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白色和医学关联起来，白大褂是医务工作者的象征。而在培养医学人才的中国医科大学，他们还有另一种更具象征性的颜色——红色。
在一定程度上，红色是这所大学的底色。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时，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早期的招生简章在第一条就宣告，学校的宗旨是“创造红色医务人员，加紧救护红色伤病战士，及劳苦工农群众”。作为红军的一部分，它走过了长征的全程。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这所学校的教员、学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今天，在辽宁沈阳的现代化校园里，红色依然是这所学校的底色。图书馆前的红医广场上立着巨大的“红医摇篮”雕塑。综合楼大厅展示着这所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的贺信，上面写着“赓续红色基因”。
10月22日上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红军长征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精神所在，就是力量所在。
从长征中走来、凝聚了红医精神的中国医科大学，正是精神铸就力量的真实写照。
1941年7月，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的第一批毕业生（第14期学员）毕业，毕业证上印着毛泽东题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中国医科大学供图
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
新生们到中国医科大学报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和许多大学相比显著的不同之处：中国医科大学不是以入学年份，而是以“期”作为年级计数。
这是创办于战争年代学校所特有的校园文化标识。创校时，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红军的军校，因此采用军校里普遍的提法——“期”。
由于战争需要大量的医务干部，学校早期采取短期速成的学制，以内科、外科为主，以部队战伤和多发病的防治为重点。
1932年2月，3个月前刚刚宣告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雩都举行开学典礼，迎来第1期学员。当年年底，更名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便招收了第2期学员。
尽管后来从军校转为地方大学，但“期”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2026年入学的最新一届学生，已经是这所学校的第112期学员了。
战火伴随着这所学校的早期历程。诞生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没多久便踏上长征的征途，落脚延安之后先后投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期间举办了军内和医界都赫赫有名的“军医期”。
长征无疑是这所学校最具特色的标签。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唯一一所走过长征的红色医学院校。
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讲到巩固军事根据地的三件事，除了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之外，第三件事就是“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
因此，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首期开学时，毛泽东寄予厚望，为这所学校拟定了办学方针：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今天，“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校训。
在艰苦的苏区，要落实好这八个字办学方针并不容易。招生任务下达后，各军团初选出来200多人。面试的政治课考题有“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两个政权”，卫生常识则考察“怎样讲卫生”“为什么要学医”，算术题里面有四则混合运算。
第1期学员张汝光曾回忆，这些题现在看起来不难，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讲可不简单，大家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几乎没有受过任何系统的文化教育。
长期研究苏区卫生工作的赣南医科大学教授刘善玖说，于都博物馆曾发现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3年6月编写的《简单绷带学》。“二十多页，文字不多，更多是通过绘图形式让学员直观看到人受伤以后各个部位应该怎么包扎。加上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演练示范，教会学生如何去做。”
为了让学员们尽快地掌握专业技能，教员们还把深奥的医学知识编成顺口溜，比如“阿司匹林零点五，发热解汗除痛苦”，方便学员的理解和记忆。
《红医摇篮》剧照。中国医科大学供图
他们为什么选择当红军的医生
在9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医科大学已经培养了30多万名医学专门人才。一代又一代红色医生用技术乃至鲜血为这所学校刷上一层又一层红的底色。
但在考证校史的过程中，人们一定会注意到一位基督教徒的名字——傅连暲，他是这个“红医摇篮”最早的缔造者之一。
1933年，担任福建长汀一家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作出决定，将整个医院的药品、器具全部搬到隔壁的江西瑞金，建立中央红色医院。
因为父母都信基督，傅连暲童年时代也就成了基督教徒。他在担任外国人创办的福音医院院长期间，读到瞿秋白参与创办的《新社会》旬刊，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开始同情革命，也理解了“革命的人生观”。
傅连暲在回忆录中记载，由于医院所在地处在国共军队拉锯控制的区域，医院给国民党军队和红军都服务过。在给红军疗伤、种牛痘过程中，他接触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傅连暲的儿子傅维暲在受访时解释了父亲当年的选择。他说，曾有报道说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我们家住过，我父亲受了他们的影响，就毅然决然地投靠共产党。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傅维暲说。
“在当时，国民党、基督教、共产党都在影响中国社会，但它们在解决不同的问题：基督教推崇博爱、互助，国民党扶植的是官僚、资本家，共产党主张让最贫困的老百姓活下来。”傅维暲强调，“父亲做出决定前，对此是有比较的。”
“人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存权。”经过一番比较后，傅连暲认为，共产党试图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问题，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最适合当时的中国。
迁到瑞金后，中央红色医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傅连暲担任院长。因此，傅连暲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创始人。
在苏区，受过专业医学教育的医务工作者极为稀缺，刚刚成立的红军卫生学校更是急缺教员。学校迁到茶岭时，教员仅有5人。首任校长贺诚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第二任校长彭龙伯曾在日本、苏联学医，1931年回国后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
