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个不停。
王宏春从冰箱里掏出两大包速冻水饺，拆开倒进锅里。
已经深夜两点了，在北京市房山区蓝天救援队驻地，所有人都清醒着。吃了这顿饺子，就准备出发。
“佛子庄值个夜班。”王宏春此前发了条朋友圈。距救援队驻地30公里左右的佛子庄乡白草洼村，有村民家中进水求救，王宏春和队友几小时前去了一趟，结果必经的班各庄大桥漫水，只能等水退。
那是7月30日晚上，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陈海军记得，当时他观察雨势渐小，准备凌晨4时带队再来。
没有真名、身份，来就是来救援的
那一晚，留在驻地监控录像画面里的王宏春，看上去不像过了40岁的人。她穿白色T恤、蓝色队服裤子，甩着一根马尾辫，比手上抱着的浮力马甲小一大圈。在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她代号“23”，队友有“一休”“狂战士”“好心情”……以及后来和王宏春一起出现在新闻画面里的“追梦人”刘建民。
这是队里的传统，大家不喊真名，不聊身份，只互称代号，“都是队员，没有领导，没有谁的社会地位高、谁的背景好，来了就是救援的”。
7月29日11时，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超强台风“杜苏芮”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系统，将从当天夜间起给北京带来强降雨。
19时，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红色（一级）预警响应，曾参与全国多地洪灾救援的房山蓝天救援队当即进入备勤状态。队里有200多名正式队员，平时，他们是教师、公司职员、地铁驾驶员、出租车司机、森林消防员、基层公务员……任务来了，谁有时间就报名，一旦“备勤”，就变身为穿着蓝色制服的救援人员。
王宏春是房山某地产经纪公司高级项目经理，29日晚，她加班到晚上9点多，没能赶到救援队“备勤”。30日中午，她自费买了900多元的食物，驾车送到驻地，又赶回公司加班。
有人记得她当时说：“怕大伙儿晚上来不及吃，趁中午休息买点速冻饺子、方便面、羊肉片，今天下班早我就过来。”
“她的心特别细，光是调料就买了辣的和不辣的，齐全得只要有个锅就能吃。”队友“狂战士”回忆，那天下午5点多钟，王宏春赶到了队里。
代号“追梦人”的刘建民此时正在外出任务，队友拍下的视频留住了这一幕：刘建民帮一位受困的司机，驾驶其红色轿车，缓缓驶出涉水路段。
那天，很多人都在社交媒体发布和雨有关的内容，刘建民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房山蓝天救援队已启动24小时应急备勤，如您生命财产遇到危险，现在需要帮助，请拨打救援电话。蓝天救援，救在身边！”
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陈海军回忆，30日20时，队里接到一个求救电话。求助者是一位年轻的母亲。“据她说家中进水，有两米深了，家里还有个不满3周岁的孩子。”
求助者居住在30公里外的佛子庄乡白草洼村，村中几十户人家分布于一条公路两侧，夹在东西两座高山之间，“洼”字名副其实。
挂断电话，救援队很快出动，却被拦在白草洼村东南方向3公里处的班各庄大桥前，那是进村的必经之路。队员“狂战士”记得，河水已漫过桥面，空气里都是泥味。桥西侧有一家超市，门口堆起的防洪沙袋——目测接近两米高，已经快要被水淹没。
救援队过不了桥。
陈海军观察到，那时雨势渐小，水位有下降的迹象，他估摸了一下时间，决定带队返回驻地，等凌晨4时左右再进村救援。
就在返程的路上，王宏春发了那条“值班”的朋友圈。回到驻地宿舍，她没躺多久就爬起来做饭，让队友吃上饺子。
“钱，一分不要”
7月31日凌晨3点52分，房山蓝天救援队16人从驻地出发，再次前往白草洼村。身型瘦弱的王宏春套上宽大的绿色反光救援服，拎起一件红色的浮力马甲，和刘建民一起，都跟在队伍里。
这一趟，他们开了两辆依维柯车、3辆皮卡车，搭载着4条救援船，驶入雨幕。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对这些队员和装备来说，他们正踏上一次无法回头的旅程。
那些装备几乎是队里的全部家当，28万余元的购车款是队员凑的，还欠着。成立10年来，房山蓝天救援队一直坚持不接收个人捐款的原则，“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
