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先生190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6岁入党，17岁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22岁回国，与陈翰笙、薛暮桥等人一起开展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在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陈云领导下工作，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委员会书记、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先驱之一。
学界公认，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张进行改革的倡导者，是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卓越探索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因提出价值规律和利润核算的理论，一度被错误地认定为修正主义分子，“文革”中被捕入狱，坐牢七年多。出狱后，他继续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写作与普及，影响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模范党员”称号。
孙冶方在革命的艰辛岁月患上肝炎，“文革”坐牢后转为肝癌，出狱后动了大手术。自知来日不多，他便用更多时间来培养青年经济学人，欲使之后来居上，留下许多学林佳话。
助力草野青年做出成果
湖北黄冈当时有个20岁出头的青年程抱全，“文革”前因家庭出身不好，升不了学，初中毕业就在生产队里种田。当时他家买来的生活生产用品质量大多不好，火柴擦不着，热水瓶用不了几天就不保温，镰刀钝得割不动麦子，他便暗下决心，要研究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程抱全考进了财经学校（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冈地区工商管理局工作。他用业余时间钻研经济理论、分析生产实际，夜以继日，在1980年到1982年间写出了一部百万字书稿《产品质量与效益的研究》。他拜访省里的经济学界人士，恳请指教。
他请教了好几位。有的说，立论性的著作一般都由权威人士提出，你才二十多岁，以前又没有发表过经济学论文，一下子就直接出书，恐怕不行。有的说，你的精神可嘉，写得有一定的水平，可是你缺少应有的学历、资质，我们不方便向出版社推荐，即便推荐过去，人家看你没名气没影响，担心出书后卖不出去、会亏本，也不可能给你出版。
小程不死心，背着几口袋书稿去北京碰运气。没有熟人，只好瞎撞，碰了几次壁。一次偶然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位女同志，她知道孙冶方乐于栽培年轻人，便打电话给孙老说了这件事。
孙老十分高兴，马上派汽车把小程接到家中。小程奉上书稿，孙老告诉他要看三四天，叫他过几天再来。
小程看孙老的身体很不硬朗，不敢多打扰，便谢辞。孙老发现这小伙子面带菜色，便掏出一叠钱来，说：北京的食品比你们家乡贵，你把这点钱带上，把肚子填填饱。小程心头一热，泪珠儿就要往下滴。
四天后，小程再次来到孙老家，孙老一把抓住他的手，高兴地说：写得不错，有创意！我提了几条意见，写在这几张纸上，你回去考虑考虑，些修改，改好后再送来。
小程喜出望外，按孙老提的意见做了修改，再送过去。孙老把二稿仔细看过，进行润色，将书名改为《质量经济学》，写了推荐信，向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推荐。
孙老嘱咐小程回去再做些实际调查，将书稿中几个打了问号的尚显空泛的论点，阐述得更加切实，把思想产品打造得更加精湛。小程回家按孙老所嘱，又下了一番调查、改稿的功夫。
不幸的是，小程不久之后从报纸上看到，卓越的经济学前辈孙冶方先生于1983年2月22日仙逝。小程当时一阵悲痛，泪洒报纸。
这年4月，程抱全将修改好的书稿和孙老的推荐信送交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很快得到答复：列入出版。这部著作出版后，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夸奖。
说来也巧，1983年世界质量协会筹办一场关于制造业产品质量的研讨会，向各国征集优秀论文。中国质量协会将《质量经济学》中的一节《论关于用十种简易数学计算方法考核企业质量的经济性》抽出来，与另外5项成果一起推荐过去。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当年的11月，世界质量协会秘书长正式来函告知：程抱全先生的大作经过专家们的评议，已确定在1984年6月的研讨会上作交流演讲，邀请程抱全先生提前到达英国伦敦附近的布赖顿市作演讲准备，来回的交通、食宿费用由会议筹备处提供。
这是中方报送的6篇论文中唯一被选中的一篇。中国质量协会将喜讯告知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和作者程抱全，大家同喜同乐，但也非常遗憾，因为与孙老阴阳两隔，他老人家不能分享这个喜讯了。
程抱全按时去到布赖顿，在国际制造业产品质量研讨会上，面对来自52个国家的1500多位专家学者，用英语宣读了论文。
国内媒体对这位24岁的经济学新秀进行了报道。人们向程抱全祝贺，程抱全说：多亏孙老当初指导我修改了书稿，才有了这一切。
对错误批判过自己的人不计前嫌
孙冶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文革”中遭遇上百场批斗，有为数众多的文章向他泼来阵阵脏水。当时他身体受伤，但内心淡定。谁在批斗会上、报刊上批判过他，他其实绝大多数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只是为对方的糊涂、盲从、狂热而惋惜。
当时有些人说他与权威观点唱反调。当时的主流强调“政治挂帅”，孙冶方主张“以利润核算为中心”，这种观点被一些人上纲上线，说成修正主义。当时许多人的文化水平尤其是经济理论水平不高，很容易上当受骗，跟着起哄。
出狱后，孙冶方时常听说有些批判过他的人后悔了，他总是微微一笑。特别是当听说有些青年学人为批过他而懊恼，孙冶方每每情不自禁地点头，轻轻说一声：时代进步了。
