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吉林白城市精神文明办发布《关于白城市拟推荐申报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候选人的公示》。其中一名候选人齐某的孝老爱亲先进事迹，引发关注。公示内容中提到，齐某，女，2002年出生。践行孝道的简要事迹为：工作中，她耐心帮老人用手机办业务、教操作，入户帮做家务；生活里，记挂父母喜好，炒菜多放父亲爱吃的辣椒。这本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温情片段，却在公示后迅速点燃网络质疑：“这些‘寻常事’，真能支撑起一个省级好人荣誉候选人的身份和资格吗？”
公众的疑问，并非是针对齐某的个人品行。她热心助老、孝敬父母的行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凡人善举”，是构成社会温暖的基石。问题在于，当这些高度日常化、普遍化、几乎可视作“人之常情”本分的行为，被作为省级“好人”候选人的核心甚至近乎全部“先进事迹”进行申报时，其与相关评选标准之间便出现了显著的落差感。
细究“吉林好人”的评选要求，明确强调“事迹真实可靠、社会影响大、群众威信高”。齐某的事迹介绍，纵然真实温暖，却很难令人自然将其与“社会影响大”、“群众威信高”划上等号。
当地文明办回应称，齐某是亲友和同事心中的好青年，传递着孝老爱亲的温暖力量。当地相关媒体报道中也强调，“好人”，最是平凡能共鸣。这些说法本身没错，肯定平凡善举的价值，正是好人评选的初衷。然而，“平凡”绝不意味着评选标准的“平庸化”和“低门槛”。既然是优中选优的省级先进典型评选，其核心价值在于挖掘和树立具有代表性、引领性和一定精神高度的榜样。这些榜样的事迹，应当具备某种超越日常琐碎的闪光点，或是在平凡中展现非凡坚持、深厚奉献、感人力量，能够清晰诠释“先进”和“典型”何在，从而真正发挥触动人心、引领风尚的模范作用。若事迹材料“乏善可陈”，泯然于众人的日常所为，评选的标杆意义何在？又如何令人心服口服？
公众的质疑，更深层次指向的是评选机制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一个看起来如此“平常”的事迹材料，是如何在层层推荐、审核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省级荣誉候选资格的？这背后是否存在标准把握的模糊、审核环节的疏漏，乃至不为人知的暗箱操作？公众并非苛求每位候选人都必须有惊天动地的“舍己救人”之举，但有权要求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评选过程，评选材料和结果符合标准并有较强说服力。当地目前回应，仅仅重申齐某的个人优点和评选初衷，并未能有效回应公众关于事迹与荣誉等级匹配度、评选流程严谨性的核心关切，未能消除公众合理疑虑。
好人评选活动，为的是弘扬真善美，践行的是群众路线，依赖的是群众参与和群众公认。而公示环节的设置，正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接受群众监督”承诺的体现。因此，公众基于公示材料提出有理有据的疑问，并非吹毛求疵，而是行使法定监督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正当行为。对评选过程进行有效的公共监督，恰恰是对每一份善意、每一次推荐、每一位真正符合标准候选人的最大尊重与负责。只有让评选全程暴露在阳光之下，经受住包括对“平凡事迹”含金量在内的严格审视，才能确保最终选出的“好人”实至名归。此事引发的讨论，应成为审视和完善各地好人评选机制的一个契机，让荣誉回归其应有的重量与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