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的职业生涯里，很多经历都和“手”有关。
第一次隔着手套触碰文物时，她感受来自千年前的温度，除了修复师，没人能这样与千年石刻亲密接触。后来，她和团队花了8年修复千手观音，为一只“无据可依”的残手做了可拆卸的“义肢”。她这双曾长着冻疮的手、被化学试剂刺激过敏的手，在把30年的积累传递给下一代文物保护人员。
近日，陈卉丽获得由国家文物局联合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文物大工匠”称号。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她反复强调，文物是有生命的，文物修复工作是抢救生命，让文物“延年益寿”。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触碰文物的感觉
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石刻博物馆），每位文物修复师都能随时给游客讲解一番，在潜心进行文物修复和研究工作之前，他们都需要承担一段时间的讲解员工作。这源于老馆长郭相颖定下的规则，为了让员工熟悉文物家底。
1995年，陈卉丽30岁，为了解决夫妻分居两地问题，她被调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开始了11个月的讲解历程。此前，她学的是针织专业，在丝织厂、塑料厂工作。博物馆的文物和她之间，隔着围栏，也隔着几百上千年的距离。
她每天与那些石像对视，起初只是背讲解词，后来渐渐看出了它们的表情。“石质在风化，有断裂、有残缺，表面的彩绘在脱落，有些已经生病难受，表情痛苦……”她开始想：如果能修它们，该多好。
11个月后，单位组织讲解员考试，这个半路出家的跨界青年，笔试第一，面试第二，加上还懂化学和材料，随即被调入保护工程中心。
“当讲解员是摸不到文物的，文物禁止触摸，但修复师可以。”陈卉丽说。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触碰文物的感觉，“一跟它接触，一下子就会有反应：我们的古人真是了不起”。隔着手套，感受石质的温度、纹理，粗糙或光滑，那是古代工匠一锤一凿留下的痕迹。
30年修复生涯，陈卉丽总结了一套方法——“望闻问切”。望，用眼睛看；闻，用鼻子嗅；问，向人打听历史；切，用手去触摸。“你站在下面，一看就知道它哪里不舒服。”
但“看”只能看到表面，内部的病害，比如空鼓有多深、裂隙有多大，就要靠仪器——红外热成像、X射线探伤、超声波检测……她把这叫“中西医结合”，“传统与科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石像修复中，有些部位用的是传统材料，比如，金箔黏合剂用的是大漆，“在重庆潮湿的气候环境中，大漆是最好的，这是经过实验验证的”。而决定用什么材料、怎么用，材料浓度够不够，注入裂隙的力度是轻是重……仪器有时候并不能确切告诉修复人员，要靠在无数次试错中慢慢学会的“手感”来判断。
牵挂千手观音的那只“残手”
从初唐第一锤凿石之声，在重庆大足一个名叫尖山子的地方响起，大足石刻在崎岖的山间已经屹立了千年。其中，千手观音造像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但在历经800多年风雨后，造像金箔开裂、脱落、彩绘变色，更涉及石质胎体内部损伤等34种病害。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文物局对受地震影响的文物展开调查，将其确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陈卉丽是该石质修复组组长。
除了病害多，千手观音造像体量巨大——220平方米的展开面积、1007只手，和山体相连，是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人员只能在脚手架上，或躺或跪或趴，去适应文物；国内外都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每一步都靠陈卉丽团队自己摸索。
如今，参观者站在千手观音前，很难看出有一只手是可拆卸的。当时，这只手到底修不修？该如何修？困扰了陈卉丽好几个月。
那是主尊像6组手中的一只，早在1945年就已残缺，此前被用一块手帕状的泥灰不当修复。当团队去除后期添加物、准备按原貌复原时，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按照造像对称原则，这只手需要偏离25度角，才能与对称的那只手对齐。是当初的工匠雕刻时就偏了，还是另有依据？
陈卉丽带队跑遍了河北、山东等地的石窟，查阅了大量资料，都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的依据。这只残手处于视觉最中心的位置，十分影响千手观音的整体艺术效果。最终，她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方案——可拆卸式修复。
陈卉丽团队依据千手观音造像对称原则，按照另一侧对应手的形态，在断手原有的修复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的“义肢”。这样一来，既恢复了视觉上的完美，又为未来的修复留有空间，如果将来找到了确凿的历史依据，可以轻松取下重做。方案通过了专家评审。
这只至今尚未找到修复依据的“义肢”，“不对外说，其实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但我们保存了文字、照片、影像记录，并主动公开出来，就是为了科学、严谨，也为将来的修复留下空间。”陈卉丽说。
递出文物修复的接力棒
61岁的陈卉丽已逐渐从一线修复转向幕后的人才培养。近期，她刚去上海给一个石质修复工作坊授课。台下27名学生，有故宫博物院的修复师，有浙江古建院的博士，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安岳石窟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有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
她讲石质文物的病害辨识、病害机理、保护材料筛选、修复工艺，也讲修复理念和原则怎么在实践中落地。“理论知识要讲，但更重要的是技能培训。”她说，现在很多年轻修复师学历高、理论知识扎实，但知识怎么跟实践结合，要有训练的过程。比如，全世界通用的“真实性”“最小干预”这些原则，在具体修复中怎么贯彻，必须到工地上去体会、去感受。
陈卉丽说，当前我国的文物保护需求巨大，一线的修复人员还较为缺乏。“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结果，需要基层的修复人员落地实践，让研究成果落地就是我们基层文保单位的主责主业。”
一线修复环境复杂艰苦，挑战也大。她坦言，如果没有决心和毅力，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因此，她现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去讲课、培训，正是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一线的真实情况，也愿意沉下心来加入这支队伍。
“国家文物局每年都有很多培训班，各个文保单位、管理机构、修复公司都派人参加培训。”陈卉丽比喻，文物的抢救性修复，就像是“救回了文物的命”，而后续和日常的保护工作更需要久久为功。
她还是用医生看病作类比：“要定期对文物进行‘体检’巡诊，有一丁点儿小病就马上处理，不要让轻症变成危重症。”文物提倡预防性保护，日常保养就属于预防性保护中的措施，“改善文物生存环境，让它们不容易生病”。遇到极端天气，文保单位会加强对文物情况的监测，避免自然因素的影响。
她带过的年轻人里，有一个叫阮方红的硕士，几年前听了她的故事慕名而来，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从修复方案的编制到文物本体的修复。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00后朱海，也进入她所在的部门工作。“保护工作就像愚公移山，一辈子都干不完，所以接力棒要一棒一棒传下去。”陈卉丽说。
20世纪90年代，陈卉丽刚入行时，修复环境远不如现在。她回忆，那时许多文物点没有通公路，他们坐着双排座客货车出发，前面坐人，后面拉工具和材料；车到不了的地方，就下车走几十分钟泥巴路。吃饭是难题，冬天只能带面包、喝凉水；上厕所只能就地解决；中午困了，就地打盹。
“那时候经费不足，脚手架就是搭上钢管，一个修复人员把绳子拴在腰间，爬上修复处的高度，再把绳子甩下来，把修复工具箱吊上去，下一个修复人员再爬着钢管上去。脚手架上承载人和工具重量的，也只是几块木质踏板，其实不安全。”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文物保护工程的投入力度，现在的脚手架，早已进化为安全稳定的升降式脚手架，“我们可以拿着工具和修复材料走专用爬梯”；文物点基本通了公路和水电，有了管理房和厕所，装上了安防监控系统；修复工具专业化了，实验室里有了通风橱，个人防护也科学到位。
如今，陈卉丽仍能利索且毫不犹豫地爬上脚手架，正如3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