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日前携两部大戏及多个传统折子戏片段进京献艺，演员阵容齐整，唱做俱佳，让人眼前一亮。其中搬演了多部著名编剧徐棻的作品，包括《马前泼水》和《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些作品都以“故事新编”为题旨，意图改变传统剧目中封建的部分，代之以现代的精神。徐棻尤其关注女性的遭遇和传统剧目中女性的形象。因此，这几天演出的她的作品，都试图改变传统剧目中的那些负面的女性形象，比如《目连救母》中的目连之母刘氏、《烂柯山》中的朱买臣之妻崔氏，《庆云宫》中的萧衍之妻郗氏。
尝试：理解崔氏，改善崔氏
《马前泼水》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传奇剧本《烂柯山》，其故事出自《汉书·朱买臣传》，同时掺杂了大量的民间想象和传说。大致情节是：朱买臣以砍柴为生，其妻崔氏无法忍耐贫寒生活，强逼朱买臣休弃自己；崔氏另嫁张姓木匠，原以为生活会改善，没想到上当受骗，依然无靠；后来朱买臣终于做官，崔氏希望复合，但朱买臣“马前泼水”，以“覆水难收”羞辱崔氏。昆曲舞台上有《烂柯山》，常以《逼休》《悔嫁》《痴梦》《泼水》四折串联，以崔氏投水自尽、朱买臣含恨立碑结束，而尤以《痴梦》一折为著名。
改革开放以来，改编《烂柯山》的作品不在少数，除了徐棻所写的川剧，比较有名的还有盛和煜、张曼君编剧的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以及孙毓敏从昆曲移植的京剧《痴梦》。孙毓敏的作品对昆曲原作改动不多，而京、川两部《马前泼水》都意图改写原作中对崔氏的道德指责和无情嘲笑。换句话说，扭转或至少改善崔氏的形象，并重新思考产生这场悲剧的原因，是当代改编《烂柯山》的题中之意。
但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京剧版和川剧版《马前泼水》都让崔氏在“离婚”后立即表示悔恨，对朱买臣有无尽的思念。川剧明确表现了崔氏没有“再嫁”、一直守着朱买臣的老屋，京剧版虽没有明确说崔氏没有再婚，但也没有任何崔氏再嫁的明示或暗示。也就是说，这两个版本的编剧都认为，不让崔氏再嫁“失节”是改变崔氏形象的第一步，只把崔氏“逼休”的行为看做是夫妻间一时恼怒却无法挽回的争吵，并不上升到道德层面来评断。
但这样如何理解最后朱买臣决绝地拒不复合的行动理由呢？京剧版给的理由是“官老爷叫花婆又怎能够同心”。在此基础上，崔氏所悟出的道理是：“我本富家千金女，不该下嫁到蓬门。既然是下嫁蓬门我情愿，就应该荆钗布衣守清贫。秉什么红烛立什么志，激什么夫婿逐功名？”崔氏得出的道理是物质上应门当户对，不该凭着一时的“上头”而遵从虚无的浪漫主义。
可是这样流于物质的评断毕竟不符合编剧的初衷，因此后面的唱词中，编剧就在崔氏的悔恨中加上了对朱买臣无法共同分担家庭劳作的指责：“担水劈柴他不会，养家糊口他不能。九载科举他不中，一朝得中他却成了陌路人。”这也就是说，崔氏“逼休”，不完全是因为朱买臣的贫贱，毕竟崔氏也忍耐了九年，而更是因为朱买臣在这九年夫妻生活中的完全缺位，这个家庭的日常维持只依靠崔氏自己的付出。但这个埋怨的前提恰恰是崔氏的付出没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什么回报呢？恐怕还只能是朱买臣的“得中”之后崔氏自己的“凤冠霞帔”。“养家糊口他不能”不也可以做这个意思理解吗？
所以崔氏叩问苍天：“老天哪，却原来你叫我自己泼掉这自酿的苦酒水一盆。”可是，崔氏从这意蕴繁复、有时也前后矛盾的表述中究竟得出了什么道理呢？观众的观剧体验指向了什么启示呢？恐怕还是“我本富家千金女，不该下嫁到蓬门”这一句最为有力。
遗憾：戏核不改，翻案难成
在川剧版中，崔氏不再嫁的原因，是有钱的杂货店老板只能让她做四姨太，且只有生了儿子方许过门；而泥瓦匠和屠户都长得过于难看，因此崔氏说他们如有资财好货可来孝敬，但如果他们打自己的主意却是不行——还是个“颜控”。无论如何，崔氏人生中的重大行动、动机都与物质条件有关，当时下嫁朱买臣，为的是艰苦忍耐一时挣一个“凤冠霞帔”；快熬不住了，又跟杂货店老板、屠户和泥瓦匠吃饭喝酒，最后也是因为家中贫贱才与朱买臣离婚。这总不会是一个正面形象。
后来，崔氏跟屠户和瓦匠解释说，自己逼迫朱买臣休弃自己的原因是激励他苦读诗书求取功名。这实在有些牵强。朱买臣在最后说自己考中功名也是因为离开妻子之后一路辛苦，见到了书本之外的生民苦难，这才下笔有神。这就更显得翻案的刻意了。实话实说，这个“案”在剧中并未“翻”过来，崔氏终归还是一个追求物质生活的人，而朱买臣最后对崔氏的赦免——“这凤冠霞帔不与她穿与谁穿”，只能显示朱买臣的大度与高尚。