2020年8月9日，房山一名年近七旬的老人进山后失联。孩子寻父心切，曾发布悬赏10万元的寻人启事，随着时间推移，奖金提高到60万元。经过28天搜寻，房山蓝天救援队找到老人遗体。家属提出要兑现60万元奖金，这支救援队拒绝了：“钱，一分不要。”
建队初期，王宏春想给队里捐点装备，陈海军对她说：“你挣得也不多，不要给队里花钱了。” 2014年前后，王宏春“先斩后奏”，买了一套价值4700元的专业绳索，直接交到队里说：“买都买了，不能退了。为了救援，就收下吧。”于是，这支队伍有了一套专业的绳索设备，队里还给王宏春颁发了一份荣誉证书，她高兴得四处给人看。
房山蓝天救援队的经费，部分来自企事业单位捐助、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结余，还有不少是队员参与大型活动保障、外出培训急救知识和安全技能的劳务费攒下的。“扣掉交通、扣掉吃喝，剩下的钱全捐队里。”
入队8年的老队员“好心情”回忆，车上绿色的无线电基站，是队员们凑了3000元买下的。“像郭德纲说的，我们的钱都拴在肋骨上，想花得往下揪，每一分都带着血丝，舍不得。”
带着“全部家当”，16个人再一次到达班各庄大桥桥头。这是7月30日4点多，天刚蒙蒙亮，“狂战士”看到，桥面的积水已经退去，桥边超市有人出门活动，“要趁此机会进村”。
队长陈海军注意到，大桥地基损坏严重，桥墩下有个黑乎乎的洞，通行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他安排王宏春、刘建民等6名队员留在大桥上，配合两名路政工作人员警示、劝返过往车辆。
“水位下去之后，会有人想开车通过，赶快从山里往外跑；也有人看水小了，想回家拿东西、接人，但没准儿车开过去的时候，桥就正好冲塌了。”
就这样，兵分两路，陈海军一队进村救援，王宏春、刘建民等6人留守大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看上去是最合理的安排。
“23！把那个救生圈戴上！”
雨水浇到山上，再流淌汇聚到山谷，淹没进村的公路，俨然形成一条临时河道。
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陈海军带着“狂战士”等9名队员从山坡绕行几公里，徒步向白草洼村进发。山里没有通信讯号，除了陈海军的手机能防水，队员们都把手机留在车里，只携带“手台”（手持无线电对讲机）。
“山里跟下边不一样，来一块云彩，就‘哗哗’下几分钟特别大的雨。”救援队进村时，雨又下大了。村里的水泥路，积水没过脚踝。10名队员分散开来，挨家挨户敲门疏散群众，可好多人不愿意走。
“狂战士”心里着急，他们进村的那条山路，背坡已经发生塌方、落石，一旦村子这面的山体也出现滑坡，整个村庄都要毁掉。村里有威望的老人加入救援队，跟着一起动员，包括老人、小孩在内的40名群众简单收拾了行李，开始往村外撤。然而一行人很快发现，随着水位上涨，来时的路已经出不去了。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29日20时至31日13时，房山区平均降雨量达到了346.8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
救援队研究决定，沿着山腰的一条铁路向东南方向的河北镇转移，那里河道宽阔，且有108国道和其复线交汇，地形开阔，就是要多走10公里山路。
这是山里矿场向外运货的一条铁路。“狂战士”记得，途中，他远远看到，两侧山上碎石不停滚落。“我左侧3米就是崖壁，右侧1米下面就是洪水，幸亏路基结实，不然我们也给冲完蛋。”
穿过火车隧道时，他听见外面有“咕隆隆”的巨响，像火车经过一般。从隧道出去，他才发觉“除了水没别的”，黑色的水掀着浪滚过，目测水面得有百米宽，能并排开十几辆车。
“水里边什么都有，木头、汽车、空调外机、房子的屋顶、集装箱、各种各样的锅，还有被冲断的电线杆和比人腰还粗的树。浪就像黄河一样，一层一层的。”另一名队员后来回忆道。
“狂战士”早就见惯生死，那一瞬间也只觉得“完蛋了，都得搁这儿”。今年年初，他曾作为第二批队员，前往土耳其参与大地震救援。在飞机上，他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但真到了现场，他已经没时间去想什么生死命题，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弄出一个活的，只要是条人命，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每救一个人，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实际上他背后是一个家庭，甚至是好几个家庭。” 这是队长陈海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加入蓝天救援队的初衷。
