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上午，中国气象局在月度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最新的天气形势：未来3天，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江村至吉隆口岸“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
北京时间8月26日10时许，尼泊尔境内蓝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此次灾害规模罕见、破坏力强，将喜马拉雅冰冻圈失稳的严峻现实推向公众视野。多位专家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青藏高原冰冻圈加速消融催生的灾害事件，亟须通过生态屏障建设、风险监测预警、适应性防护等系统性措施加以应对。
更值得警惕的是“次生灾害”
“从现有资料分析，整个灾害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胡凯衡还原了灾害演化路径。第一阶段在尼泊尔境内，冰岩崩形成高速冰岩碎屑流，“运动速度远超过50米每秒”；进入第二阶段，碎屑流涌入东林藏布河道，“迅速转化为泥石流”。
“它就像一列高速行进的火车头裹挟大量石块和泥沙向下游狂奔。经初步估算，泥石流撞击力可达每平方米数百吨，即使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也无法抵御。”胡凯衡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
9月2日，据总台记者前方报道，整个吉隆河谷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洪水和泥石流的冲击。另据新华社消息，同日上午10点，吉隆口岸救援通道陆路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工程地质系副主任臧明东指出，这次灾害“具有高位远程、沿程增容、链生放大、跨境传播等突出特征”。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工程地质系党支部书记、教授陈剑，梳理了整个灾害链的可能演化逻辑：在大体量高位冰岩崩发生之后，坠落的岩体和冰体撞得粉碎，沿沟谷向下运动，形成高速冰岩碎屑流，“一路还在加速”。到海拔3800至4200米段，海拔下降带来气温升高，叠加崩落剧烈撞击、摩擦产生的热量，碎冰发生消融，同时碎屑流沿途铲刮和裹挟沟床内松散堆积物，规模不断扩大。
“这些沟床的松散堆积物很可能是饱水的，再加上碎冰消融和沟道原有径流，流体含水量持续升高，碎屑流沿程就此转化为泥石流。泥石流冲入东林藏布主河道，高速流体推挤河水形成涌浪；裹挟的石块、冰块还会短暂堵塞河道，造成上游水位雍高，最终形成洪水与泥石流叠加的复合灾害。”陈剑介绍。
他着重强调，本次灾害与普通山洪、泥石流有着本质区别：灾害启动完全不依赖降雨。事发当日，当地是个大晴天，沟谷区域并无降水。
“巨大高差带来极快运动速度，留给人类避险的时间极短。这次灾害是固液混杂的流体，裹挟巨石、泥沙、冰块，甚至沟谷树木，一路扫荡式推进，破坏力远高于普通山洪。”陈剑感慨地说。
陈剑介绍，此前泥石流堆积物堵塞了普热普强藏布河道，形成多处堰塞湖。9月1日，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消息称，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西藏吉隆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完全泄洪”。但陈剑提醒，泄洪不等于风险完全解除，恰恰相反，整个流域仍需高度防范后续降雨、冰雪融水引发滑坡、泥石流再次堵江，生成新的临时堰塞湖。
臧明东也提到，更值得警惕的是“次生灾害”。
“次生灾害并不会随主事件结束而停止，灾害过后沟道内堆积了大量松散冰碛物，未来遇到降雨或融雪，可能再次触发小规模泥石流。”他说。
这与中国气象局在9月2日发布会上提到的灾区未来三天天气形势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密切相关。据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介绍，预计未来三天，吉隆仍多降雨天气，其中2日至3日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4日多云间阴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
“吉隆藏布、东林藏布等流域受上游增水、河流汇集影响，可能造成水位上涨，需关注受灾区水位波动。”黄卓在发布会上说，“特别是江村至吉隆口岸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谨防持续性降水和短时强降水引发的二次灾害。”
冰川为什么会突然崩落
谈及灾害背后的深层成因，所有受访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共同的背景变量——全球变暖。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呈加速消融态势。气候变暖改变了冰川的动力学特征，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跃动发生频率加大。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给出了权威数据，“根据《中国冰川编目》，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动力失稳状态。”
他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王小丹长期从事高山环境变化研究。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了气候变暖在青藏高原引发的连锁反应。“气候变化引发的问题，主要是冰川的融化退缩，此外还有冻土的退化，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实际上，这些影响现在已经逐步显现了。”
