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年轻人围在台球厅门前烤“旺火”。王雪儿/摄
和母亲从山后绕道找老屋。王雪儿/摄
作者 王雪儿
编辑 从玉华
正式离开我出生的小县城，已经21年了。
2003年，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父母带着7岁的我搬到了呼和浩特，离开了我的“百草园”。自那以后，只有寒暑假能回去。再后来，县城里的平房因为拓宽道路被拆除，爷爷奶奶回迁到县里新盖的楼房里。我失去了我的“百草园”，回县城的日子也越来越少。直到现在，我在北京工作，春节几乎成了归乡唯一的时节。
20年的变迁，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于我而言正在消逝，我在变化中搜索着记忆里熟悉的痕迹。
老屋前的客运站还在，大巴车却没了不少。
小时候，大巴是县城和省城之间唯一的公共交通方式，假期开始时，我乘着大巴车回县里。那时候高速路还没有修好，大巴开得很慢，路边站着提了大包小包的乘客，一招手就停下了。后来县城里的人开始买小汽车，大巴车少了客源，有时甚至会开进村里，到人家门口拉客。100公里的路，一走就是4个多小时。
今年大年三十早上，妈妈自驾带我回县城。高速路修了几年，路线一直在变。开了一段，妈妈有些迷糊，让我打开导航，又走了一段，“我认识路了”，上了高速，她自信地喊我关了导航，直到下一个没有路标的岔路口，导航显示直走，但在妈妈的记忆里，这段路得绕个小圈，她决定按照记忆里的路线开。
绕了一圈再回到岔路口她才小声嘟囔，假装恍然大悟，“这路修通了”。后来，没再阻止我导航，穿过林立的高楼，停在奶奶家的小区门前。
1977年，我妈7岁的时候从村里搬到县城，在县城完成学业、参加工作、结婚生子，30多岁时，为了我上学，拼了几年把工作调到呼和浩特。每次妈妈回故乡，都是大事儿，她精心地打扮自己，还得提前几天花心思想想该给县里的亲人带点啥，以前是肯德基、榴莲、车厘子……后来县城里开了汉堡店、奶茶店、连锁超市，家里的小朋友也不再稀罕薯条汉堡。直到现在，城里能买到的东西，县里都不缺，妈妈逛了几圈年货，才从最近几年在呼和浩特开起来的连锁干果店里买了些冻干酸奶块、冻干水果、奶枣巴旦木……
县里真的啥都不缺。除夕的年夜饭，茶几上，车厘子是4J的，“帝王蟹”赫然在桌，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高档的食材，仔细品了品，实在是与我日常吃的“蟹肉棒”口感相似，此时与我在北京的“打工生活”和解了一瞬——虽然我在“北上广”吃不起好食材，但原来“平替”的味道差别不大。
大年初三，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则短视频，讲的是“北漂消费降级，县城消费升级”，视频里的主人公从北京回江西县城过年，“被自己穷笑了”，她自嘲拥有“下班挤地铁的温暖，加班吃饺子的快乐”“只敢在晚上7点后去精品超市，因为有些食物会打折”“身上穿的45元的针织毛衣甚至花了100个淘金币和200元减30元的优惠券”“不在拼多多搜品牌同款是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反观留在小镇里工作生活的朋友，“有的开了宝马，有的住了别墅”“小镇贵妇一千多元的大衣说买就买”“精品超市代购运回县里山姆卷、烤鸡、波士顿大龙虾加价卖，供不应求”。小镇的他们最苦恼的是“生活有些无聊”。
我深以为然，与富裕的小镇家庭相比，“漂”在外面的生活实在称不上幸福。年初九开工前，社交平台上有人说自己“躲在大城市的出租屋里哭了很久”，开始怀疑放弃优渥县城生活的选择是否正确，有人咬着牙坚持做北上广“一代移民”，他们鼓励自己“只是前10年辛苦些”，有人说，普通人只能选择在城市还房贷或者在县城还房贷，“能留在县里生活的才是隐藏大佬”。
当然，“小镇贵妇”绝不是县城生活的全貌。我观察到，在这生活优渥的家人朋友很多人有长辈积攒下的资源，收入稳定，能抗风险，有买房买车的能力。
