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向阳
根据著名作家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的年代剧《生万物》将在明年春天播出,原著以沂蒙山区土地变迁为背景,贯穿了四代人六七十个春秋,谱写动人情感史诗,展现了农民世世代代对土地难以割舍的依恋。这部作品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之一,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计划重点项目,一经改编就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报记者近日对赵德发进行了专访,聆听他关于创作与人生的独特感悟。
灵感来自土地和血脉的冲动
记者:您的《缱绻与决绝》被改编为年代剧《生万物》,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其中,引起很多读者和观众的期待,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近期推出了修订版,请介绍一下《生万物》的拍摄情况。
赵德发:这部电视剧的出品方是爱奇艺,由刘家成先生执导,王贺编剧,杨幂、欧豪、倪大红、秦海璐、林永健等人主演。不过,电视剧只取了《缱绻与决绝》的前半部分,主要表现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由土地引发的故事,集中在一个村子、两个阶层、三个家庭。制片方让我看过几遍剧本,我觉得很精彩。今年4月初在沂蒙影视基地开拍,我去过几次,看到主创团队非常认真,尽量还原时代背景、地域人情、生活习俗。他们让我给导演组、美术组、道具组讲鲁南民俗,有些礼仪还亲自演示。剧组租下了近百亩山地,种了庄稼,就为了拍好一些外景戏。今年夏天特别热,他们在高温下拍戏也是一丝不苟,经常有人中暑,非常辛苦。8月初,他们又到日照海滨拍了两天,全剧杀青。据他们介绍,目前正在制作,将在明年春天播出。
记者:《缱绻与决绝》1996年问世后,有评论家称它是继《古船》《白鹿原》之后又一部农村题材的力作。当年,著名评论家施战军认为它体现出“情不自禁的农夫本色”,这种对土地的坚守和执着,如何成为您创作的情感来源、精神动力?
赵德发:我出生于农家,在土地上长大,土地赐给我食粮,也赐给我写作素材。我199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通腿儿》,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胡玉萍女士注意到,选入她编的《1990年短篇小说选》。她编1992年的短篇年选,又选了我的《闲肉》。这时她打电话对我说,你给我们社写一部长篇吧,我就答应下来。我想,写什么好呢?有一天回老家,到村外闲走,看着眼前的庄稼,我想到农民祖祖辈辈对土地的依恋,想到他们的后代对土地的背弃,两个词语突然在我脑海中蹦了出来:缱绻与决绝。一种来自土地也来自血脉的冲动让我心潮澎湃,泪湿眼窝。在那一刻,这部小说的题目与内容就确定了。
“地载群伦”是农耕文明的写照
记者:鲜为人知的是,作品的题目与内容确定之后,您两年之后才动笔,其间做了哪些准备?
赵德发:我是第一次写长篇,哪敢轻易动笔?我从三个方面开始准备:一是理论上的准备。我读了许多中外农村经济学、社会学著作以及中国近代史、当代史,还经常去图书馆翻阅刊物,密切关注有关土地问题的理论研究。二是艺术上的准备。我找来许多中外名著读,外国的有左拉的《土地》、巴尔扎克的《农民》、赛珍珠的《大地》；中国的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我要搞清楚,前辈们都是怎样写农民、写土地的,从中学习、领会一些经验。我还读了好几本《外国文学作品提要》,想搞清楚一部长篇小说大致需要多么长的故事链,并学习有关技巧。第三方面的准备就是构思。我回望家乡,梳理人事,审察风情,凡与土地有关的素材都记下来。这些素材又生发为一个个人物和一段段故事。我给这部书的写作定下了三点追求:首先,观念要新,让这部书能够反映历史真相,贴近历史本质。其次,要有鲜活生动的情节和人物,把小说写得好看；第三,要有密集的审美信息,适应快节奏社会的读者口味。
经过两年的准备,我吃过1995年的过年饺子,打开电脑,敲出了“缱绻与决绝”五个大字。虽然那时我还在上班,有好多工作,但是酝酿已久的那股气一直回荡在胸中,因此写得很顺,也很猛,有泥沙俱下、一泻千里的感觉。用一年时间完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胡玉萍大姐看了认为很好,接着,在高贤均先生与何启治先生那里通过了二审、三审。与此同时,《大家》杂志也决定发表。施战军先生当时在山大任教,看了书之后写文章发在《齐鲁晚报》上,让我感动。此书问世二十多年来,好多专家学者都先后给予肯定,有些读者朋友也一直记得这部作品,我感谢他们。
记者:不久前,电视剧《生万物》宣布杀青并首发特辑,官微发文:“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这副对联也是书中的题记,阐述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土地的认知与态度。小说聚焦农民的恋土情结,孜孜不倦地深度开掘对土地的文化思考,同时对乡土伦理重构、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赵德发:这副对联,我早在书上读到过,在土地庙门口看到过,觉得非常好,就用来做了《缱绻与决绝》的题记。人类自从进入农业社会,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久而久之,形成了土地崇拜、土地文化。“地载群伦”四字,阐明了土地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大有深意。旧时代农民对土地的那种依恋、缱绻,是后来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渐渐丧失了过去被“尊”的地位,无数农家子弟决绝地背离土地,进城讨生活、求发展。我觉得,我有责任将这段历史描述出来,“立此存照”。在《生万物》开机仪式上,爱奇艺的负责人讲,之所以改编《缱绻与决绝》,是因为这部小说写出了农耕文明的精髓,我听后十分欣慰。
记录下父老乡亲的沉重脚步
记者:您用现代主体意识去观照农民的精神世界,既体现着历史叙事的丰富和深刻,也潜在着悖论性的冲突和困惑,而这种悖论或者困惑不仅是对乡土社会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是否也产生在自我观照的纠结之中?
