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李玉 郑波
近日，“鲁东南文明之光”日照史前考古90周年暨东夷文化研究成果交流系列活动在日照举行，也给我们带来了探究日照东夷文化之“源”，探讨日照以文兴城之“路”的契机。
早在距今5.4万-5.9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夷先民便在鲁东南地区，繁衍生息，播撒文明的种子。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史前文明，从北辛文化的东两河遗址到大汶口文化的陵阳河遗址，从龙山文化的两城、尧王城、丹土等遗址到商周时期的莒文化，都能找到文字、冶金术和城市“文明三要素”。而尧王城、两城镇、东海峪、丹土、苏家村、六甲庄、西林子头等遗址，更像一颗颗珍珠，让东夷文化绽放异彩。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视角
“尧王城古国和两城镇古国，二者一南一北构成了龙山时代日照地区非常重要的两个古国，也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遗址。以这两个遗址为核心的呈等级状、金字塔式分布的聚落形态，显示出日照地区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或东夷文化，当时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方辉说。
尧王城和两城镇遗址的考古历程本身就是一段传奇。1934年，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提议对鲁东南地区进行沿海考古调查。负责这次调查工作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王湘和祁延霈，他们在鲁东南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工作。其间，发现了包括两城镇遗址在内的若干处龙山文化遗址。
1936年初夏，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先生和祁延霈、刘耀到两城镇遗址再次开始发掘。这是会同山东地方政府，以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名义进行的第四次发掘。发掘显示，两城镇遗址的文化堆积以龙山时代为主，还有少量的周代和汉代的遗存。
这一系列的考古活动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后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家峰，对民国时期日照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大众传播进行了解读。他说，从1934年到1937年的报道是连续的，从正式的发掘到发掘成果的公布都有连续的报道。根据时间大致作一个梳理，《大公报》在1934年1月份发布了预通知，古迹研究会准备到胶东作考古调查。7月份《申报》报道了王湘、祁延霈等来胶东调查的结果，说在日照两城镇发现了石刀、石斧。《大公报》《益世报》等报纸也作了密集报道。
1936年4月，《大公报》正式公布了准备到日照的发掘计划，古迹研究会派梁思永、刘耀、祁延霈，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带队到日照莒县一带进行调查发掘。
关于英文报纸的报道，《大陆报》的大标题是“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黑陶的发现”，小标题讲的是“石器时代的古城的发掘”，后边有一句话“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视角”也很重要。1937年1月份，《大陆报》发表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主要报道在杭州的展览。但特别提到了在展览中山东黑陶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说明在当时日照的考古文化得到了中国的主流媒体、海外媒体的传播。
礼制文明初步形成
从1954年开始，有关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两城镇遗址进行了数次考古调查，摸清其大概轮廓：两城镇西北部近海低矮丘陵上，北东两面有一条小河，西南部分则为低洼地，遗址北高南低。整个遗址文化堆积分三部分，中心高地部分文化堆积最集中，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东西两侧20万平方米地带，文化堆积较薄，南部因散布着很多打制石器的材料，可能是工具制造场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临沂地区文管会对尧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尧王城遗址的土是夹砂土，干的时候非常硬，湿的时候黏黏糊糊的。随着发掘的深入，出现了大小不一的‘砖’，也就是土坯，有明显的勾缝，剖面看起来像‘浮皮层’。发现的房址让我产生了疑惑，这么好的房子会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吗？最终在房子的一角发现了一个同时代的灰坑，灰坑出土了陶鬶，大腹粗颈，典型的龙山文化晚期器物，从而确定了房子的年代，这是第一个发现。”当时主持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工作的文博专家李玉亭说。
“第二个发现是，每一座房屋里都有灶，灶的直径九到十几厘米不等，深度六到七厘米。我就问老百姓，你们认为这是干什么的？老百姓说‘人心要实，火心要虚’，是用来烧火的。另外点火用的木炭保留在灶坑里保存火种，解决了史前先民做饭问题。”李玉亭回忆说，“第三个收获是第101探方第三层发现了铜渣。铜渣刚发现的时候还比较大，刮地层的时候铜渣就越来越小，最后只有豆粒大小。发掘简报上提到发现了铜渣，但未经过鉴定，后来作了鉴定报告。”
