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青年报2024年9月30日发布的新闻纪录片。13分半钟的视频，记录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重逢”。今天，我和大家讲的故事，是促成这次“重逢”背后的青年，她叫孙嘉怿。
我和孙嘉怿的相识，是2021年6月的一次采访。4年前，我接到采访任务，去浙江宁波采访“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项目，第一次见到孙嘉怿，她爽朗的谈吐极具感染力，我问她：您是东北的？她笑着说：“都说我是东北人，我是假东北人。”
在她办公室里的电脑里，我看到了那些承载着沉重历史的资料库，里面是成百上千条烈士的信息——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被尘封的壮烈历史，都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撕心裂肺的牵挂。
饭后，她来到我的房间，我们继续采访。原以为只是一次例行采访，却不曾想，不知不觉，我们聊到凌晨5点。想到当天还要去烈属家中拜访，我们才赶紧小眯了一会儿。她向我讲述了为烈士寻亲过程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也倾诉了所经历的各种困难和挫折。信息量极大，大脑极其兴奋，毫无睡意。
第二天，她领着我去一位70多岁的烈属毛祥明家里，告诉他寻找了70多年的烈士哥哥毛阿根的安葬地。一进门，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拉着孙嘉怿的手，当孙嘉怿告诉他哥哥安葬在朝鲜时，老人和一旁的老伴嚎啕大哭，70多年的魂牵梦绕那一刻宣泄出来……看着这一幕，我和孙嘉怿也不禁潸然泪下。
老人拉着孙嘉怿的手，用带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断断续续地讲述起70多年前的那个少年：他如何瞒着家人报名参军，如何寄回最后一封写着“等胜利就回家”的信，以及全家人如何年复一年在村口张望，直到希望一点点被岁月风干……他们的母亲为了寻找儿子，哭瞎了双眼，至死都带着这份牵挂。
毛祥明老人从未见过烈士哥哥毛阿根，哥哥牺牲后，父母才生下了他。他告诉我们：“自打我出生，便肩负着延续哥哥那份责任与使命的重担。母亲辞世之际，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寻找哥哥的下落。这下，我今后去世后见到父母，也能有个交待了。”
从老人家出来，我再也无法抑制，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刻，我知道：为烈士寻亲所做的事情，远非核对信息那么简单——他们是在缝合被战争撕裂的情感，是在为干涸了几十年的心灵之井注入告慰的清泉。
那次采访回来，我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梳理消化这些信息，每次处理到一些重要信息时，我还是会忍不住泪如雨下，以致写稿一再搁置。2021年9月9日，本报刊发《八百烈士的回家路》整版报道，我在记者手记中写到：写这篇文章时，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有关为烈士寻亲的资料，一次又一次地回忆采访中的点点滴滴，却总是迟迟无法下笔，“语言在行动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从那以后，我和孙嘉怿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这份情谊，早已超越了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工作范畴。它源于对生命尊严的共同守护，对历史烟云中未竟归途的共同牵挂，更源于融入一个以微光守护信仰的群体后，那份并肩作战的深厚情谊。现在，我也是一名烈士寻亲的志愿者，曾经协助找到了三位安葬在云南的江西籍烈士家属。
四年时光流转，我一次次跟随孙嘉怿跋涉于苍茫大地：在档案馆的故纸堆里屏息凝神，于无名烈士墓前长久伫立，也曾一同在荒僻乡野叩问线索。我亲眼见证过她和她带领的志愿者面对重重阻碍时的坚韧不拔，更目睹他们在为一位又一位烈士找到回家路时，那种无声却足以撼动山岳的欣慰与满足。
于我而言，这段情谊弥足珍贵，更让我看见了一群和她一样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有许多90后、00后，他们有的跋山涉水，只为核实一个地名；还有些人深入荒郊野外，寻找散落的墓地……他们身份各异，却因共同的信念汇聚成光，在历史的尘埃中执着地打捞着被遗忘的名字。正是这群人，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对英烈最深沉的敬意。
今年5月份，我又见到孙嘉怿了，她作为校外辅导员代表参加少代会。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只是一个采访对象，更像是好久没见面的朋友。采访她，像是在倾听她的故事，也像是朋友之间的互诉衷肠。
这一次，她带来了新故事：走进校园，把烈士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这两年，她和团队已经到访全国各地的60多所大中小学校，给大中小学生上思政课，分享烈士寻亲过程中发现的英雄故事。
对于孙嘉怿的采访，让我领悟到，记者之笔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是连接心灵、传递温暖的桥梁。这绵延不断的寻亲之旅，如同穿越时光的坚韧藤蔓，一端紧握历史的厚重，另一端则延伸向被抚慰的当下心灵——它无声诉说着，纵使时光汹涌，那些深埋的思念终将重见天日，跨越山河阻隔，抵达应归的怀抱。
记者这一行，能推开不同人生的门，见识世间百态。而采访的真谛，在于放下预设的“答案”，以谦卑之心去拥抱他人真实存在的温度与重量——我们记录人间百态，最终却在倾听中被重塑灵魂。
文章：《以赤子之心传红色薪火》2025年0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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