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组文/本报记者 祖薇薇 实习生 戴一航
统筹/刘江华
215名中学生创作的59部纪录片作品，近期在第九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特别发布仪式上被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永久收藏。
从2018年开始，大江大海少年影像学院带领中学生们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锡林郭勒草原追寻牧人的马蹄，在泉州古城眺望海洋丝绸之路，在泸沽湖畔对话摩梭母系家庭，在四川甘孜攀上雪域高原，在大地震后15年重返汶川羌族村寨——少年人的镜头见证了中国的变迁。
带领这些中学生们走南闯北的项目负责人唐建光，这样总结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口述历史应该是很老的人，去采访很老、很老的人，但实际上只要我们的‘05后’、‘15后’、‘25后’还在参与口述历史，我们的口述历史就将永远年轻”。
三访汶川地震现场
2008年5月13日，唐建光赶赴北川进行汶川地震现场报道，成为第一批进入地震中心的记者之一。那一次，他所在的采访团队还前往受损最严重的北川羌族自治县。一个多月后的7月初，余震侵袭之间，他们仍去往汶川，寻访劫后余生的羌人与羌文化——羌笛、羌绣、多声部民歌、羊皮鼓舞……
十年后的2018年，临近汶川地震十周年，唐建光带着女儿和她的同学们回到北川，回到北川老城遗址，引导他们用相机拍摄了当年幸存的、与他们同龄的少男少女们，记录下他们对这十年的回忆。
2023年，唐建光带着新的训练营成员，再次回到了羌寨，寻访劫后余生者。《德比西》和《旧寨》就是这次训练营的学员在一周内完成的作品。
唐建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首先是希望孩子们理解，或者至少是思考与探索：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多人第一时间奔赴现场；第二也希望孩子们体会，那些因为特殊经历而与他们成长路径完全不同的同龄人，是怎样长大的？现在的生活状态又是怎么样？
从小白到“出框”
在引导与指导孩子们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里，唐建光并不会纠结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进入少年影像研习营的孩子们大多都是小白，不光对口述历史一无所知，也没接触过专业设备，对摄像、剪辑更不了解。唐建光对他们的要求是：你要有发现、记录与传播不同人群故事的好奇，对自己的作品要有期待和渴望。
胡睿轩是大江大海影像训练营的一名学生。从2023年7月5日到7月10日，短短6天时间，16岁的他与同伴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部8分钟的纪录片《出框》——关注年轻人破除传统观念的故事。他在作品阐述中这样解释片名：出框的原意指篮球没有投进篮框，球没进，得不了分，但在这部片子的语境下，“进球”是老一代人想让年轻人留在山村的固有观念，“出框”则意味着破除这些传统的观念，而这正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胡睿轩告诉北青报记者，完成这部片子的过程并不顺利：从选题策划到正式拍摄，从后期剪辑到放映，质疑的声音似乎一直都在。但到了最后的展映环节，自己反而不再紧张。胡睿轩说，或许影像的意义在一些时刻并不局限于影像本身：举起相机创作一部纪录片，对于自己以及其他更多青少年而言，同样也是一次出框：一次突破日常舒适圈，探索未知远方的“出框”。
小小“口述历史人”
从2011年《看历史》杂志起，唐建光团队先后发起全国中学生历史记录计划、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计划、大江大海少年影像计划，致力于学生群体的口述历史教育工作，让从小学到大学的小小“口述历史人”用笔记录他们的亲人、家族、家乡以及身边的故事。在他看来，让青少年拥有记录的意识、体味历史的厚重其实并不困难，关键是要创造一个能够鼓励他们进行影像创作与历史记录的氛围。
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是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搭建的一个国际性平台，旨在推动口述史领域学术交流与国际传播活动。国际周由口述历史国际研习营、年度纪录影像展映、国际口述历史项目展示、口述历史之夜和“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等众多板块组成。自2015年起，口述历史周已连续举办了九届。
第九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发起人、组委会执行主席林卉说：“我们都是在努力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它的意义会在千秋万代之后。”而唐建光表示，“只要我们的‘05后’、‘15后’、‘25后’还在参与口述历史，我们的口述历史就将永远年轻。”
对话
王笛：任何普通人的故事都值得记录下来
在第九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期间，著名历史学家、口述史专家王笛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北青报：为什么关于普通人的素材可能是比较匮乏、混乱的？
王笛：这个是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最大的问题。因为过去大家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历史意义，所以历史也不记载。很多年以后，我们就缺乏历史的资料。过去大部分的历史都是社会精英、官方来记录，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的记录手段都一样，可以用手机录像或者文字记录。所以我经常说人人都是历史学家：你把你的经历，以及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虽然可能今天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的作用，但或许可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依据。
我经常举例子说胡安焉写了《我在北京送快递》，写的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我们知道现在全国各地有多少快递员啊？几百万肯定是有的。如果没有人去做记录，很多年以后，万一这个行业被淘汰或者有别的什么情况，那就再也没有人记录他们。这样一个上百万人从事的行业完全没有记载留下来，是很可惜很遗憾的。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历史记忆之中——你可以采访你的父母、同事。故事留下来，记忆就留下来了，以后就会有用处。
北青报：您觉得您的著作有哪些特质吸引了不同领域的读者呢？
王笛：我早期的著作几乎都是一种学术的探索，比如《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等等。出版以后受到大众的关注，或者受到历史学科以外的学者的关注，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这种鼓励之下，我开始有意识地为大众写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间街角的茶铺》，就完全是为大众写作的。后来《历史的微声》其实也希望能够把我的作品介绍给大众、介绍给一般的读者。
北青报：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是出于爱好，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王笛：其实这是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我的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还是站在精英的角度探究改革、现代化之类的概念。后来到美国以后，开始接触到新文化史、微观历史，才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对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缺乏研究？其实主要是由于帝王史观、宏大叙事，影响了我们对这种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态度。历史不可偏颇，过去我们一直都在写帝王，那么现在普通人应该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
北青报：希望中国的口述历史下一步有哪些发展？
王笛：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我们现在是组织比较专业的人，像学生、学者来进行口述。由于记录手段的多元化，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大家可以随时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也就是说，现在能让全民记录自己的故事和所见所闻。
我希望这种记录最后有一个能够汇总的地方。比如设计一个网站，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故事上传上去，可以匿名，也可以实名。
如果真能建立起这样一个资料库，那将是非常好的一种资源。至少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调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