活动规律的需求，确立“网为基础”的理念，建立“蚕茧”式的网状思维，始终把对方看作一个网状的有机体系，周密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处理好位于网络上的各个对象之间的关系，使作战决策能够游刃有余。

　　善于借用辅助手段。未来作战节奏加快，决策和指挥周期缩短，谁的决策速度快，就会占据主动。指挥员必须善于借用网络化信息系统等辅助决策手段，快速分析判断情况，快速制定多种方案，快速做出科学决策。鉴于此，指挥员必须充分发挥指挥机关的智囊作用，以及指挥信息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把决策的外围工作交由指挥机关完成，使指挥员的决策主体作用和指挥机关的决策参与作用得到同步发挥。指挥员在指挥机构辅助下，重点关注决策条件、决策方针、方案构想等核心问题，最后做出决断，这样既可使决策内容得到充分论证，提高决策科学性，又可加快决策速度，提高决策时效性。

　　优化作战决策程序。适应信息化战场快节奏作战的需要，简化作战决策程序，减少会议，缩短集体讨论时间，提高决策时效。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打破常规，简化决策步骤，能平行展开的就不要顺序展开，能合并完成的就不分别进行，边行动边指挥边调整，必要时可使决心、协同和保障要点一起下达给部队执行，让决策、指挥和行动联为一体，时间紧急时甚至由指挥员个人决断，确保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尔后再通过对执行情况的反馈进行必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