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程晓筠
影迷们翘首期盼多时的《完美的日子》（Perfect Days）即将于11月15日起以分线发行的模式正式公映。11月10日晚间，包括上海、杭州、北京、广州、深圳在内的多个城市同时举办了首映礼。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在影片放映完毕后，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回答了包括导演杨荔钠、电影学者戴锦华等业内观众以及现场普通观众的提问，畅谈他对于拍摄方式、影片立意、角色塑造等各种思考。
现年79岁的维姆·文德斯在1970年代的“新德国电影运动”中脱颖而出，与沃纳·赫尔措格、沃尔克·施隆多夫、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并称为“德国新电影四杰”。随着《德州巴黎》《柏林苍穹下》《云上的日子》《乐士浮生录》《皮娜》等作品的问世，文德斯的名字渐渐为世界各地的影迷所知。他在中国同样不乏大量拥趸，其作品在国内电影节上展映时，往往一票难求。
《完美的日子》是文德斯最近的导演作品，入围了2023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主演役所广司一举摘得最佳男演员奖。影片以东京的厕所清洁工平山为主人公，用舒缓的叙事节奏，呈现他波澜不惊而别有情趣的日常生活。文德斯接受“东京厕所项目”的邀约，原本只打算拍摄关于东京公共厕所的公益短片。但在从无到有勾勒出主人公平山的形象后，他决定要完成一部长片，并找来著名演员役所广司合作，后者还担任了影片的监制。
自去年年末起，《完美的日子》就在全球多地陆续上映，如今能在中国内地银幕亮相也是殊为难得：不仅是内地正式公映的第一部文德斯作品，也反映出我们院线上映的影片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完美的日子》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那种有深度留白的作品，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读解。或许正因为此，首映礼上观众的提问才丰富多彩，各有千秋。对于这些或专业或有趣的发问，文德斯都一一做出真诚地回复，相信在看完以下导演的自白后，对于这部电影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用纪录片的方式来拍剧情片
在《完美的日子》的片尾字幕放映完毕后，黑白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日语专有词汇“木漏れ日”（komorebi），指的是穿透树叶之间的间隙瞬间照射进来的阳光。有观众向文德斯发问，他身为一名德国导演知道这个词的契机为何。
对此，文德斯解释说：“我经常会去日本，慢慢发现日本人的生活空间跟欧洲人的很不一样。他们跟阳光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关系，而且日本人会去关注一些非常细节的事情，比如风吹拂树叶形成缝隙，阳光瞬间穿透而下的景象。我相信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人同样会看见这一幕，但很多人视若无睹。然而，日本人却为此专门创造了这么一个词语。这样的景象放在我的母语德语里，或许需要花三行文字才能描绘出来，但在日文中很神奇地只要一个词就够了。
要说《完美的日子》的灵魂，无疑就是主人公平山。谈到这个角色的创作，文德斯说：“这个角色是先在我的脑海里形成的，之后我跟我的日本编剧拍档高崎卓马一起写了剧本。一开始，平山就是一个虚构的角色，跟我其他剧情片中的人物没两样。然而，我们找到了完美贴合这个角色的役所广司来演，就这么开拍了。”
“但是……拍着拍着，我发现役所广司完全跟平山融为一体了，我渐渐无法分清他究竟是演员役所广司还是清洁工平山。这部电影从虚构的剧情片变得像是一部关于一个叫平山的人的纪录片，突然从某个时刻开始，平山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然后，我们就按照纪录片的方式去拍平山的生活，这是我之前从未尝试过的拍摄方法。不得不说的是，役所广司的表演的确带来很大的惊喜。对我来说，平山不再是虚构的，而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人。”
刚刚带着新作《小小的我》从东京电影节归来的杨荔钠导演，也在北京首映礼的现场观看了影片。顺着文德斯提到的用纪录片的方式拍了这部剧情片，她向这位前辈发问：“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剧情片跟纪录片的边界的？”文德斯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是拍虚构的电影，作为一个导演，你总是想去掌控一切，你会告诉演员你希望他怎么做。一旦你的脑海里有一个故事，你就会想方设法去落实它，包括摄影机的机位该如何安排，故事呈现的方式又该如何。我还会要求演员先进行排练，排练到满意为止，再开拍。如果是拍纪录片，那就完全不需要排练。假使一部纪录片里有排练的成分，那显然是大错特错的。”
“而在拍《完美的日子》时，最开始的两天里，我们的确是先排练再开拍。但我始终感觉拍摄的效果还不如排练时的感觉，于是我就找了平山——在拍摄现场我也这样称呼役所广司，询问我是否可以拍他排练时的场景。他听了感觉有些惊讶，但还是同意了。之后，每次拍完排练的场景，我都会直接喊过，接着拍下一条。就这样，我们渐渐变得像是在拍摄人物纪录片，而不是虚构的剧情片，这成了我们这部电影特有的拍摄方式。只有当其他演员新加入现场时，我们才会预先排练，因为他们对这种方式还不熟悉。不过，之后他们也慢慢意识到这是一部由现实而非虚构催生出的作品。”