有一位青年学者，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批判“全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时，也写文章在报刊上参与了批判。到1966年，他看到批《海瑞罢官》，接着批“三家村”，批刘、邓、陶等各级走资派，批各种牛鬼蛇神。他将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双方的说法作了对照、比较，发觉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而批判者，包括自己在内，倒是十分无理、蛮横。这名青年记起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决定尽快回归正确的立场。
当孙冶方还在坐牢时，这名青年就明里暗里多次对人表达自己的悔悟，阐明新的认识。孙冶方出狱后，在朋友那里听说这位青年学人的思想转变，当即欣然释怀，点头称赞。
这位青年学人找到孙冶方，诚恳检讨了自己当年的跟风之错，回述了自己认识转变的过程。孙冶方握住他的手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让我们拉起手，走向未来。
后来孙冶方在病床上口授《社会主义经济学》，有七位经济学者在旁边录音、做笔记，其中就有这位青年学人。
孙冶方去世后，这位青年学人前往美国留学、考察，引进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制度成本、产权、边际效用等概念，推动我国经济学与国际尽快接轨，并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多次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讨论。
与不相识的同道者皆友善
孙冶方确诊患上肝癌后，医生用了五个多小时为他做了切除手术，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愈加想把经济学的种子向更广阔的田野，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
每天都有人来到他那在“文革”期间搬进去的两间小房子，其中有不少是青年工人、学生和经济工作者。他们一来看望这位经济改革的先驱人物，二来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孙冶方对谁都满怀关切和友爱，用爽朗的笑声交流感情，交换意见。
来客看到孙老谈锋甚健、见解深刻，都想多谈多听。但他毕竟做过大手术，身体虚弱，来客都不忍过久停留。孙老则说，跟人谈话也是一种治疗，我喜欢“话疗”。
孙老声名远播，全国各地有许多来信，他都不厌其烦一一答复，哪怕是面对比较幼稚的问题，他也给出回答。
有一个名叫李玲君的青年技术员，与孙冶方素不相识，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只是从《文汇报》上读到介绍孙冶方的一篇文章，知道他是位很有见解的经济学家，而且待人很友好，于是给孙老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信，希望能够帮助解答使她长期苦闷、焦虑的一个经济问题。她告诉孙老：上级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给企业更新技术设备，却年复一年给企业定下增产增收任务。逼得企业只好加班加点拼体力，拼老设备。实在拼不出来，便向上留一手。其结果是，厂里留一手，公司留一手，局里留一手，留来留去都是对“四化”留一手，推迟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读到这样的来信，孙冶方感到，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基层职工，多么热心祖国的“四化”，多么踏实地思考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这样一大群基层同志在关心和参与经济改革大业，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出一条适合于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孙冶方热情满怀地为那个青年技术员复了信，称赞她所思考的问题的重要性，并告诉她，她的意见完全合乎他自己二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经济学观点。
有些来信对孙冶方明显有误解，他也不怠慢，反思自己说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有什么不周全之处，必须重新加以调整、完善。浙江兰溪有个青年甚至出言不逊，抱怨孙冶方提出的“为企业扩权”的主张。信中说：你是个行将就木的人了，我们还要过一辈子。有些基层干部已经成了土地老爷，地头蛇，是一群豪吏，压得小民喘不过气来。他们的权力已经够大的了，要是再扩大他们的权力，那就没有小民的活路了。
孙冶方看了此信，觉得话糙理不糙，讲出了当时基层的一些真实情况。于是回信给他，耐心地讲解“为企业扩权”的必要性。孙老称赞他来信中有非常合理的一面，那就是提倡经济民主的同时，必须有政治民主来保证。企业扩大权力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立法来保证群众的民主权利，使干部不能滥用职权。而这一点，自己以前讲得很少，容易引起误解，往后得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件大事。
一位接读孙冶方回信的人感慨地说：孙老真像唐代韩愈在《原毁》一文里写的那种“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孙冶方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临终之前都在反思自己有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好，哪些文章写得不够好。他对待同志朋友一概宽大为怀，谈到别人的缺失都轻描淡写甚至提都不提。
这种君子之风，影响到许多与他相处过或者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信的人，大家默默无声地向善、学好，愿意向他看齐。
（作者黄胜平系孙冶方经济科学研究院理事长、研究员，江南大学兼职教授；姜念涛系《群众》杂志编审、无锡国家高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