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育带回来,带回日常中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  2024-04-24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

作者 李新玲

编辑 从玉华

中青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请她谈一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她积累了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曾访谈了200多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学术研究材料都是基于数年的访谈、师生交流对话、学生成长自传、学生课程作业等。

她曾写道:“教育真正磨砺人的惯习,培植人的性情,而人的性情、一代人性情,一国民众的性情,决定制度真正的血脉气息。我们的教育涵养何种惯习,既潜移默化,又立竿见影地决定着社会的好与坏、民族的盛与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教育焦虑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父母对子女教育有许多期待,公众对教育也有许多批评,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云杉:一些教育方式形成了一个“悬浮的管道”,这个管道就是要把人从这边拔出来拔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给他一个想象的、遥远的却可能是空洞的未来。他们对远方的幻想远多于对近处的关切。

教育,我认为重要的是培植根系,一定是根基在下,向下用力筑基,而不是一味拔苗助长拔尖,丧失对近处真实生活的感受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么这个“悬浮的管道”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刘云杉:我们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学生简历都好看极了,我会让他们讲讲本科的哪门课你印象最深,哪本书你印象很深,有机会再追问有没有独特的感受。有的学生会回答“没有”,即便有,独特的感受非常淡薄。这背后是经验的匮乏,成长的匮乏。原本生活体验被一些学生处理成为“任务”,一件件事项;一方面是生活状态的任务化与事件化,另一方面是知识的信息化,他(指代受教育者)能把逻辑给你,把碎片的信息拼图化呈现,但内在的情感之流,内在的经验之流枯竭了。他日常所动用的多是智力层面,动心、动情的部分特别少。

很多人脑袋像装了一个庞大的GPS系统,这个系统抽象且发达,同时他的手和脚的能力却很弱,可以想一想,一个硕大的脑袋压在一个羸弱的身躯上,他如何能走出自己,目中有人,眼中有事?学会和人打交道,能进入到切实的事情中,在做事中磨砺自己的性情。

刚才说把教育比喻成一个根系的发育,他要了解近处,比如说父母、家族、社区,会有切实的了解、关切、感情投入。如果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体系化的系统中,学校被建构成一个层层选拔的封闭的管道,无论如何扩招,如果内部的高淘汰过程没有滋养他的身心,只是作片面的训练,那么,这样的高选拔高淘汰模式中,少数的成功者身后是多数的失败者。

我一直在批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有一些理念是有误导的,譬如以学习替代了教育。今天强调个体的学习能力。个体的学习能力直接关联的是就业的能力。这一理念把经济的问题、社会公平的问题转嫁给了个人,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的就业能力不行,是因为你的学习能力不行。新自由主义把结构的问题个人化,你要被炒了失业了,是因为你的学习能力不够,是因为你适应不够。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么被从“管道”中拔出来的这些优胜者有什么特点呢?

刘云杉:我曾写过一篇《拔尖的陷阱》,呈现了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上小学前,我就可以轻松读报、读无插图的格林童话,计算四位数进位错位加减法,背乘法口诀,掌握了勾股定理。小学二年级我开始系统学习奥数,三年级学习初中英语,五年级学习初中数学,六年级学习初二物理,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备古诗词。”

可是,这究竟是超常的学习能力还是超前的学习节奏?若干年后,这个被称作杨“抢跑”的孩子确信自己并不是超常儿童,她不过是一个早慧且听话的孩子,她习惯了超前学习的各种甜头:长期保持绝对领先的优势,在班级始终处于领导者地位,成长中与外界建立了“正反馈”——只要学习好,就意味着老师的信任与赞赏,容易获得学校的各项荣誉,甚至有批改同学作业的特权。一路超前学习既是她成功的法宝,也是她的成长惯习,课堂学习新知对她而言是复习,教学反应快,课堂参与度高;在同学遇到新题型时,她已经驾轻就熟。

这样的超前学习并非没有代价。教学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学习既要尊重知识内部的逻辑,也要尊重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杨“抢跑”总是忙碌于新一轮的超前学习,她校内的自主学习、独立探究高度依赖校外培训。她反思自己,在高中之前并没有真正学会学习,解题的套路和学习的思路都是各式辅导机构提前灌输的,既未深入理解知识的原理,也不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只熟悉辅导机构提供的例题。因此,“知识的领悟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长期停滞不前,学习并没有捷径”。

