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首次正式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高举起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旗帜。
8年间，绿色发展理念根植华夏大地，生态答卷日新月异，各地立足地域禀赋，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护山治水、提质增效的实干行动，为美丽中国建设进一步筑牢生态基底。即日起本报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记录各地生态保护鲜活实践，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人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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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至24日，2026上海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举行。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多地政府主管部门代表齐聚上海崇明，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言献策。
从2006年开始，崇明生态岛国际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目前已举办9届。10年来，距离上海市区100多公里的崇明岛，每隔两年就会让人产生一种“世界中心”的感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都会因“生态”这个全球话题聚集在此。他们有的关注气候变暖对水稻产量的影响，有的关注中国互花米草的治理，有的关心长江江豚、中华鲟的种群问题，还有的直接到崇明农场去观察崇明白山羊、崇明大闸蟹养殖模式等。
今年是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十年，也是“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贯彻落实的第十年。一座崇明岛，能为上海、为中国、为全球带来什么？
鸟儿们的“浦东机场”
近日，崇明东滩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位“新客人”——蒙古短趾百灵，一种小型鸟类。自此，崇明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又有了新的佐证。
2013年，东滩保护区每年记录水鸟约10万只次；2025年，有约40万只次水鸟来到东滩。鸟类种类也从不足200种增至36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62种，有12种水鸟数量达到全球种群1%以上。
“我觉得，崇明东滩就是鸟儿们的‘浦东机场’。我不太能确定每天有多少‘航班’在这里起飞、降落，我估计是100万架次。”保尔森基金会顾问唐瑞（Terry Townshend）说，如今，崇明东滩每年“接待”的鸟类总数，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高纪录”。
崇明东滩地处长江口最大的河口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核心节点。但在10年前，鸟儿们在这里几乎“脚不能沾地”。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在滩涂上疯狂生长，导致鸟类无处落脚。
一个典型案例是野生小天鹅，因受互花米草入侵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其数量从数千只降到了数百只，21世纪初，小天鹅数量一度下降到十几只。但2026年4月，这一数字最新公布为5216只。记者获悉，崇明在2013年花费10多亿元启动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近4万亩优质鸟类栖息地被重新营造。
运维这个“浦东机场”，绝不仅是钱的事。实际上，防治互花米草很难，监测互花米草防治效果也很难。复旦大学在崇明东滩设立“ 上海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持续监测互花米草扩张及治理后节肢动物、鸟类栖息地恢复成效。 “从每一年的数据看不出什么问题，把这些数据串起来，就能看出变化。”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师魏玉龙的工作是驻守在东滩“观鸟看草”，通过日复一日的数据记录和分析来探究东滩生态环境几十年的演变特征。
生物多样性友好产业蓬勃有活力
生态环境是“底线”，同时也是崇明发展的“底气”。10年来，崇明以上海近1/5的陆域面积，承载着全市约1/3的森林、1/3的基本农田、两个核心水源地，提供了全市约40%的生态资源和50%的生态服务功能。与此同时，崇明不仅要生态，还要“生态产业”。
这里如今被称为“长三角农业硅谷”，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领跑，聚焦种源农业、设施农业、生物农业，做强“一篓蟹、一头羊、一朵花、一粒米、一棵菜”特色品牌。数据显示，2025年，崇明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119元、同比增长5.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5年增长240%。
“我们的项目虽然投资回报期较长，但从长期看，既能做好生态养殖，又有发电收入，风险低、收益稳。”璞叶小镇“渔光互补”项目负责人、上海城市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振华的工作地点，就在璞叶小镇生态养殖基地的种苗繁育中心内，他的主业是养殖鲈鱼、鲥鱼等水产，副业是“卖电”。每一处养殖场的屋顶上，都铺满了光伏发电设备。
该生态养殖基地占地面积3390.6亩，项目总投资约9.5亿元，其中光伏约7.8亿元、农业设施约1.7亿元。太阳能光伏年发电量预测1.86亿度，由于崇明空气洁净、日照充足，实际年发电量超2.16亿度。这种生物多样性友好产业，是崇明的一大特色。目前，璞叶小镇二期等4个“渔光互补”项目并网发电，使得崇明全区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22.6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38%。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原所长庄平清晰地记得崇明各种鱼虾蟹类数据——长江江豚2017年只记录到1012头，到2025年恢复到1426头；长江鲟20多年没有自然繁殖，今年春天在长江上游监测到了它的自然繁殖；中华鲟9年没有实现自我繁殖，上海出台《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崇明东滩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大闸蟹天然产量场，但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产量场几乎消失，经综合生态治理后，崇明蟹苗量又恢复到历史正常水平。
“这些数据都说明我们保护好这些活跃性物种的生活，就是保护生命的接力棒。”庄平说。
“岛上”人人都在议论GEP
这两天，崇明岛上的专家几乎人人都在聊GEP。GEP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英文简称，也称“生态产品总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各种最终物质产品与服务（以下简称“生态产品”）价值的总和。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指出，像崇明区，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重要的生态区，其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价值非常高，特别是候鸟的迁徙终点站、洄游鱼类的终点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崇明的生态产品，不一定只是农产品，它可以有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多种类型。”欧阳志云说。
记者了解到，崇明岛是上海全市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区域，24.69万公顷自然湿地里，栖息着380余种鸟类以及中华鲟、扬子鳄等珍稀濒危物种，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是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同时也是长江江海洄游鱼类的“三场一通道”（即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记者注），也是长江江豚、中华鲟等长江流域特有的旗舰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这片区域的生态价值几乎可以说是上海最核心、最独特、最不可复制的战略资源。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研究员余兆武团队从去年开始给崇明做本地化参数工作，可以理解为“摸清家底”。团队在岛上布局了约40个样方和采样点，在森林、农田、河湖、滩涂4类主要生态系统中采样并分析，最终将参数全部入库，把生态过程再拆解为可测、可验、可更新的数据链条。
“最终我们的参数希望能转化为GEP核算可调用的参数库，把崇明的生态底座转化为空间治理蓝图，形成一套本地化参数，对应一张生态蓝图。”余兆武说，未来可以用数据告诉崇明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地方要进行年度监测评估等，“我们想要解决‘生态好但是变现难’‘产品响但是溢价弱’‘项目多但是收益散’这些问题，帮助崇明实现它应有的价值”。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汤臣栋说，崇明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上海宝贵的自然生态资产，未来这里还会坚持大力探索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业实践，在不影响生态生物的前提下，初步建立风电、光伏等绿色能源体系，大力推进循环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以科技赋能种业经济，“推进崇明清水蟹、崇明白山羊、崇明水仙等优质种质资源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生态旅游、体育、康养等绿色生态产业迅速发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