这种翻案，或者如徐棻所说的“故事新编”，困难在哪里呢？就在于原有的故事框架很难改变，编剧只能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又必须根植于这个特定的故事框架。故事框架本身其实就带有意识形态性，特定的讲述逻辑一定会造成对一个故事特定的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崔氏因为什么离婚？又为什么求复合？这两个问题以及对这两处行动的道德判断是《烂柯山》故事的核心。新编戏一旦保留了这两个问题，不触动这个核心，那崔氏一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根据人的贵贱尊卑衡量自己行为逻辑的人，那么她最后的自尽，也就只能如京剧版所言，是“自己泼掉这自酿的苦酒水一盆”。
虽然陈巧茹在这一场当中奉献了无与伦比的表演，观众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对自尽的崔氏保有无尽的哀婉。但结束后，笔者听到的观众反馈却是“自己好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框架中，对崔氏而言，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一开始就听从她寡嫂的建议，嫁给杂货店老板。只是，这与编剧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无论是京剧版还是川剧版，在不改变该故事总体框架的前提下，要想让崔氏的行为变得合理，只能从传统版本的道德上的忠贞视角转换为当代的物质上的功利视角。而这能够成立，实在与社会风气的转移和整个社会的“情感结构”的变化一致。这无非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反题”，其实悬置了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也并不构成真正的“现代”的“故事新编”。
我们必须要承认，“故事新编”若想改变原有故事的劝讽意涵，一定要变动这个故事的核心——只能采用这个故事的形式外壳，而完全替换掉这个故事的核心情节设置。想要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不改变其讲述的方式，只通过“补充”的方式（如补充人物的行动理由）更改故事的结论，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新编：男人不去，幸福不来
正因如此，领异标新的《花自飘零水自流》就算得一部上乘之作。虽然这个作品来自于传统川剧《庆云宫》（或曰《郗氏醋》），演出信息中对该剧的介绍也做了这样的勾连，但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庆云宫》所讲的，是南齐二王爷萧衍征伐北魏，魏王献金、苗二妃求和，齐王将二人赐予二王爷。二王爷正室郗氏，骄横嫉妒，经国太、皇嫂、皇兄先后劝说，均不依允。二王爷佯装拔剑自刎，郗氏乃暂且息怒，接受二妃，最终阖宫欢庆的故事。而在之后的《箭射马踏》一折中，郗氏醋意大发，折磨二妃泄恨，十分残忍地将两人箭射马踏致死。
《花自飘零水自流》只是借用了这个故事的外壳，在一个架空的历史情境中讲述了一个意蕴深厚的悲剧故事。剧中的主角无名无姓，只叫皇帝、皇后、太子。皇上发兵征讨南蛮，皇后与皇帝情深笃厚，在深宫中日夜盼望皇帝归来；皇帝归来后带来两个蛮女（乔秀儿、林冬儿）赠与皇后做侍从。皇后不愿以婢女看待，认她们做自己的干妹妹。皇帝用计让皇后醉倒不省人事，并趁机纳此二女为妃；皇后醒来，皇帝不见，金甲武士护卫寝宫，不许皇后进入，所有人包括太子都劝皇后忍下。待到边境又有战事，皇帝要御驾亲征，皇后托病不送。皇帝前来探望，其目的却只是要皇后好好看待两位妃子。皇后发现皇帝满口谎言，已无真心，也佯装同意。皇帝走后，皇后发动金甲武士，要杀死两个“狐媚女”。结果“狐媚女”袒露心事，自己是战俘，没法主宰人生，是皇帝拆散了她们的家庭，让她们离开自己“心爱的郎”。皇后发现罪魁祸首不是“狐媚女”，而是九五之尊的帝王，认为她们无罪、不该死。