“早一步,赢一路”,抢跑现在已不再是个别人制胜的秘密,多数人都按下了超前学习的快进键。

之前的教育更像农业的生长模式,需要土壤、肥料,植物能够比较好地成长;现在很多时候是军事模式+工业模式,一方面是进攻且获胜,另一面是既定的流程、严格的标准,统一的规格;两者奇妙地集合在一起。有些人很享受,有的孩子就喜欢考试,因为考试能证明自己,能享受成功,能碾压别人;但多数时候是为了避免失败,害怕被碾压;主导性的心理动力是争取成功的积极动机还是避免失败的消极动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竞争的胜利者能够进到名校。

刘云杉:选拔制度青睐“拔尖”人才,有“拔尖”就有“掐尖”。学习没有捷径,选拔却有。

竞赛生进入大学后两极分化现象很严重,既有学术兴趣浓厚、天赋过人者,他们不仅有耀眼的短跑速度与爆发力,还练就了适应艰苦学术长跑的实力,以及不急不缓与知识相伴的习惯与心态;也有不适应者,智力成就被夸大,偶尔领先替代了系统的学习以及意志的磨砺,缺乏备战高考所培养的时间管理能力、情感控制能力以及坚强的意志。天赋极为娇弱,需要精心保护与谨慎训练,过于自信极易导致轻视大学的学习,若加之学习方法和学习心态不适应,几门课程未考好就会让人消沉,进而逃避到游戏之中。

究竟是如鱼得水还是如鱼离水?你应该在合适自己的水域里,你可能是一个比较自如自在的状态;如果在一个不适合你的水域,你的难受是可想而知的。这是学科对人的挑选,也是个体与知识、专业之间的“选择性契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人从小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与同龄人竞争,不是每个人向上生长,而是平层比较。

刘云杉:孩子信任学校、尊重老师,老师给学生很大的影响,同学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成长资源,相互影响,这是学校生活中非常正常的东西。但是在一些学校里看不到这种正常关系了。

在高度竞争的个人主义背后是某种自恋,自恋其实是一种胆怯,他根本就走不出他自己。用“镜中我”来构建自我认知,虚实难分,活在镜子以及镜子后的目光之中。这些镜子就是他人的眼光与评价的指标。评价指标一开始就是“我是什么”,我在老师的眼里、在社会的眼里都是什么,从小到大一直活在这样一个镜像当中。所以他非常敏感,对绩点敏感,对所有评价指标敏感,镜像中的总是“似真”——假的比真的看起来更完美,这样的“似真”既容易构成对真实自我的霸凌,也容易转换为一种“慕强”心态,永远只是看比我强的人。

这样既难平实地认识自己,也难勇敢地走出自己,真诚地走向他人,相互之间建立的稳定的、具体的关系。现在一些年轻人中有各种“搭子”,饭搭子、酒搭子,还有打羽毛球的搭子。搭子是以事为中心,友伴是以人为中心,这很不同。如果是搭子,可以吃饭跟甲去,看戏跟乙去,打羽毛球跟丙去,如同恒定的生活状态被事件所切割,明确的关系形态被基于事件的“搭子”所置换,生活碎片化,情感也碎片化。

有学生告诉我,老师你不知道吗,还有情感搭子。这让我很疑惑,如果和一个人都不认识怎么去倾诉情感?同学说只有和不认识的人才能倾诉情感,比如说你失恋了,或者说你有什么苦闷,和一个陌生人更能倾诉,如同倒垃圾,倒完了,就走了。如果在熟悉的人面前倾诉,说完再见面会很尴尬。

这是我最近极其突出的感受。这些学生其实内心非常封闭,对环境高度地敏感且不信任。

我们一直强调“自主学习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地学习,每一段经历对他来讲都是他的履历,他经营着自己的指标,经营自己的各种东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些学生如何继续保持优胜者的位置呢?