刘善玖说，贺诚刚到中央苏区时看到的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一个容纳三五百人的诊疗所居然看不到一个医生。他来到中央苏区接到的第一份死亡报告，居然是犯疥疮的红军战士的死亡报告。
“这些情况让贺诚大吃一惊。”刘善玖说，同时也让贺诚意识到，中央苏区需要大量培养医务人才。
2026年暑假，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前往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旧址开展社会实践。中国医科大学供图
从“卫生小学”到“卫生中学”再到“卫生大学”
长征开始前，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一共培养了686名毕业生。这批学员分配到红军各部队、医院，补充了技术力量，提高了卫生工作能力和水平。
长征出发时，当年入学的第6期以及第7期、第8期、第9期学员及调剂、看护各班师生随部队出发，边行军边学习。学校所有家当仅用一匹马就可全部驮走，因此有“马上学校”之称。
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红色医生们摸索着开展救治和卫生工作，为长征中的红军将士护航。没有退烧药，就从雪山上采集冰雪给身体降温；不具备穿刺、开刀条件，就用冰敷等办法综合施策，把腹腔内的脓液排出体外……
傅维暲说，翻越夹金山时，父亲想了个土办法，为了在中午常见的狂风暴雪来临前尽快翻过最高处，父亲让部队去采购辣椒，战士们走乏了就吃个辣椒，一刺激就有劲儿了，集中力量在中午前爬过去。
过草地面临的问题是，草地里的水微生物太多，喝了容易得痢疾。傅连暲要求部队喝开水，熬中药汤，喝下去解毒。这些措施对保障战士的生命健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他们的医疗技术受到了诸多好评。抗日战争期间，第1期学员游胜华在晋察冀军区协助白求恩工作，被白求恩称赞为“我最满意的外科医生”。
漫漫征途中，红军卫生学校的学员也和红军战士一样，遭遇了不小的牺牲。
第1期学员招了25人，最终有19人毕业。毕业后他们开赴前线，有的在苏区战斗中牺牲，有的倒在长征路上。
学员范同麟在江西梅岭被俘，后死于敌人牢狱。学员刘云庚在赣东北被俘后，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曾任学校第二任校长的彭龙伯在长征路上遭遇的一次轰炸中不幸牺牲，年仅31岁。
伴随着艰难困苦乃至牺牲，红色医生在长征中走向成熟。长征胜利后，红军卫生学校扎根陕北，投入抗日战争。
1940年秋，毛泽东到学校视察，并为全校师生作报告，他把学校的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成长为“卫生中学”……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卫生大学”。
“将来”很快到来。1940年9月，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学校正式用上了“大学”的称呼。
1941年，第14期学员，即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首期毕业生即将毕业，毛泽东为他们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现在，这句话被印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上，遒劲刚健的毛体字成为新一代红色医生的座右铭。
《红医摇篮》剧照。中国医科大学供图
从长征中理解“怎样活得有意义”
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群相信，学校90多年的历史一定蕴含着某种力量，红医精神可以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育人作用。
2019年，中国医科大学等33家流淌着红色基因血脉的院校和健康报社一起，组建了“红医精神教育联盟”，开展红医精神研究与教育，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中国医科大学等高校还联合编写了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红色卫生文化概论》，供临床、基础、口腔、预防、检验、药学等专业使用。基于该教材，中国医科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医科大学等院校相继开设相关课程，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在一年级就要修读该课程。
“为什么学医？怎样学医？怎样当一名好医生？”赵群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青年学生还有一系列的困惑，我们开设这门课程就是为了回应这些关切，帮助他们从红医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为了上好这门课，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双和同事们利用假期，去于都、瑞金、延安等学校曾经办学的地方“寻根”，让老师们首先上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吴双的手机里存着许多现场的照片。她说，这是为了更好地向同学们讲解什么是“马上学校”、“红医摇篮”的历程以及“红医精神”是怎么来的。
在《红色卫生文化概论》课上，第110期生物科学专业学生王艺钦对自己的母校有了更多的了解，以至于生发了钻研长征细节的好奇心。今年暑假去延安参加社会实践期间，他和同学专程去了柳树店，就因为那里是中国医科大学长征后在延安办学的地方。
“我想感受一下，站在那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王艺钦说。
王艺钦出生在军人家庭，曾祖父参加过抗美援朝。小时候他听过长征的故事，看过长征的电影。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后，他有了一段“奇妙的经历”：演长征。
入学后，他被选入原创话剧《红医摇篮》剧组，饰演剧中红军军医学校第1期学员张汝光。这成为他细致、深入体悟红医精神的一段珍贵经历。
“要演好一个人，首先要深入了解他，了解他所处的时代。”非表演专业出身的王艺钦进入剧组后才知道，要演好这个角色，不仅要有好的形象气质、好的表演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要去深入了解长征、体悟红医精神。
剧组里年轻的同学们此前连草鞋都没见过，排练、表演时要光脚穿草鞋，天冷的时候排练一上午脚都没知觉了。想到红军穿着这样的草鞋爬雪山、过草地，王艺钦就心生敬佩。
到现在，王艺钦已经出演了4场。《红医摇篮》也成为中国医科大学校园文化的一张名片。
在关注中国医科大学时，著名导演金韬听说了这部话剧。他说，一个大学能结合自己的长征历史，创作这样一部话剧，这体现了文化的传承。
金韬曾执导《长征》《井冈山》《红色摇篮》等知名作品，对革命历史题材颇为关注。他被傅连暲从基督徒到红色医生的经历深深吸引，进而关注中国医科大学这所拥有长征经历的学校。
他认为，傅连暲是理想主义者，把高度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完全的人道主义。这种完全的人道主义理念，恰恰是中国医科大学90多年办学历史特别是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
今年9月，刚刚受聘为中国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的金韬为新入学的第112期学员作了一场讲座。他建议同学们，不妨从历史中去追寻一下自己所就读的这所学校的血脉，这将是未来你所从事事业的开端，这段血脉也将是你们的殊荣。
“医学是需要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医学教育强调技术多于人文。”赵群说，我们今天强调红医精神，是因为它能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
金韬正在筹备创作电视剧《傅连暲》。他试图通过这部电视剧，也结合中国医科大学的长征历史，寻找一种能被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所理解的“现代观”，那就是“怎样活得有意义”。
“这是永远值得关注的命题。”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