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想象一艘南宋时期的巨型商船，静静地沉睡在南海海底，船身深埋着无数瓷器。八百多年过去，潮水翻涌，海底微生物爬过船板，锚链早已朽坏，唯有那些精致的瓷器仍闪烁着微光，诉说着古老的贸易传奇。这艘名为“南海Ⅰ号”的沉船，是我们探索宋元时期繁盛海上贸易的绝佳线索，也是一座等待“唤醒”的时光宝库。
1987年，“南海Ⅰ号”沉船在偶然间被发现，自此，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之旅缓缓拉开帷幕。历经数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考古学者们从泥沙中拂出16万余件精美瓷器，为后续的研究与揣测埋下伏笔。
据介绍，2021年9月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南越王博物院和佛山文博单位对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展开区域性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发掘，确认了“南海Ⅰ号”与佛山南海区之间的关联，实证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Ⅰ号”出土的部分印文或印花酱釉罐都产自于南海诸窑，三者之间的关系终于水落石出。该团队还委托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使用便携式XRF技术对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遗迹地层、“南海Ⅰ号”、南海诸窑出土的同类型标本进行成分分析，并与广东、福建可能窑口的标本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南海Ⅰ号”的酱釉瓷器相当一部分大罐可明确其产地为南海诸窑，同时又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同类产品关系密切。科技分析和研究表明，宋代南海诸窑址生产的酱釉大罐曾经大量向广州输送，是当时的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容器，又通过地方官府馈赠或贸易出口国外，而“南海Ⅰ号”沉船应该是这些出洋海船中的一艘，该沉船上的部分货物与广东省陶瓷窑口生产地和广州贸易古港直接相关。该研究成果也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轰动一时，为此，“南海Ⅰ号”其他窑口其他类型的瓷器是否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故事，或者更大的突破？这些问题仍待学者陆续挖掘揭晓，需要更多更广泛的合作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牵头，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对“南海Ⅰ号”沉船中德化瓷器的生产与贸易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近期，他们在国际顶级考古期刊Antiquity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无损分析与机器学习模型的运用，将“南海Ⅰ号”沉船中172件德化风格瓷器的产地细分至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简单而言，他们让每一片瓷器“开口说话”，将其生产与贸易的故事娓娓道来。
围绕相关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这一研究的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徐文鹏副教授，以及另一位共同通讯作者、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肖达顺所长。
作为现任“南海Ⅰ号”考古领队，请您介绍一下沉船发现以来，考古学者已取得的主要成果，以及“南海Ⅰ号”在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肖达顺：“南海Ⅰ号”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其船体较好地被海泥封存，船载货物非常丰富，发现时即出水大量精美瓷器和金银器等遗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结构又完整的水下遗存，在相关的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的极其丰富的古代信息，对于开展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航运、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研究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先后组织开展过多次水下搜寻、物理探测、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工作。
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础上，我们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箱包裹的“南海Ⅰ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随后经多方努力，2012年即开始组织场馆改造，建设发掘平台，架设机械运载天车，引入现代化车间工程管理运作系统，架起光源稳定可控的平行光源灯阵，采用最先进精确的测绘技术和各种影像、三维模型等数据采集模式，建设了配套现场考古发掘的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建成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考古实验室。2013年年底，“南海Ⅰ号”保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2014年已完成沉船本体及船货以上的堆积清理，此间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发掘方式见证了沉船沉没下压，到海水激荡冲击扰乱，海生物侵蚀，淤泥掩埋，再到意外发现，水下调查、发掘，到最后打捞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水下考古沉船考古甚至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对比借鉴和经验。清除上部淤泥和部分凝结物后，沉船表面轮廓基本暴露，船体结构较为完整，从已发掘暴露的船体结构判断，该沉船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宋代造船史上不可多得的活标本。
十世纪以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外交流已极为频繁，海上丝路开始进入极盛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使得在中国南部形成了持续发展的南海海洋文明，由其建构的南海海洋文明圈成为联系东西方的桥梁和窗口。“南海Ⅰ号”沉没地处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南海Ⅰ号”大量的贸易瓷器是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而不同文化的审美、器型、工艺等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器、铜器、丝绸等手工艺制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业已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大量金、银、铜币的出现，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
本项研究中关注的“德化窑”瓷器具体来说有什么特点？它在宋瓷和外贸瓷中地位如何？