赵德发:是的,我写这部小说之前,对中国土地问题反复进行了思考。我既从感性上同情农民,理解农民,在书中倾情描述；也在理性上追问各种土地制度是否合乎人性,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我无法也无力在小说中阐明我的观点,只好用主人公封大脚依稀听到的“铁牛”吼叫,来预示土地制度的重大变化。小说结尾,封大脚在大年五更再去祭拜铁牛,离开时似乎又听到了它的吼叫。这部小说问世后,农民与土地之间果然又出现了新的关系——土地使用权流转,这证明我的预判是正确的。
记者:“农民三部曲”毕8年之功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具有宏大叙事和史诗特征,成为乡土小说的厚重之作。您重新审视并展现了20世纪中国土地的变迁史和农民命运的发展史,成为思想重构的历史叙述,表达了百年来中国大地上世道人心的巨变。
赵德发:的确,“农民三部曲”是我的重要作品,我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写作之前,我读了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此书第一句话就让我震撼:“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中国比那些发达国家略迟一些,直到20世纪末才进入了“农民的终结”这一阶段。我意识到,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农民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了,而是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有重大改变的新式农民。我要写出这个伟大的进程,就用三部小说,从不同侧面表现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记录下父老乡亲的沉重脚步。
记者:以沂蒙大地为背景讲述跌宕起伏的故事,这里的山川河流滋养并影响着您的创作品质,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沂蒙文化语境。
赵德发:我的家乡在莒南县,是广义上的沂蒙地区,这个地区的人们共享一片山水,有着相似的人文心理和语言习惯。我写《通腿儿》时,就自觉地使用家乡语言,酝酿出一种特别的语感,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创作意图。胡玉萍大姐约我写长篇时特意嘱咐:就用《通腿儿》那种语言。我写《缱绻与决绝》的时候对那种风格有保留,也有改变,但还是大量使用沂蒙人都用、都懂的语言。这种语言用多了,加上地域环境描写、人文心理描写以及故事叙述所形成的氛围,便形成了您说的“文化语境”,进而影响到我的创作品质。
天地人是密切联系的生态系统
记者:您的作品是哲理化的乡土小说,是载道的,其中蕴含着深沉的人性思考,有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悲天悯人的良知中充满救赎意识,阐释着天、地、人之间的共生关系。
赵德发:我认为农村题材的小说不能简单地讲一些乡间故事,要让故事背后有深厚内涵,有意义藏焉。我写的是农民,但在他们身上也要体现一些人类的共性,体现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传统农民以土地为命根子,且靠天吃饭,天、地、人是密切联系的生态系统,每一场天灾人祸,都给他们的命运带来改变,给社会带来动荡。我写的时候心中有哀戚,有悲悯,更有对光明与希望的呼唤。
记者:海岱之间承载着齐鲁文化的厚重底蕴,山东有深沉包容的黄土文明,也有厚重多元的海洋文明。近年您的作品凸显了海洋元素,在长篇小说《人类世》《经山海》之后,推出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最近又有《大海风》问世,从沂蒙大地到黄海之滨,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历史场域中,建构海洋文明的历史文化形象。
赵德发:我在家乡生活了三十三年,到山大作家班学习两年之后去了日照,在海边又是三十三年。身为作家,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既被黄土文明哺育,又被海洋文明浸染。我以“农民三部曲”等作品回报了土地,也不能辜负身边的大海。近几年,我讲述了一些海边故事,又满怀深情为黄海立传,让人们深入了解这片在海洋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海域。我还想继续写那些以海为生的人们,写滚滚波涛中的生灵,写海天之间的万千景象,于是将海洋当作了我的文学天地。长篇小说《大海风》,写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的渔家风情和航海故事,已在《中国作家》和《清明》分别发表了上、下两部分,全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