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长时间的人口流动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来说，“离土离乡”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经商是常态，“小县城容不下肉身，大城市安不下灵魂”成为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对于中国人来说，故乡是灵魂的归宿。故乡是人生意义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之所在，故乡的“面子”等是其人生价值依托之地。她承载着城市生活中漂泊无依时的确定感，她代表着儿时温馨的记忆、家的慰藉以及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归属感。无论离家多远，在外漂泊多久，只要想到故乡，我们就觉得心中还有牵挂还有根。但游子们心中那份浓烈的乡愁往往只能在春节期间得以缓解，春节过后，在与家人过完短暂的团圆年后，很多人又像候鸟一样，赶往异地他乡，为一家人的生活打拼。“衣锦还乡”那么虚无缥缈，“叶落归根”则是遥遥无期。
乡下人四处漂泊，希望逃离贫穷，极力融入城市生活，却从未完全逃离出贫穷和家庭所带来的精神创伤。那些贫穷与困顿，如同与生俱来的枷锁，牢牢套在农民的脖子上。面对着“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彻底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这几乎成为所有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乡下人必要的牺牲。
江西省宁县古源村的村民却逃离了这样的命运。
地处湘鄂赣交界的宁县属于深远山区和边远地区，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曾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距离最近的市区都有170公里，至今没有通火车。因此，宁县也是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20余万人。
但随着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县城常住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达到了县域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人口的聚集使得宁县县城真正成为县域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县域本地消费崛起，县城的餐饮不再都是山寨牌子，衣食住行也不再都是大城市看不起的，各种连锁餐饮、茶饮、零食品牌、连锁酒店扎堆开店，各种大牌服装门店遍地开花，县城与大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日益趋同。数字经济催生新业态百花齐放，为县域发展带来新内生动能。
在县城工作的居民因为较为低廉的房价和较低的生活成本而享受更高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县城聚集。位于大山深处，距离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古源村在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安置下规模性进城。移民聚集对在村以及在外的村民产生了巨大的吸纳作用，由此共同促成了古源村村民的普遍进城。
村民聚集的移民社区成为古源人在县城社会生活的中心。居住集中使得大家日常交往、日常互动更频繁，城乡之间的信息、物资交流更加便利。村民的日常生活很快就被社区吸纳进来，如买杂货、买药、洗车等消费集中于移民小区， 在县城从事商业活动的古源村村民也聚集于移民小区，“做生意都是做熟人”。
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古源村村民带着原有的血缘地缘纽带和生活模式进入城市，村民们在县城遇到困境、需要互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起的仍然是村里的人。农民在县城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同时，又能保留甚至拓展原有的村庄社会网络，分居在县城和乡村的农民家庭在城乡之间频繁地进行着人员往返、资源互动和情感交流，成为“延展在城乡之间的社区”。
古源村距离县城仍有一个半小时车程，不论是昂贵的来往费用还是耗费的时间，对村民来说都是较为沉重的负担。为了应对这一现实困境，村民们采取了“搭车”和“拼车”的方式，在村中多加打听、在朋友圈或村民群询问，便可搭村民的顺风车，有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家也可共同包车。这种城乡互动从家庭内部漫溢到了社区之中，使得散开的村民再度聚拢在车上、在线上、在假期的街上。
古源村村民的生产生活逐渐铺陈于横跨城乡的新社会空间。在这种城乡互动中，城市的各种资源通过国家力量、市场、数字技术等要素繁荣铺陈而逐渐渗透至古源村，人们可以足不出村地享受和大城市生活类似的服务、商品、娱乐、信息等，古源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城镇化的韵味，“在乡村过城市生活”也越来越成为现实。
村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明显，村组道路全部硬化，水泥路通到家门口，汽车可以方便地通到村里。电力设施提级、光纤网络覆盖到了各小组，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也逐渐普及到各家各户。一系列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变，便捷支持了村内农业生产面向城乡间家庭内自我消费，加速了面向城市消费市场的供给能力，同时也有助于保留在村的传统农业再生产。
在农副业的生产与经营上，面对村内市场，以内部互助销售猪肉为典型，村民以高于市场价格的销售价格、丰厚的社会资本依托维持了村庄猪肉生产与互助往来。面对外部市场，由于县城真正成为区域中心市场，对于山区特色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山区特色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一对夫妻一个半月挖竹笋、熏竹笋，挣了4万多元。
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与互助传统在村庄和集镇之间帮忙拿快递的日常互助，以网购在山村全面铺开。城市生活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方式通过互联网、市场、学校等渠道在村庄广泛传播、扩散，古源村民的日常生活不断向现代城市模仿和靠拢。
今天的年轻人早已看不上“土气”的米粉，他们只需打开某软件，动动手指，就会有新鲜的蔬菜、水果、面包、牛奶送到每家每户的门前。因为在网上退货方便，质量也更有保证，不少村民开始网购冰箱、洗衣机等电器。村民间口耳相传的推荐，成为网购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有村民网购了一台物美价廉的新款电风扇，村里人觉得好用，已经有5个人拜托其帮忙在网上下单购买。网购成为公共生活与社会交往的新领域、新议题。
在这一进程中，乡下人不再四处迁徙，他们有家可归、有故乡可回望，甚至还能塑造县城、改变城市，他们不是城市中国的“边缘人”，而是城乡中国的建构者与践行者。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成为农民工回流的“引力”，农民工返乡，“离土不离乡”的情况愈益普遍。返乡人利用自身的技术、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等向县域内输入经济资源、项目资源等，实现反哺，成为促进县域产业发展的重要活力源泉。
打工地的“旅居客”、县城的“定居者”、村庄的“守望者”三重社会身份在古源人身上并行不悖，村庄依然是村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归处，“桃花源”式的“温情脉脉”的社会生活依旧以各种形式在城乡之间呈现着。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中，在这样的一个多维的社会空间里，我们看到了城和乡的交流与融合发展，我们称之为“扎根型城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在宁县，故乡兼具了“城市性”和“乡土性”，逐渐成为可以同时安放“肉身”和“灵魂”之地。
（刘绪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撰写《故乡可安身》导语、第一章、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