同样在北京首映礼现场的戴锦华老师显然格外喜爱《完美的日子》，她表示已经看过好几遍：“第一次看感觉的时候，感觉它特别不像文德斯导演的作品，因为它非常朴素；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它其实非常文德斯，就像是他过往电影的延展，因为他过往的作品似乎都是关于被摧毁或者被抛弃的生命所怀抱的情感。我想问的是，对于文德斯导演来说，《完美的日子》更多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来到我们这个并不完满的人间的天使的故事？”
在文德斯看来，戴锦华提到的两种定义其实都适用于这部影片。“首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日本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完成就是基于我对日本文化的热爱，尤其是对1960年代去世的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喜爱之情。然而，我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拍摄一部所谓日本电影。在我年轻的时候，比如拍《德州巴黎》的时候，我压根不会考虑去拍这么一部电影。但我现在已经有点年纪了，似乎变得更睿智一些，内心也更宁静一些，更懂得活在当下的意义。年轻人总是憧憬着未来，而上了年纪的人更乐于享受当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创作平山这样一个人物。”
“平山也的确很像我过去的作品《柏林苍穹下》里的天使，他们都在关注着当下发生的事，也都很有智慧。可以联想到，平山年轻的时候，过着一种跟现在全然不同的生活。他接受过特权教育，很可能非常地富有。然后，他主动选择了一种素朴的生活方式，正如我本人现在选择的生活一样。我对于平山这个人物的了解，其实远多于我在电影里记录的他。”
平山所需要的一切其实早已拥有
在观众提问的环节中，面对中国年轻人对于平山这个角色各种不同侧面的疑惑，文德斯结合自己生活与创作的经验，给出了答案。不仅令我们对《完美的日子》这部影片有了别样的理解，也对文德斯导演本身有了更多的认识。比如，有观众问到平山听磁带用胶片照相机，习惯于一种非常古典的生活，导演是否意在借此表达一种对于科技入侵现代生活的抗争。对此，文德斯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要知道我们在拍摄时正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摄影机，多亏了它，我们才能敏感地捕捉到光影的细微变化。要不是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可没办法在17天里就完成拍摄。我很感谢数码摄影机的诞生。我上一次用胶片拍电影，还要追溯到20年前。至于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不再使用胶片相机了，现在都是用数码相机。因为对于经常旅行的人来说，胶片这类素材非常不方便。你一路上需要经过好几次安检，等回到家里就会发现胶片都被带有X光的安检设备弄坏了。我也很爱用我的智能手机，现在它的里面有50000张照片，这还只是在两年里拍的。”
“没错，我喜欢数码设备，但是，另一方面，我发现它们极大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了我们对于当下生活的关注度。你好像总是在担心一旦不去看手机，就会错过些什么。所以，我抗争的其实是对于数字媒体的依赖性。当我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去接触数字媒体的时候，我发现我变得更喜欢它们了。”
“我也得承认，现在已经没有收藏任何磁带了。但是，我认为当平山这个角色决定舍弃过往作为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时，他会乐于去拥抱自己十几二十岁时听的那些他真正爱过的音乐，也就是1970年代的作品。当他重新检视旧有的磁带收藏，发现自己需要的全部音乐其实早就拥有了。当他可以接触到流媒体或者分辨率更高的媒介时，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那种介质的音乐。所以，他从阁楼的角落里翻出落灰的旧磁带，重新播放它们。他还拿走了他喜欢的书和旧相机。然后，他明白了，这些东西就是他需要的全部了。”
“有时候，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总是被告知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不是如此的话，便会落入若有所失的境地。平山按自己的选择获得了一种更愉悦的生活，他也没有感到若有所失，因为他抵挡住了数字时代的诱惑。”
歌曲是平山的人生写照
音乐是《完美的日子》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每个清晨，主人公平山离家开车去打扫公共厕所的路上，都会选择一盘附和他当天心情的音乐磁带播放，有地下丝绒乐队的《Pale Blue Eyes》、帕蒂·史密斯的《Redondo Beach》、范·莫里森的《Van Morrison》，也有点出片名的娄·里德的《完美的日子》（Perfect Day）等等。
“有人开玩笑说，电影里的歌曲是你私人歌单的分享。”有观众就此向文德斯发问，“请问你是如何选择电影里平山所听的那些歌曲的？”“事实上，我们勾画了平山这个人物的整个生平。曾经，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喜欢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早期走红的那些音乐；后来，他成了一个商人，变得再没有时间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某一天，平山忽然意识到，在他二十几岁热衷于听那些音乐的时候，他才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于是他决定要重新找回当时的自己。”文德斯说。