徐文鹏：德化窑位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自宋代以来就是重要的瓷器生产中心，以生产青白瓷和白瓷而闻名于世，享有“中国白”的美誉。宋元时期，德化地区共发现42处窑场，产品以青白瓷为主，其釉色温润、质地细腻坚硬，胎体轻薄，器型精致且多样，包括盒、小瓶、小罐、碗、盘等。依托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德化地区所产青白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在东亚、东南亚甚至环印度洋区域的港口和沉船遗址中广泛发现，是国际贸易中备受热捧的商品。德化窑瓷器的盛名甚至吸引了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关注。研究表明，他可能曾带回过一只德化瓷罐，进一步佐证了其国际声誉与文化影响力。如今，宋元时期的德化窑址已被列为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见证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国际影响力，还展现了泉州作为海洋贸易和多元文化交流中心的历史辉煌。
请您介绍一下本项研究的最大“亮点”。
徐文鹏：本次研究的最大亮点在于采用便携式无损分析手段，通过精细化产地分析，深入揭示了“南海Ⅰ号”沉船中德化风格青白瓷的生产与贸易模式。这一技术不仅避免了对文物的破坏，还能够快速、精准地获取成分数据，尤其适合于沉船考古和博物馆藏品研究。虽然德化窑瓷器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也相对充分，但以往多将这些瓷器笼统地归类为德化窑产品，缺乏对其具体来源和分布规律的深入探讨。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大量窑址数据，结合机器学习模型，精准判断了沉船中代表性德化风格青白瓷的具体产地。通过这些微观线索，我们不仅揭示了瓷器的来源，还深化了对宋元时期复杂海洋贸易体系的认识，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网络与社会互动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视角。
怎么理解让瓷器“开口说话”？德化风格的瓷器，其生产故事是如何在这项技术下得以展开的？
徐文鹏：瓷器虽然本身是无声的，但其胎釉技术、造型工艺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让瓷器“开口说话”的关键在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挖掘这些隐藏的信息。我们采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可以无损地检测瓷器胎釉的化学成分数据。瓷器的胎釉成分与窑场的原材料密切相关，尤其在古代，瓷器生产多依赖当地取土，而釉料配方通常是窑场的秘密。因此，通过化学成分分析，我们能够识别不同窑场的“基因”特征。
研究发现，宋元时期德化窑并非一个单一整体，而是分为盖德镇和龙浔–三班镇两个生产亚区域。这两个区域的瓷器胎釉成分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原料来源的不同和生产技术的差异化。在“南海Ⅰ号”沉船的瓷器分析中，我们利用这些“基因”特征进行比对，精确辨别出每件瓷器的生产区域。结果显示，德化窑内部的两个区域的产品在“南海Ⅰ号”沉船上均有发现，但不同器型瓷器的来源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带支钉的大盘和某些罐类瓷器主要源自盖德区域，而模印小瓶和盒类瓷器则更多来源于龙浔–三班区域。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当时德化内部的差异化生产或竞争策略。
那么，仅从出土（水）文物看，当时外销瓷的贸易网络是如何展开的？您在研究中涉及的“墨书标记”可以为读者科普一下吗？
徐文鹏：瓷器上的墨书标记是研究古代商贸网络的重要线索之一。“南海Ⅰ号”沉船出水的部分德化窑瓷器底部有墨书标记，这些墨书通常为姓氏（如“蔡”“陈”“戴”“郑”等）或姓氏加花押款。这些标记并非在瓷器生产时由窑工添加，而是在贸易过程中由商人或中间人书写，主要用于标识货物的归属。这种做法与宋代的贸易方式和装载模式密切相关。当时商人通常租赁商船上的不同船舱空间来存储货物，宋代文献《萍洲可谈》中对此有明确记载：“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这种装载方式不仅方便分配货物，也反映了当时贸易网络的组织形式。
在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这些墨书标记是否揭示了商人与窑场之间的关系。例如，同一商人的货物是否来自德化窑的不同区域，还是主要集中于某一特定区域？通过分析这些墨书标记，我们发现同一姓氏的标记往往集中于某一区域的产品。例如，在我们的分析中，沉船中带有“蔡”字墨书的大盘全部来自盖德区域的窑场，而龙浔–三班区域尽管也生产类似的大盘，却没有发现被蔡氏商人采购的记录。这种集中性分布表明，某些商人与特定窑场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突破的学术问题。
通过这些墨书标记，我们仿佛能追溯到八百年前商人的足迹。这些标记不仅是简单的货物归属记录，更成为解读宋代外销瓷贸易网络的重要线索，勾勒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外销瓷贸易的动态景象。
这项研究中使用了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法（pXRF）进行精细化产地分析，您能谈谈这种方法在考古领域的应用前景和它为“南海Ⅰ号”研究带来的新见解吗？
肖达顺：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法是近年一种很常见的陶瓷科技考古检测方法，技术不难，关键是在传统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框架下相关课题目标的解决方案和标本挑选的制定。此次“南海Ⅰ号”沉船出水德化风格瓷器的精细化产地分析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和方法的探索，“南海Ⅰ号”多达16万件以上的陶瓷器，种类繁多，涉及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南宋时期主要的外销瓷窑口，还有广东和北方个别窑口的产品，虽然大多窑口较容易辨识，但更具体的窑口，流通路线和相关贸易港口情况，还需要相关的科技考古手段进一步确认。其中，近年经过考古类型学比对+现场考古发掘+科技考古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最终厘清了“南海Ⅰ号”沉船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遗迹和广东佛山南海诸窑三者之间的关系，证实“南海Ⅰ号”沉船上的部分酱釉罐产自广东佛山南海地区的窑口，并在当时广州这个世界贸易中心、贸易大港通过贸易或馈赠上船，最终不幸随船沉没在广东下川岛海域。类似的产品还常见于东南亚各大古代贸易港口或沉船遗址，甚至越过马六甲到达印度洋北岸、西岸，为确定海上贸易商品产地、海丝沿岸贸易港口、海上航线、消费终端市场，重构船上社会生活和海上国际贸易网络等，创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果，提供更多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线索。此次德化风格瓷器的研究成果也只是打开一个方向的门，期待未来“南海Ⅰ号”更多类型瓷器的研究突破，同时也进一步跟进其他沉船与相关古代贸易港口之间的研究突破。
基于这项研究的发现，您认为未来“南海Ⅰ号”及相关沉船研究应关注哪些领域？
肖达顺：基于这项德化风格瓷器的研究，我们将继续跟进广东南海窑风格陶瓷器研究，进一步跟进龙泉瓷器风格、景德镇瓷器风格、义窑风格、磁灶窑风格等研究，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上其他相关沉船材料的对比研究，谋求更加清晰具象海上丝绸之路上从海上贸易商品产地、海丝沿岸贸易港口、海上航线、消费终端市场乃至整个海洋贸易海洋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重构船上社会生活和海上国际贸易网络等历史景象，写好中国和世界海丝贸易故事。
（此项研究于近日刊发于国际考古期刊Antiquity，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期刊网址继续阅读：https://doi.org/10.15184/aqy.202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