1992年到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尧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而对两城镇遗址，真正系统科学的发掘要从1995年开始。彼时，山东大学会同多家美国大学，联合对遗址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和多次考古发掘。1998年冬，恰遇两城村有一处旧房院落要翻新重盖，考古人员借此机会介入，对这处旧宅进行了第一次抢救性发掘。
到2001年，考古人员已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除发现遗址是当地最大的原始遗址，是周边30平方公里内的中心遗址外，还发现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壕。遗址有内围、中围、外围三圈围壕。内圈围壕面积20余万平方米，大多被叠压在现代村舍之下；中圈围壕除却东侧继续利用河道外，其余三侧已经向外移，内遗址的面积也就跟着扩大了一些；外圈围壕的面积最大，基本上包括两城镇遗址的全部范围。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距今5000年-4000年），日照就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这里降水充沛，气候湿润，源自五莲山脉的短促河流在滨海地区形成了较早的农业文明。人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产、生活，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古老的文明，这从遗址里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可窥见一斑：石铲、石刀、石斧等多种农具，代表了尧王城先民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粟、黍、稻、小麦、大豆等农作物，说明当时五谷丰裕；还有代表龙山文化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蛋壳黑陶高柄杯，以及陶鬹、陶罐、陶鼎、陶甗、磨光黑陶杯、大敞口盆、罐形鼎、盆形鼎等，足见当时手工业之精细。
石、陶、玉等各种材质的礼器，表明4000多年前的尧王城统治者已经能够“以礼治国”，礼制文明初步形成。截至目前，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图像文字已发现30余例，其中，尧王城遗址出土2例，都发现于大口尊的残片上，这对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文明的重要标志。
沿海地区南北交流的要道
在尧王城遗址公园的博物馆内，三圈环绕的古城墙、多样的埋葬制度、丰富的祭祀礼器、高超的建筑技术、精致的制陶技艺等在展厅内都有呈现，一个个带有东夷文化特征的文物和图像，展现在眼前，让人不觉惊叹先人的智慧和文明的灿烂。
据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尧王城遗址所处的聚落群分为大中小三级，并在数量上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状结构，尧王城遗址作为区域中心的大型聚落，采用直接管理周边中、小聚落和通过二级中心聚落管控外围地区聚落的手段，实现对全部区域的有效控制，形成“都、邑、聚”三级结构的早期国家形态。
作为一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型城址，尧王城遗址分布面积之大，城垣构造之清晰和复杂，城内分区之明显，建筑等级之高，生业经济之发达，确立了鲁东南地区史前城址的一种新模式，是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典型代表，为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和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而尧王城与两城镇共同见证了龙山时代的“城市化运动”，那是我国第一次城市建设的高峰期，包括北方的石城在内，迄今已发现各类遗址达100余处。龙山时代的城市化运动推动并见证了我国的文明起源进程，呈现出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轨迹。
“尧王城遗址面积近400万平方米，两城镇遗址也将近100万平方米，在有限的区域之内有两个巨大的中心，这在全国都罕见。我们称之为尧王城古国、两城镇古国，因为它们确确实实代表了东夷文明之光，在距今4600年至4000年前后非常突出。”方辉说。
曾经参与尧王城遗址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合告诉记者，尧王城考古遗址公园，对日照的文物考古事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仅扩大了东夷文化的外延，也丰富了其内涵，尧王城遗址是目前在海岱地区或者黄河下游地区发现的一个最大的史前城址，还有绵延不断的发展脉络，进一步丰富了考古学文化谱系。“我们发现尧王城古城墙下面有铺设石块现象，这和良渚古国的城墙墙底垫石如出一辙，可见古代的日照是沿海地区南北交流的要道。”梁中合说。
“古代的日照是沿海地区南北交流的要塞，我们既可以看到本地区文化的演进，又可以窥见与长江下游、黄河中游、辽东半岛等地区史前至夏商时期文化的交流；既可看到对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吸收，同时又可以看到对中原地区文化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说，日照将东夷文化作为重要发展方向探源研究，并试图书写古代文明的崭新表达，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