“一开始，我就觉得应该要把想用的那些具体的歌写到剧本里，但我不希望把自己的欣赏取向，强加在一个日本角色身上，于是就跟我的日本编剧拍档高崎卓商量该怎么办。他告诉我，当时的日本年轻人热衷的音乐跟欧洲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范·莫里森、披头士、滚石、娄·里德、帕蒂·史密斯这些人。于是，我们就把想要用的歌都写进剧本了，那些也的确是我自己年轻时最喜欢的歌曲。”
“但我们不希望平山看上去是假装在听，所以在拍摄时确实播放着这些歌曲。当时，我们还没有拿到那些歌的使用版权，所以在剪辑时最提心吊胆的就是不知道最后是不是真的能搞定那些版权。事实上，我们提前拿到版权的只有一首歌，就是结尾里播放的妮娜·西蒙的《Feeling Good》，因为我不希望拍完最后一幕结果发现不能用到正片里。之后，我们的确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拿到所有歌的版权——那是我在这部电影的整个拍摄制作过程中最开心的一天。”
而在映后长达一小时的提问环节中，最令文德斯动容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片尾长镜头的用意。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在距离影片拍摄完成已经过了两年时间的当下，在回忆这一幕的拍摄时，依旧难掩激动之情，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我很感谢有这个提问。”文德斯回答到，“为这部电影收尾是很难的，因为平山总是日复一日重复着他固有的日常生活。整部影片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事件，只有他的妹妹来找他时，牵起过往的回忆，令他情绪出现了一些波动。最后一天拍摄时，我就对役所广司说，‘平山，你就像平常那样去上班，但你脑海里可以想想你的妹妹，还有跟侄女一起度过的两天时光，然后思索一下自己做出的人生选择是否正确。这样的一个早晨，你一如既往播放了一首完美适合当下心情的歌曲，那就是妮娜·西蒙的《Feeling Good》。’在拍摄前，我确保平山知道这首歌每一句歌词的意思，因为它唱的就是能够活在当下是多么美好。坦白说，我在拍摄这一幕时，并不清楚役所广司会如何表现，之前说过我们是按纪录片的方式去拍。”
“当时，我们就那样开在东京道路的车流中，我坐在后排，摄影师坐在平山边上的副驾驶座上。开着车的役所广司掌握着他自己、摄影师、还有后排的我跟收音师四个人的命运。他放了妮娜·西蒙的磁带，开始听她唱《Feeling Good》。之后发生的事情令我震惊，平山不仅在听这首歌，他成了这首歌本身。他不仅理解这首歌里唱的每一个词，而且明白那就是自己生活的写照。”
“当时，我完全忘记要喊卡，只是默默听着歌，然后我发现平山身边的摄影师回头看着我，原来他早已泪流满面。因为泪水模糊的双眼无法看清取景框里的画面，他希望我能告诉他取景是否正确。我示意他不要停，就这么继续拍。等到这首歌放完，我们四个人都哭了。我问摄影师这样单一的视角可以吗？然后，我们在一个停车场里又将摄影机架在平山的正面拍了一遍，又再放了一遍这首歌。拍摄结束后，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都哭了。到此为止，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拍摄可以画上句号了。我们拥抱了彼此。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会非常怀念平山。”
听着文德斯讲述最后一幕的拍摄，银幕下的观众也仿佛历历在目，陷入沉默之中。不过，随后一位观众的提问，立刻活跃了现场的气氛。她抛给爱用智能手机的文德斯导演一个非常时新的问题：“有人评价《完美的日子》是i人必看的电影。不知导演对此怎么看？”
文德斯笑言：“乍看上去，平山的确是非常i的人，可能生活中的i人会对他偏爱有加。但本质上来讲，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e的。因为他懂得去爱其他人，热爱自己的生活，也热爱自己的工作。他非常谦卑，愿意为别人付出。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他是非常e的人。我很希望生活中的e人也能和平山产生共鸣，会喜欢他i的方面和e的方面，因为他内心一直充满着爱，充满着对于生活的感恩。”
整场映后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落在全片最神秘的一个角色上：由田中泯饰演的流浪汉仿佛如幽灵一般，只有平山才能看到。关于设置这个角色的用意，文德斯说：“的确，我们想表现这是一个只有平山会留意到，其他人似乎看不到的角色。事实上，在西方社会里，多数人的确是看不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习惯于假装他们并不存在，所以无家可归的人往往过着一种隐形的生活。然而，平山尊重一切有生命的个体以及他遇到的每一个人。他能看到这个流浪汉的特别之处，而且意识到他以前过的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也让平山想到了自己的经历。而这个流浪汉也会跟平山互动。我想我创作这个角色的用意就是想反映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都是美丽的，而平山深谙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