刘云杉:我听过一个学生讲他的“控分策略”,他的英语本来非常好,他分班应该在A班,他却有意把分层考试只答80%的题目,成绩肯定不会特别好,他被分到了B班。他预估到B班绩点一定会特别高,最后他发现,很多同学学得都特别好,不在他之下。一考下来他还是只有84分,还是在正态分布线上。这就是说明,“控分”不是他个人的策略,而成为某种群体行为。

我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过一篇文章《掌控的反噬:目标导向的自主学习者》,培养“自主学习者”是近20年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改革的核心目标,但在实践中这一培养目标有时却异化为了“自我监控的学习者”。他们长于迁移但疏于专业知识、惯于反思但极少沉思、注重掌握技能但缺少丰厚学养,在适应快速变动的世界之余,失去了与世界的共鸣,失去了成长的开放性与经验的丰富性,最终导致在掌控目标的训练中反被目标所掌控。陷入“忙”“茫”“盲”的困境。

“茫”——外部目标缺失,自主目的迷茫,内在价值虚无;又用“忙”与“盲”来逃离“茫”:他们为何既逃离又深陷“茫”?这一悖论在于他们对外部导向要求极高——用竞争性的“忙”以提升标准,用群体性的“盲”以明晰标准,既不愿也不敢正视自己独有的使命。

在很多年轻人的成长中,外在的目标如何替代了内在的目的?今天的学生为何如此在意评价与考试?在大学教师看来,评价不过是检测知识掌握、能力获得的辅助手段;在学生这里,评价却构成目标本身,试题、学案替代了书本与知识,学分绩点锁住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想象力。在绩点之外,学生们还要忙于积攒能力证书、经营项目履历、熟悉不同赛道的通关规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这种目标导向下,一些学生可能成了不断估价的商人,锱铢必较分分必较,那么学校遇到了什么问题?

刘云杉:今天教师很难。我们的教改理念说得很好,让学生自主学习,教师站在学生后面,只有当学生有困难求助时教师才出场,教师不过是学生成长的“脚手架”。

学与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盛行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由学习者的兴趣、选择与权利等系列主张构成,强调将学习者从“教与学”中松绑、从教育关系之中解套出来。

将“学”从“教”中摆脱出来,“自主学习者”的意象被建构出来:只要信任、鼓励学习者,解开其被捆住的手脚,成功的学习好像就自然而成,这是一个蛊惑人心却有悖常识、缺乏经验感的判断。自主非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养成,“自主学习者”是教学的目的而非学习的前提。教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教人自主”——教在前,自主在后,“教”是为了“不教”,从师受教、因学习获得自主,既是严肃、艰苦的自我探寻,也是科学、审慎的教育艺术。

事实上,过去20年间,校内减负与学业外包,自主学习与校外培训、多元选择和项目超市,以及不同成长赛道之间,构成了复杂的教育生态,由此也带来诸多弊端:其一,学校内部以学替代教,知识认识化、教学活动化,教师角色被弱化,学校的边界、教育的权威被消解;其二,家长主义兴起,“母职经纪人”出现,精明的家长不仅为学生规划学习内容,还会替其选择教师甚至选择同伴;其三,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自由”“选择”与“效率”,既成就了学习经济的巨大利润,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空洞化。“双减”政策之后,学生重回学校。

教育是一门科学。学校不只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场所。学校自诞生伊始,就意味着要建设一个道德环境,因为它要接管的是“完整的人”,学生要在学校里找到成长所需要的一切;学校的一切工作和任务要高度集中,要对学生灵魂的至深至隐之处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故而不能放任学生将其精神与能量以不同的方向分散开去,而是要汇聚在同一个目标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面对这么复杂的教育问题,如何改进呢?

刘云杉:把教育带回来,重建学校生活,重建共同的教育生活。带回日常,带回具体的连结与关系之中。在学校里面要有教育,不要只有学习。整个教育背后的价值,我认为它还是(要)扎根的,培植具体的知识技能,不是抽离的,不应该是一个悬浮的管道。

人的培养应该是完全人格的培养,完全人格背后是我们的教育方针里面的五育并举。每个学生背后是家长,是社会,他从社会中来,他要到社会中去。美育和劳动也很重要,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单一发展。

乐教特别重要的,就是性情陶冶,形成他那种内心的节奏和灵魂的节奏感。美育也是这样,其实教育最深刻的是影响人的性情,理智上面的知识多点少点,没那么重要。价值观的考验,不是日常的表述,而是危机时刻自觉地,甚至下意识地担当,这是因为美感与乐教已经渗透到他性情当中去了,深刻地镌刻着他内在的精神品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想问个比较纠结的问题,教育焦虑能够破解吗?

