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今年86岁的顾凡及，曾经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计算神经科学的科研与教学。退休以后，他开始写科普书，决定把科普创作和翻译作为自己余生的事业和追求，至今已出版16本科普著译，包括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脑科学的故事》。12月8日，在“上图发布×世纪好书”月度好书精选榜发布会上，《脑科学的故事（第三版）》入选10月榜单精选作品。
“进入脑科学领域以后，我最大的感悟就是，‘Use it or lose it,’不用则废”，日前，澎湃新闻记者在上海的一家养老院里见到了顾凡及，如今，他基本保持着退休前的生活作息，每天工作大约五个小时，睡前，他会在手机上听听书，最近在读马伯庸的小说。作为脑科学研究者，顾凡及和国内外的脑科学领域专家保持联系，持续关注世界范围内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随着年纪的增长，大脑的衰退不可避免，但我相信，动脑能使这个衰退减慢，我现在的脑子还算可以，因为我一直在用脑，没有断过。”
【对话】
退休后开始写科普，关注人工智能动向
澎湃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科普写作的？
顾凡及：我是在退休后才真正地开始科普写作。我不喜欢什么事都不做、每天只是看看电视的生活，我觉得科普是我能够做的事情。2008年的时候，我的第一本科普书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当时杨雄里院士来问我，愿不愿意写一本给小孩子看的科普书，我说我有时间，可以试试，就这样写出了《好玩的大脑》。之后我又继续写科普书，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脑科学的故事》第一版，这是我第一本写给广大公众的科普书，从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一年一本。
澎湃新闻：《脑科学的故事》第三版中增加了关于脑科学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比如脑机接口等，您对于这些最新成果的探索和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顾凡及：我原先从事的是计算神经科学的研究。退休以后，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进展，之后在进行科普工作的时候，也从各个地方积累材料、阅读和思考。我和同事合办过一本国际期刊《认知神经动力学》（Cognitive Neural Dynamics），和国内外的学术界朋友保持联系。在杂志的审编过程中，我收集了500个国内外科学网站，从上面获得了很多资料。我还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Mind）、《发现》（Discover）、《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等高级科普读物上获取信息。科普需要全面了解，我依据专业的教科书列出大纲，再以科学性、趣味性、前沿性作为标准，根据大纲来选择材料，把找到的材料收集到电脑或是纸质的文件夹里，之后在写文章的时候，方便查找。
澎湃新闻：您在书里写到和德国的退休信息技术工程师卡尔·施拉根霍夫邮件往来，交流人工智能的话题，关于未来的人工智能以及可能对人类带来的挑战，目前您是怎么看的？
顾凡及：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人工智能，我只是一个有兴趣的外行，但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现在我不只是和卡尔保持联系，还有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系的王培教授等，我向这些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请教，和他们讨论，有时候也会争论。
以前我坚信，人工智能仅仅是一个工具，关键取决于人怎么使用它。现在我对这个观念有一点动摇。王培在书里讲到，智能系统有初始目标，对于生物来说，就是进化和遗传，对于机器来说，是工程师设定的目标。智能系统要实现初始目标，需要经历很长的过程，不断地和环境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许多派生目标，形成目标链，在这个目标链里，有些初始目标可能就消失了。我想，对我自己来说，研究脑科学、做科普可能就是我的派生目标，而不是初始目标，是随着我的经历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我把派生目标和意志联系起来，在想机器的派生目标是否算是它的意志，当然这些还只是我自己的思考。
偶然进入脑科学领域，至今还在学习
澎湃新闻：您是把派生目标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听说您本人是从数学专业转向了神经科学，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顾凡及：我在复旦大学数学系念到大四下学期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被选出来做预备老师，负责给学弟学妹讲普通物理的课程，为此我去旁听了全部的物理系课程。之后又在机缘之下，被分配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当时他们恰好需要一个有数学背景和物理背景的老师。我进入生物物理系以后，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研究生物控制，包括给本科生编写生物控制论的教材，由此开始和脑科学打交道。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我去北京医学院听生理课，做生理学实验，又去北京大学旁听神经生理学的专业课程，慢慢地进入了计算神经科学的领域，后来，又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书。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计算神经科学没有正式的学科名称，处于神经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领域，我总是先碰到任务，再去补相应的知识。直到开始做科普，我想要从头开始学习神经生物学的知识，我觉得博士也就是学习4年，我的前面绝对不止四年，我还用得起这个时间。
