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陈述，可能受作者立场或观点的影响，而成为“罗生门”式的争议与悬疑。但真实的影像，却像钢钉一样，钉在历史的界碑上，以百倍于文字的力量，历经时间的流淌与侵蚀，不改其真。
钢钉与主角
《见证历史——普利策新闻摄影奖1942-2015》这本影像集，展现了新闻摄影在重要历史场景和突发事件记录当中的“钢钉”效应。从二战尾声时1945年硫磺岛上的争战，到1960年东京主席台上的刺杀，再到1972年越南凝固汽油弹下的女孩，以及1993年苏丹大地上的《秃鹫与女孩》……被誉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的普利策奖从1942年开始设立“新闻摄影奖”，除1946年因故未评外，每年评选和颁发一次。
虽然该奖发端于美国，但关注的新闻现场却是世界性的。著名纪实摄影大师、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创始人刘香成，就曾于1992年与美联社同事共同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摄影师。他的足迹曾涉及中国、美国、苏联、阿富汗等多个焦点地区，见证并记录下了很多世界标志性事件，1979年至1981年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65%都是由他拍摄的。
和刘香成一样，用足迹丈量世界，并用镜头记录世界的摄影师们，是《见证历史——普利策新闻摄影奖1942-2015》这本书当中的主角。他们有些是冒着纷飞的炮火深入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如弗兰克·菲兰、乔·罗森塔尔，有些是围绕在政治人物周围的职业摄影师，如保罗·瓦希斯、罗恩·埃德蒙兹，但也包括维尔吉尼娅·肖这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她在1953年用随身携带的布朗尼照相机和已经装进去不止一年的胶卷，抓拍了匹特河大桥上一辆撞断护栏、车头悬挂在栏外的卡车，以及司机被救出的瞬间，这也是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第一次颁发给一位女性。
新闻与艺术
虽然是新闻摄影，却并不妨碍这些获奖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呈现出高度的艺术性与戏剧性。我印象最深的一幅作品是1975年由杰拉尔德·盖伊拍摄的《扑灭大火之后》，图中是西雅图南部郊区一所房屋在凌晨起火之后，消防人员赶到时，房子已成火海，陡峭的堤岸和又湿又滑的山坡令救援工作严重受阻。在整整五个小时的工作之后，盖伊拍下了一幅全身黑乎乎的消防员们在“地狱大门”前吃了败仗的画面，画面中的四位消防员神情冷峻、疲惫，甚至略带沮丧。画面中的光影和结构，有伦勃朗的风范，不是用“高大全”的摆拍描摹消防队员的英勇，而是以真实的现场瞬间更深刻地传递出大火的无情与危险。
同样拒绝“摆拍”的还有乔·罗森塔尔面对的海军陆战队员。1945年2月在硫磺岛折钵山，他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照片——《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在拍下这张照片之后，乔叫陆战队的战士们一起站在国旗下面，挥舞他们的武器，但被拒绝了。“不，我们不是好莱坞海军陆战队。”——其中三位竖旗者不曾见过这张照片，他们在后续战斗中牺牲了。乔在这1/400秒中所记录下来的场景，不仅向世界传递了太平洋战场上的标志性时刻，并由邮局印在邮票上，最终卖出了1.37亿张印有这个画面的3美分邮票。
真实与空白
“真实”，一直是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追求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摄影器材硬件的发展与进步，获奖作品已经从最初笨重的大画幅相机发展到小型相机、彩色摄影和数码摄影的时代，但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更大的“道德难题”——虽然照片一直都可以被修改，但在数码时代操作起来会更方便快捷，且不易为人所察觉。像大部分报社编辑准则所坚持的“禁止修改图片”一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也早已提高警惕，避免成为遭篡改照片的受害者。毕竟，准确地再现现实，才是新闻伦理和这个奖项追求的目标。
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是许多新闻摄影工作者毕生的追求，不只为它的高技术水平，也为其高道德标准。这些记录了社会冲突、火灾、交通事故、战争、自然灾害、政治冲突、校园暴力等各种历史时刻的影像，都很容易在互联网上获得照片，但有关摄影师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却并不能为观者轻易知晓。在美联社担任摄影总监长达25年的哈尔·比尔执笔写了近20万字，来道出主要获奖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带领我们穿越这些定格的历史剪影，走向更纵深的画面背后……
后浪出版公司于2016年开始编译此书，历时近7年，最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书中留下了一些空白的方框，引发了我的无限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