刘云杉:教育焦虑很多时候是家庭的焦虑,是为人父母的焦虑。讲到教育焦虑的破局,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是希望子承父业还是子不承父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温情的表述还是尴尬的逃避——“我害怕成为你”?

对农村的家庭来讲,“苦中苦”的父母托举出“人上人”的孩子,他的托举就是要子不承父业,让他离开父母。城市中产这些“学一代”“学二代”,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现在更麻烦的一个问题是,一些更年轻的80后父母,非常相信所谓的专家主义、科学主义,不再相信自己,相信专业,花钱来减缓自己的焦虑,“别的孩子打高尔夫,我们怎么能在街边去踢个足球?”

今天“子承父业”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例外,“子不承父业”是常态。安顿身和心是很重要的部分,如果父母托举自己的孩子,最后让“人上人”的孩子来鄙夷自己、看不起自己、离开自己,这样的一种家庭情感是不顺畅的甚至是乖戾的。在这背后,你会看见:厌倦和讨好、内疚和责任、背叛和继承。这个背后构成了彼此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什么是亲人?我喜欢梁漱溟的说法: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社会转型不仅是一个生产生计的问题,它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问题,是我们的身心到底怎么安顿,我们的情感到底如何抚慰的问题,这都反映在了家庭的养育中。

过度的知识干预,导致家庭朴素自然生活的扭曲。家庭其实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家庭生活不断被挤压。中产和中上产家庭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子承父业”,或者要让孩子维持和自己大致相当的位置。这并不是一件自然和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提早布局、精心规划和专业咨询,因此养育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投资。

这背后既有对专业话语的迷信,也有资本力量的侵占,朴素的家庭生活在这两重力量下不断被侵蚀。父母用钱解放了自己的时间,或者是用对专业权威的迷信既缓解又制造着自己的焦虑。过度知识的干预到底是阻碍还是助力?家庭养育背后交心的、自然的交流在逐渐减少。

比如,一家人徒步,或者说是互相共情、共同看展、有一项共同的爱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是像你的,而不是要把他交给一个莫名其妙的机构。一个小家庭怎么融入一个大家庭,或者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这是需要全家人在一起,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理解共情、共鸣。这是一个家庭正常的伦理实践,是情感流露、是最贴己贴心的。它应该自然地发生在健康明理的家庭生活当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会一直持续呢?作为个体,又如何来认识教育呢?

刘云杉:既是阶段性,也是持续的,教育就是在一个个矛盾的解决中进步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设计,都是且走且行的试验,这是教育的实践感,有时进两步退一步;对过程要有耐心,因为是集体的实践,因此听听各方的意见,谨慎评估得失利害。

现在一些学校还面临一个问题,信任的缺失,很多学生不信任老师和学校。老师在这里面非常谨慎,看什么样的学生可教,什么样的学生不可教。对,是可教他认你这一套东西,而且教育的发生如同幽暗的光,意味着你要用心去找,用心找,你才能找得到;只有安静、专注,凝神,你才能听得到那个声音。

整个文明传承(之光)大多数时候都是那种幽幽微微的,不是很强的,是要用心才能感受的。我认为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专注做好一件事很难。

文教秩序、生活秩序、审美秩序、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秩序都是由教育来奠定的。理智的秩序,接人待物之道,为人处事的分寸,这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道。如果我们学校生活中没有了这些内容,只是一个个漂亮的指标,给孩子们一个碎片化、拼贴化的世界,这个悬浮管道的终点吐出的都是“封闭的”“贴满指标的”“等待兑现的”“自主的”“独立的”猎手,哪个机构与群体他都融不进去,所有的都是他短暂的跳板。

过去的稳定中有重复、低效与无聊;当下的流动中有自由,有焦虑,有紧张;如何更松弛一些,宽和一些,让一些有趣的念头,有意思的实验能生长出来,我们的心灵需要滋养才能健康,我们的社会也只有在宽和中才能发育得更健康。

健康的社会孕育健康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