女人之间的仇恨已经化解，皇宫中“四顾无男人”，一派乐园景象。可是皇帝终要归来，归来后又将分出三六九等、远近亲疏，女人之间又将产生矛盾。皇后的婢女劝皇后杀掉这两个妃子，以免仍然落得个“死了未曾埋”的境地。皇后不忍。皇帝归来后，又带回两个妃子，一起出征的太子也带回两个太子妃。皇后意图阻止婢女对前两个妃子的杀害，结果发现那两个妃子已经自缢身亡。皇后站在她们的白绫中，最终还是成了一个“死了未曾埋”的人。
该剧中的女性形象性格饱满、情绪热切、真诚善良、有勇有谋，为近年来的文艺作品中少有。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光辉，也有独特的悲剧命运。整部剧极具情感张力，观后令人不胜唏嘘感叹。同时，这部剧思想深刻，讨论了性别与权力的裹合关系，试图构筑一个没有男性的“姐妹乌托邦”，却又残酷地揭示了这个“姐妹乌托邦”的极端脆弱性。
因为剧中的悲剧是纵然“身为皇后也难免”，所以剧中无名无姓的皇后实际上是普遍女性的代表。而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正是由于性别与权力等级的嵌套关系。哪怕身处高位，成为女性中最具有权势的人，在一个普遍的男权世界中，仍然要承担极为深重的悲剧命运。因此，该剧悬置了除性别之外的其他向度，对女性内部由于地位上的贵贱尊卑的差别所带来的压迫采取了较为柔性的处理方式。
比如，在最后一场，皇后去寻找乔秀儿和林冬儿，大喊“妹妹”；一群宫女跑上，喊着“娘娘”。这营造了一种超越等级差异的、只有女性同在的家庭氛围，好像“娘娘”和“妹妹”之间不存在等级的差别，而只有温暖关怀的亲情。这也体现在《杀宫》之后，“娘娘”与“妹妹”之间的仇恨和矛盾化解了，唱词中十分直白地写道，宫中没有男人——“四顾好似女儿国，姐姐妹妹都相亲”。这向观众传递：在一个没有男性的世界中，女性的相处可以多么美好、幸福。但由于这些女性的“被动性”，这种美好和幸福又是多么短暂，多么脆弱！只等男性归来，一切“上下尊卑各归位”，而皇后又将重新变成“一个怨妇在宫闱”。
慨叹：权力差异，悲剧根源
看完这部戏后，我也在心中思忖：要是我来改编，或许会写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戏中可见，皇后身怀武艺，而且在皇帝赢取天下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两名“蛮女”，也都是天资聪慧、有勇有谋之人。在《杀宫》一场中，皇后一呼百应，可以召唤起宫中的金甲武士和众女兵，足可见皇后在军士心中颇有威望。为何在皇后与乔秀儿、林冬儿的危机化解之后，也就是皇后已经明了二妃无罪、罪在皇帝一人之后，何不联合智勇双全、同时也同样痛恨皇帝的二妃一起举兵起事，化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杀了皇帝，夺取王位，永绝后患呢？
这不仅是一种复仇的快意，而且或许也可以避免流入一种简单的或许也略显浪漫的“厌男”情绪。其实皇后或者说女性的悲剧的根源，不在于男女之间对待爱情的差异化态度，而正在于这种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榫合，也就是身为男性便可以有三妻四妾，而身为女性则要守三从四德。需要仇恨的或者说需要破除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男性，而是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基础。饱含着愁闷和对弱势者体察的皇后，如果能够举兵起事，一呼百应，将皇帝拉下马，能否带来一种新的对权力的构想，新的对上下尊卑的处理方式，最终将“姐姐妹妹都相亲”的“姐妹乌托邦”变成“男男女女都相亲”的“人类共和国”？我们应热切地期盼着。
当然，这或许与年龄也有关系吧。青春年华总觉得一切都可以改变，“革命”一定可以胜利。而胜利之后，一切都将变好，会有一个理想世界到来。但随着年岁渐长，也许终会发现，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要舍弃一切也终归不易。人生毕竟是无奈的事情多，顺遂的事情少。而将这种人生最深沉的无奈揭示出来的作品，也许并不能给人以向上朝前的启示，但也能给予人无尽的幽微的神思。徐棻说这部剧大概是她的封笔之作。一个写了一辈子女性的编剧，在耄耋之年，若以这样一部具有浓厚悲剧性、饱含着对男性（夫妻关系中的丈夫、母子关系中的儿子）的失望和对女性相亲的坚定信念的作品来封笔，怎不同样令人慨叹呢。
图片来源/成都市川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