这些年轻人住在一梯两户的高层楼房里，想着龙年再“跃”一“跃”，换套大房子，他们的神色是对未来生活越过越好的自信，有期望、有奔头。
县城禁燃烟花多年，每年都有人悄悄放，今年起了变化，过得分外热闹，烟花好像憋着一股劲儿。大家依着传统，穿红放炮，腊月三十晚上接“神”，这些年轻人围在旺火边，手持烟花“加特林”，想来年再“旺”一点。
这炮火点燃了希望和企盼，小区里的几辆车却跟着遭了殃，一夜过后，烧的就剩下车架子。
那天晚上，县城里的老一辈人，透过楼房的窗口看着烟花绽放，他们如今也回迁进了楼房。
老人上楼之后，好像突然老了。以前的老房子靠近客运站，没拆迁前，爷爷奶奶开了间旅馆，院里十几间平房都是两位老人一手打理的。
就是这样精明强干的奶奶，搬进楼房之后几乎不下楼了，她说自己“累出了病”，如今整日全身发麻，腰痛腿酸，爬不上四楼，一年的“下楼量”有限。2023年冬天，爷爷出现了脑血管堵塞的症状，除了去医院，也不下楼了。
奶奶疲惫，但闲不下来，她把楼房当成平房的院子料理，一整个阳台上的花都是要照料的，“春节开的是迎春花”。
我进家门时，奶奶正在催促爷爷贴好窗花，84岁的爷爷颤颤巍巍走到窗前，踮着脚尖把一节玻璃胶贴在窗花上，看到我进门，就像看到了“救兵”。“啥都干不好”，奶奶开始数落。
两个老人待在楼上，面面相觑的时间多，“吵吵嚷嚷”是常态，大多是奶奶说，爷爷听。春节期间，奶奶像找到了出口，一股脑地向我倒着“委屈”，“有什么好东西从来都不往家拿，全都给了他的兄弟姐妹”。奶奶说，是她照看着3个儿女，操持里外家务，爷爷“没帮上一点忙”。
爷爷听罢走回房间，睡了一下午，晚上拉着我的手讲他的经历。从成为全县唯一的会计师和审计师，就职审计局，再到调任供销社、商业局，响应号召提前退休……“我也为这个家作了贡献”——这是结束语，也是结论。
爷爷奶奶那辈人，要拉扯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长大，彼此支撑，在“大家”中的“小家”很多时候就成为了牺牲者的角色，爷爷是老大，这样的“牺牲”似乎更多。耄耋之年的老人，居然急于向小辈证明自己的价值。
房间的另一边，在县城上学的7岁的小弟拿着平板电脑刷抖音、看短剧、玩游戏，他小小的眼睛盯着屏幕，仿佛那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的童年和我好不一样，我在平房里生活，越过一条街就可以找到发小，一起下小溪摸泥鳅，上山挖野菜。小弟在有门禁的楼房里生活，每个人都只能刷到自己住的那一层，他与邻居家的孩子面对面却不相识，县城的马路宽了，车也多了，小溪被规划成深深的“护城河”，山野上盖了新房子。
我恍然间明白，故乡于我，已经不是一个空间，而是和老人在一起的童年——平房里的两棵果树、爷爷做的灯笼、垒的旺火……我的故乡是此刻住在楼房里的两位老人，他们还记得我故乡的模样。
临走时，我和妈妈爬了很高的阶梯，去看新修的县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就建在我小时候挖野菜的山头。听说博物馆常年关门，我们这次去也没有看上。但是从博物馆后面绕过去，可以绕到外婆家的老房子，那是妈妈住了20年的地方。
从规划一新的主街上走，已经很难找到老屋了，但从山后绕，老屋周围的样貌一点都没变，“就连门前那条臭水沟都一模一样”。妈妈走在我前面，给我讲这家是谁，那家有什么八卦，这是我从书里看到的“乡土中国”。
妈妈在前面雀跃的神情，让我想起小时候她骑着踏板摩托车来姥姥家接我的样子。
故乡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过滤了你的知识、阅历，你的虚荣、疲惫，还给你的始终是童年时期的快乐记忆和生活痕迹。妈妈找到了她的故乡。
我们把老屋拍给姨妈看，姨妈问：“咱们的两棵果树还在吗？”
妈妈说：“好像不在了。”
我放大照片仔细看了看，两棵果树，一棵不在了，另一棵被修剪了模样，但它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