澎湃新闻：您如今每天的日常大致是怎样的？
顾凡及：我基本上是维持退休以前的生活方式。一般早上6点半到7点起床，8点参加养老院里的集体早操，之后从9点工作到11点，中间除了写作以外，也会处理电子邮件和手机信息。午饭过后，再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午休，大概到下午3点的时候，继续工作两小时，晚饭以后，再继续工作。一天大概有五六个小时是在工作，中途也会去健身房做会儿操、跑会儿步，周末的时候也会看看电影。睡觉之前，我会在手机app上听听小说，放松一下大脑，然后晚上10点左右睡觉。一年365天，除了过节和聚会，基本上天天如此。
澎湃新闻：说到小说和电影，在《脑科学的故事》里，也能看到不少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引用。您对文学艺术也有很大的兴趣吗？
顾凡及：我从小就喜欢读历史和小说，尤其是传奇小说。可能说来惭愧，我读的往往不是被认为一流的作品，比如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我读了很多遍，其他三部我都没有看。武侠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是金庸，最近我在听的是马伯庸的小说。国外的小说家里，我喜欢大仲马、梅里美、普希金、莱蒙托福这些，但有些比较深刻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就看得很少。
保持好奇，保持活力
澎湃新闻：您从数学专业转向了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直到现在也一直关注人工智能、脑机结合等这一领域的发展，您对于脑科学持续探索的动力是来自哪里？
顾凡及：一个是好奇，一个是兴趣，想要搞好科研或者科普，都要有好奇心，要觉得这件事有意思。我自己要做这件事，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动力。另外，年纪大了以后，我还是希望能够对社会有一点回报，觉得这样自己的生活比较踏实，也觉得这样好像自己仍然有活力。
澎湃新闻：如今您还在写新的科普书吗？
顾凡及：我现在手头有几本书要写。之前和卡尔合著了“脑与人工智能系列”，关于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热点和开发问题，这套书写到2019年中断了，之后又发生了很多新的热点和争议，比如欧盟人脑计划（EU Human Brain Project, HBP）终结，还有100多位科学家联署发文称综合信息理论是“伪科学”等等。怎么看待这些事，这是我现在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梁培基教授在合作写的一本书的内容。另外，我在准备《脑海探险》的更新版，也是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关于脑科学和交叉科学领域的新发展。在《脑科学的故事》里，有一章关于错觉，还有更多的材料没有延展，国外有作者写了一本《眼见非实》探讨错觉，我不太同意里面的观点，我正在写一本《错觉，魔幻世界背后的真相》，大约明年4月份交稿。除了书之外，我还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写稿，以及给一些杂志写短篇。大概每年维持在20万字左右。因为脑科学发展很快，不断地有新东西出来，要不断地学，学了之后，有些觉得好玩的、值得思考的东西就可以写出来。
澎湃新闻：对于现在正在从事脑科学的年轻人来说，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期望吗？
顾凡及：我羡慕他们生在一个好的时代。在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脑科学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脑科学的科普和研究也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重视。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大量投资脑科学，我们国家也是，各个大学都有这方面的教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到一位已故的脑科学家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J. Freeman III）说过的话，他对年轻人的寄语是：你们背上没有成功的包袱。有些人成功以后，就沿着他原来的那条路线走下去，不愿意尝试新的事物，不愿意冒险，年轻人没有背负这些，完全可以去做你们想做的事。弗里曼还说过，脑科学要继续发展，一个要靠新的技术，一个要靠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需要国家投资，但是思想谁都可以拥有。
我看过很多科学家的传记，对照他们的成功，我觉得科学家要有三条品质：第一是好奇，这是他们的动力，有了好奇才愿意废寝忘食地去做这些事情；第二是质疑，不要觉得权威说的一定对，要自己用科学理性的思维去思考；第三是坚毅，坚毅不等于固执，你要常常质疑自己走的方向是不是对的。我念书的时候，没有老师的引导，也走了很多弯路，当然年轻人也不要完全相信我，通过你自己的实践来检验，如果发现我说的不对，就照你自己想的去做。各人头上一片天，后悔没用，我只想让我的余生过得开心、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