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寒
编者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振复的著作《中国美学文脉史》，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振复长期从事易学、中国巫文化学与美学、中国美学史论等方面研究，著述颇丰。《中国美学文脉史》一书，系由文化哲学之径研治中国美学文脉发展历程，视角独特。今日，《光明书榜》约请王振复谈论其著作，共同探寻中国美学文脉的气象与精神。
问：《中国美学文脉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以“美学的哲学品格与哲学的美学意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为基础，怎么理解这句话？
答：任何美学史著，都是作者美学观的体现。美学存在的前提是哲学，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却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离开哲学而独行其“是”。真正的哲学，作为俯瞰兼沉潜于自然与人生的世界观，是高蹈、冷峻且深沉的理性，向超理性的诗性升华。它是具备美学特征的。美学或者文化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哲学或者文化哲学意义的世界意象、人类情感与人的自由意志三者的结合，因此具有哲学的品格。
文化是物质、精神、结构、发展、语言文字、价值意义和作为主体之人的总和，具备时间与空间等多重性质。因此，这本书梳理的中国美学的“文脉”，既具有历时性，又与一定时期的文化、历史、哲学等美学思想的根因和背景紧密相联。
问：书中将中国美学文脉史分为八个文脉相系的时段。每一时段有怎样的美学建构？其划分依据是什么？
答：中国美学文脉史可划分为八个时段，而且彼此相系。
春秋战国之前，原始审美意识在以原始巫文化为主导的上古文化中孕育。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美学主要在诸子学的建构中发展。儒家的仁学以人与社会的合契为善美，道家的哲学以人与自然的合契为善美，它们都以成就民族与时代的健康人格即“做怎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为精神关怀。秦汉时期，从儒学经学化到经学谶纬化，这一时期的宇宙论的出现让中华民族的审美视野拓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美学的文脉以玄为基质、以佛为灵枢、以儒为潜因。政治哲学意义的名教自然之辨，语言哲学意义的言意之辨，本体论哲学意义的有无之辨，生命哲学意义的才性之辨等，拓展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隋唐时期，以“意境”说和佛教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实现了它的历史性转换和时代嬗变。宋明理学，具有儒道释三学综合的文脉特质。到了清代，美学思潮转而崇尚“实学”。20世纪西学东渐，各种思潮涌现，推动了现当代中国美学的构建。
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从史前天命观、春秋战国心性论、秦汉宇宙论与魏晋本体论，中国美学史，走过了一条从初始孕育、酝酿、奠基到建构的历程。从隋唐的文脉变化，宋明的三学合一，有清一代以“实学”为主题，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到高峰之后逐步走向终结。20世纪，是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的开新阶段。
问：您长期从事中国巫文化学与美学研究，书中也用一定篇幅讲述了原始巫文化或为人类审美之始。请您谈一谈，美为何诞生于“巫”？
答：《说文》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在这里，“巫”“无”与“舞”三者合一——“巫”是哲学范畴内异化了的“主体”；“无形”的“无”，有待于发展为哲学本体的“无”；“舞”作为巫性仪式，尔后成为艺术审美的滥觞之一。原始巫性作为审美的人为之“根”，处于神性与人性之际，它是崇天与知天、拜神与将神、渎神与媚神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且以前者为主导。原始巫文化，是原始审美意识发生的人文温床之一。
问：您认为，古老的中国文字是中华民族（主要指汉族）原始审美的渊薮，甲骨文中蕴藏着丰富的原始审美意识。可否举例一二？
答：试举一例。比如“井”字，甲骨文写作“（见图1）”。《说文》说“八家一井”，是指传说中夏禹时的井田制度，而不是指八个家庭合用一口水井。所谓“伯益作井”，指帮助大禹治水有功的伯益作井田，而不是指伯益掘井。在古代，八家私田围合于四周加中央一块公田，都为旧制百亩，就是《孟子》所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井田的平面，便是《周易》八卦九宫这一文化模式，它是中国古代理想的棋盘格城市布局的文化和哲学原型，且美在其中。我们在唐代长安城布局里，可以看到这种美学理念。
问：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思想蔚为大观。您认为，与儒家学说相比，道家哲学可能更直接、潜在而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路向。如何理解这个判断？老庄的哲学，具有怎样的美学特质？
答：儒家所说的，主要是“人道”。儒学贯通于整个中国文化的伦理领域，以政教、道德与仁的人格修养等为主题，是笃信于“有”的一种文化。在审美上，儒家追求道德人格的善美，将自然美看作道德的象征，所谓“君子比德”。
道家文化的核心为“道”，它的思维进入了“无”这一精神境界，直指哲学本体。道更重视形而上的哲学追问。综观中国美学史，许多重要范畴，如道、德、气、无、太极与无极等，大凡由道家首创。道家钟爱自然山水，中国传统山水田园诗、山水花鸟画以及园林等美的创造，充满了自然、无为、虚静与淡泊的道家精神。
老子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核心，触及了人类精神故乡的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具有葱郁的理性。致虚极、守静笃，不因外物而悲喜，是人格修养也是审美境界。道家倡言“大象无形”“抱朴守拙”，提出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等美学命题，具有哲学意义的怀疑精神。这些都说明，老子的美学具有丰厚且深邃的精神底蕴。
庄子所阐扬的，是为求解社会、人间的生命难题。如果说《老子》是冷峻而精辟的，那么《庄子》就旷达、明丽。它肯定“混沌”之美，追求天人合一，以“逍遥游”为审美至境，执着于“心斋”“坐忘”，以“齐物”强调美的相对性，提出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一话题，是神采飞扬的。