王小丹专门提到，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发布显示，青藏高原在1979年至2020年期间，变暖速度每10年上升约0.4摄氏度，是全球平均数值的两倍，“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日趋增大”。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山地所及其他一些研究所，对该区域的冰湖扩张、冰川退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冰岩崩、冰湖溃决进而转化为泥石流等灾害，做过大量预测，认为此类灾害在增加、风险在升高。”胡凯衡说，“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新现象，而是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不仅出现在我国青藏高原周边，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南美的安第斯山，乃至阿拉斯加等地，这类灾害都在增加。”
但他也坦言，此次灾害的规模与破坏严重性“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计”。
臧明东同样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基础性的、长期存在的驱动因子。在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大背景下，近几十年来，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一直在持续退缩、变薄”。冰川融水渗入冰岩裂隙，一方面降低了冰-岩接触面的摩擦阻力，另一方面改变了冰川内部的应力分布，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使得高位冰岩崩事件的发生概率会有所上升。
“厄尔尼诺作为大气-海洋系统年际尺度的异常现象，通过大气环流的遥相关作用，可以改变青藏高原局地的降水和温度格局，在特定年份可起到触发或助推的作用，但厄尔尼诺一般不认为是冰岩崩灾害的根本原因。”臧明东说，“这次冰岩崩更可能是长期变暖累积效应在某一刻的集中爆发，而不是单一厄尔尼诺事件直接导致的结果。”
在陈剑看来，不应将灾害简单归因于单一因素。气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却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地质条件才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基础”。同样气候条件下，岩体完整、坡度平缓的区域不会发生这类灾害；只有沟谷陡峻、岩体破碎、裂隙发育的地段，才具备成灾条件。
“吉隆一带，2015年尼泊尔8.1级大地震就已经造成岩体损伤，产生大量裂隙，破坏岩体原有结构；叠加冰川反复冻融持续削弱岩体强度，再遇上全球变暖的大背景，冰体消融加速，最终诱发冰岩崩。实质上，可能是地质本底、历史地震、冻融作用多重因素耦合的结果。”陈剑解释。
“我们能够做什么？”
面对这种“冰川也会崩落”的新型灾害，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小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做什么？”换个说法，“我们怎么去适应已经是既定事实的环境现状？”
他将冰川融化比作人体疾病，冰川从某个指标的缓慢量变，最终发展到需要手术的质变。在他看来，这个过程中人类并非无可作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努力。其一，植被能够调节水文过程，涵养水源、调节径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灾害的发生。其二，周边地区的植被覆盖可以使泥沙缓慢进入沟道，至少在灾害的规模和发生时间上起到缓解与调节的作用。
王小丹是《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的总体设计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在本次灾害发生前，该规划已完成修编并于今年4月印发。“在生态安全的维护方面，我们把内在的稳定性和灾害的风险已经考虑进去了。”
他特别提到，修编后的规划专门加入了一段内容，准确把握气候变化对高寒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强气候变化引发生态隐患和灾害风险防控，提高应对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强化冻土消融对生态环境影响基础研究。
陈剑提出，应对高位冰崩链式灾害，核心思路是聚焦风险识别、缩短响应时间、落实提前避险，最大限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首要任务，是搭建多层次的立体监测预警体系”。
“天上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做常态化排查，把境外高海拔区域的冰川风险源摸清楚。再在边境沟谷布设地震、水位、次声这类监测设备，捕捉冰崩启动的信号。”他一一列举具体措施，“此外，要推进跨境联防联控，打通灾害信息共享的渠道，开放可共享的灾害数据，联合搞科研、联合做应急协作。”
从实际操作层面，胡凯衡建议建立一个跨境流域的水文地质灾害联合监测预警平台。他还提出，应设立常设的跨境流域灾害减灾管理机构，以实现监测预警信息的实时交换以及卫星遥感监测分析结果的共享。
臧明东认为，首先要“客观看待冰岩崩预警的局限性”。
他说，“要建立跨境流域的‘天-空-地’常态化监测网络，以及跨境预警信息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
事实上，这样的合作机制已经开始出现。在9月2日的发布会上，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了气象部门的应急响应情况。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
“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云端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第一时间交付尼方试用。”王亚伟说。
他表示，下一步，气象部门将全力组织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各类气象保障服务，同时与尼方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中方支撑。中国气象局还将组织专家加强对气候变化和青藏高原区域的科学研究，加强气象监测，做好气候变暖背景下对冰冻圈包括冻土、积雪、冰川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及影响的研究。
不过，在王小丹看来，技术层面的合作固然重要，但更深层的挑战在于人类如何看待自己与冰川的关系。
他说，“即便以我们这一代人现有的认知，尚无法完全预防某些自然灾害，但总可以不断积累认知与经验，留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