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星”，特等奖+1

今年，是方炯升在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求学的第11年

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走来

遨游在外交学世界

发表CSSCI论文7篇

参与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6项

在高水平学术会议做专题发言12次

……

硕果镌刻着前进的足迹

日前，“学术之星”揭晓

外交学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方炯升获特等奖

在博士论文评审与答辩中取得全“优”的他

毕业后将继续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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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

11年前的冬天

大一的方炯升参加转专业考试

从懵懵懂懂的科研小白

到2020年首次以独立作者身份

发表 CSSCI 期刊论文

他找到自己的方向

“具体的外交事件很鲜活、很有意思”

从一个个具体案例出发

外交学聚焦双边多边关系

研究外交互动、战略建构

用方炯升的话说就是

“人情味更足”

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这些现象

“外交学”是他志趣所在

如何锚定科研航向？

方炯升选择了一个看似“最笨的做法”

抱着课本一页页仔细翻阅

寻找自己感兴趣、又有待挖掘的题目

探寻“学术蓝海”

他选择“经济反制”

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

这一主题也成为他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议题

理论关切与家国情怀

构成他研究的根之所系、初心所在

面对国际政治摩擦带来的经济遏制

如何积极应对，营造有利战略态势？

“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方炯升还记得和博士生导师陈志敏教授

第一次见面制定研究计划时

导师给出的三个字评价

“有意思”

这让他坚定信心

锚定了目标

复旦国政学科有宝贵的研究传统

“一本书、一国文、一支笔”

在探讨经济反制议题的同时

方炯升密切关注欧盟对外关系

将理论研究的“一本书”

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一国文”

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学术写作的“一支笔”

打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面向

让研究有深度、接地气

破译欧盟对外关系的“一国文”

像攀登一座座前人留下的“高峰”

方炯升努力继承并发展前辈学者的研究路径

提升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特别是复旦国政学科擅长的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在欧洲研究中的解释力

“外交学是很务实的学科，

不能仅仅研究纯理论而脱离实际”

他将理论关切与对欧盟经济外交的长期追踪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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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会议上做大会交流

外交学研究

研究者往往很难看到系统内部的结构和相互关系

“我们只能从外在现象、输入输出的特点

反推结果的正确与否

后续还需要验证和调整”

研究中也常涉及跨学科合作

需借鉴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背景

在学术写作“一支笔”中洞察现实

刻画出成长轨迹

方炯升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并入选高水平学术会议专题发言

这些成果的产出

靠的是精益求精的态度

方炯升印象中

最曲折的一篇文章

是在“荣昶学者”奖学金的资助下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实习过程中

观察到中欧差异后撰写的文章

稿件投出后

收到来自编辑与外审专家的细致反馈

在选题口径、概念提炼、行文逻辑等多个方面获得修改建议

由此开始长达一年的沟通与打磨

他还在学术会议与编辑老师面对面交流

收获更多有益启发

历经十余版修改

文章在高水平期刊《欧洲研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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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塞尔维亚实地调研

“学术写作离不开切身的实践体悟”

2023年的夏天令他印象深刻

在赴塞尔维亚实地调研的过程中

方炯升与斯梅代雷沃钢铁厂中国负责人

进行2小时的交流

惊讶地了解到只派出9名中方常驻管理人员

就能在不改变钢厂原有管理架构的基础上

运用新的管理经验

让钢厂重现活力

实地考察让研究有了现场感

回国后

他对中资企业在欧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展开持续探讨

灵感直接来源于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在参与和观察中找到真问题、好问题

成为方炯升坚持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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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院外讲座，与金光耀教授合影

“对我成长助益最大的

是自己在复旦接受的教育与遇见的人”

在复旦的11年

方炯升从学院的课程、实践和老师的指导中

获得良好的专业训练

也将通识教育的理念融入学业

学习金光耀老师对民国外交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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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毕业答辩

学会拒绝诱惑

也是方炯升在博士阶段的体会

学术之路漫漫

需要摈除杂念，集中精力

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骑车

“当你全神贯注骑车时，思维就从学术中切换出来”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与外交战略的转型

越来越多的立法、政策和现实案例

指向他所关心的研究议题

就像一棵不断向上生长的树

方炯升逐渐找到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