问：孔子的仁学，具有怎样的审美意识？孔子对中国美学的贡献有哪些？
答：《论语》里谈到“美”的地方有十三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内涵。一为道德伦理的“善”，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二是形式美，如谈论宫阙、服装的形制。三指人格美，如“周公之才之美”“尊五美”等。四为艺术美，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儒家的“仁”，实为自由意志之境。好比穿鞋，道家以为人不必穿鞋，以天足最为自由；佛家认为，穿不穿鞋无所谓，都是空幻的；儒家则说，不穿鞋何以为人，然而鞋子太大太小，都不足取。有一种穿法非常合脚，穿比不穿还要令人舒服自在，这便是“仁”的道德审美。孔子仁学的文化基因，尤为关注人的群体生命，追求道德人格的崇高，它可以通向美学。
孔子对美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初步奠定了以“仁”为文化特色的人格美的审美理想。孔子还构建了“君子比德”的美学观，所谓“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对诗歌“兴观群怨”的评说，是对艺术审美具有社会道德功能的提倡。
问：中国历史在发展至秦汉之际，进入了大一统时代。据您形容，此时的精神领域从纷争走向综合，有一种包举宇内的气度。汉代美学思想的主要创造是什么？
答：汉代固然有黄老、谶纬学，但真正恢弘、浑朴显示大汉气度与宇宙精神的，是作为“审美正剧”的经学。以汉代象数学与《春秋繁露》、《易传》笺注等为例，其理念已发展到以仁学的目光仰望苍穹，提出“天人一也”“天时、地利、人和”“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等思想，这是一种壮阔恢弘的审美思想。
问：据您所述，魏晋南北朝完成了中国美学的真正构建。怎样理解这个论断？
答：首先，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中国文化之魂与美学之基的哲学，在玄学与佛学、儒学的冲突、调和中，完成了自先秦心性说、两汉宇宙论到魏晋本体论的理论建构。其次，作为中国美学思想重要构成的文论、画论、乐论与书论等走向成熟，有一批理论著述问世。再次，在美学思辨与理论建构中，涌现出如意象、风骨、形神、言意、有无、才性与体用等重要的美学范畴或美学命题，对后世的美学文脉影响深远。最后，生命意识进一步觉醒，形成了以“士”为代表的人格审美典范。
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它有这样几个美学表现。其一，容神之美，如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其二，放逸之美，如著名的“雪夜访戴”。其三，率真之美，如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四，巧辞灵思，如《世说新语》所载孔文举访李元礼的机敏对答。其五，雅量而无私，如阮光禄有好车而人不敢借便焚之的行为。其六，生命悲慨之美，文士身居乱世，文学艺术的审美充满了忧思、悲慨和对普通人的同情。
问：“意境”是唐代美学的核心理念。什么是“意境”？它在唐诗中有怎样的体现？
答：“意境”，指“境生于象外”“象外之象”这一境界，比意象更空灵、深邃，它是唐代文化和儒道释三学走向融合的精神硕果，由王昌龄在《诗格》中首先提出。王昌龄把诗分成三种境界。一为“物境”，是“物累”的“审美”；二为“情境”，是“情累”的“审美”。三是“意境”，无死无生、无悲无喜、无染无净、无是无非、无真无假、无善无恶，又是生气灌注的。
且以王维禅诗为例。《辛夷坞》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写的是“无我之境”——物我两忘、静寂、空灵、幽深、圆融、本然，这首诗里都具备。
问：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怎样与审美建立联系？宋明理学有哪些美学意蕴？
答：宋明理学的美学主题，在于道德作为本体如何可能。它提倡“穷理尽性”“止于至善”，显然跟审美所追求的精神极致同构。
宋明理学的美学精神无他，为“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头上的星空”，指道德问题上升到哲学本体的提问；“心中的道德律令”，乃因“星空”灿烂的映照而达于精神的超拔，实现至善的人格。两者之间，宋明理学家建构了独特的美学，比如对“主静”和“居敬”等人格美的追求。
宋代文艺，偏理性、冷色、宁静、文雅、秀逸、严谨，此时的审美，已从唐代欣赏的朝霞喷薄，转而钟情于月印万川。
问：清代美学的精神特征是什么？
答：尚“实”。在思维品格上，以“气”论为精神底色，气是一种充盈于形上的“道”、形下的“象”之间的境界。在道德审美上，重新弘扬先秦原儒的美学诉求，而且具有近代科学的人文精神，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古典审美的终结。
问：20世纪的中国美学，是怎样向前推进的？
答：20世纪初，中国美学文脉从古代传统到现代开新的时代嬗变，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多种文化思潮的碰撞或调和，是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之路的前提。由此形成多种美学思潮，每一种思潮的代表性观念和人物都很多，共同构成这一时期中国美学海纳百川、汩汩向前的宏大气象。其间，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是中国美学文脉史的重大事件。一种深蕴中华的文化哲学根性，又极富现代意识与视野的中国美学，正磅礴于学坛。
问：本书的写法，并非通常文艺美学的研究路子，这本书也不是通常意义的中国美学通史。这样做的优点在哪里？有没有不同的声音？
答：本书的研究，并非偏于阐述各个历史时段的“美”，而是从文脉角度，探寻审美如何发生、发展、转换的文化根因、根性和背景、轨迹，即“上下文关联域”，及其文化哲学的内涵和机制。
个别评论者说，这一写法是将美学现象的生成、发展都归因于文化传统。我个人的看法是，尽管文化、文化哲学不等于美学，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有决定“中国式审美”的意义。学术不怕争鸣，思想就是在各种观念的交锋中不断向前推进的。
问：请问在学术领域应如何善思并创造出好的作品？
答：学术发展的根本在于不断提出、思考、分析和解决新问题。应努力多一些科学的立说，少一些重复的阐释。好的美学和美学史研究，应当在“我注六经”的前提下，实现“六经注我”，努力达到实证与理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本报记者韩寒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