“狂战士”记得第一次去野山里搜寻失联的登山者，他体力还不是很好。带队的组长不停地鼓劲儿说，还有300米、100米、50米……他却觉得怎么也走不到头，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但到了疑似点位附近，听到被困人员回应的呼喊之声，他忽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那一刻走在暴雨里的“狂战士”还不知道，险情正在逼近留守大桥的队友。
7月31日上午9点多，陈海军和队友带着群众走到班各庄下游约两公里的陈家台村，有队员看见，贴着蓝天救援标志的卡车在洪水中上下翻滚，紧接着过了三四分钟，几个小时前留守大桥的6名队员和路政人员乘坐的两艘救援船也被冲了下来。
后来他们才知道，暴涨的河水形成洪峰，很快将班各庄大桥两侧的道路淹没。留守队员和路政工作人员穿好救生衣，戴好防护头盔，弃车上船进行自救。
有房山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回忆，当时听见刘建民在高喊，“‘23’，把那个救生圈戴上！”那是船上唯一的一个救生圈。
看见队友遇险落水后，岸上的队员赶紧带着救援绳，沿着铁路追船：“抱着侥幸心理，万一要是水速慢，要是能救着呢？”
“血都凉透了”
他们与洪水赛跑，紧追不放。
洪峰驮着救援船越过了陈家台村河道上的公路，那里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拦水坝，约有七八米高的落差，“狂战士”眼睁睁地看着两艘船被翻涌的水流掀翻。
船上的队员落水了，他只感觉“血都凉透了”“心里边就跟掏空了似的”。
在队员日常参与的水域训练中，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形。“平时遇到再急的急流，我们穿着救援马甲，戴着头盔，人肯定没事。但这种回旋浪，就像沸腾的滚水一样，会不停地把人拍下去，被拍晕的话就完了。”
与王宏春、刘建民等队友一起落水的“一休”只记得，当时洪水像一座黑山一样把他卷了进去，被打下水后很长时间，他上不来气，脑子里只想一件事，“怎么能浮起来”。
意识朦胧之际，他听到“追梦人”的声音：“看看还有谁没上来？看看谁还没有浮出水面？！”
“追梦人”是刘建民的代号，队员们大多喊他“追哥”。他曾在企业担任过消防员，掌握不少救援技术，尽管2021年才加入房山蓝天救援队，但因为专业水平高，很快成为水域救援组副组长。
在队友“天狼星”的印象里，每次队里搞水域训练，刘建民都会不停地跟队员们说，一定要注意安全。讲完水域救援知识以后，他还要再讲一遍安全事项。实操时，他站在岸边指挥，谁把船开得太近、太远，或者脱离他的视线，他都会拿对讲机喊，“你船开回来，我就要看不见你了”。
刘建民办事稳妥，考虑问题又很全面，只要他做安全督导，队员们心里就踏实。他会不厌其烦地检查大家的装备，像大哥照顾弟弟妹妹一样。“看你浮力马甲的腿带、腋下绑得紧不紧，帮你扣上”，有时还会多背一些装备，哪怕增加自己的负重。
“天狼星”记得，有一年冬天，晚上9点多了，他跟“追哥”进山救援。山里刚下过雪，他们爬得很艰难。慢慢地，几个队员头灯没电了，刘建民就把备用的头灯送给别人。那天，他途中崴了脚，一直忍着不吭声。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半，救援队才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
“一休”则不停地感慨，即使在那一刻，一起翻进湍急的洪水中，刘建民也想着别人。
此时，另一名落水队员“懂事儿”被漂下来的一棵大树撞出了水面。凭着平时训练的基础，“一休”和“懂事儿”在下游河北镇辛庄村的一个缓流处，成功自救上岸。这里地势较高，救援队把转移出来的群众托付给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开始徒步沿着河道寻找落水队友。
“能走的地儿基本上全走遍了，很多路都已冲没了。”公路上的泥沙能没过膝盖，“狂战士”只能连走带爬地一路找，当时，他没想过自己的安全问题。
事后他也后怕：“没准儿我前面塌方了，刚好石头就砸着我了，或者水浪把这个铁路路基冲倒，我也会掉进去。”
就这样走了30多公里，身上的浮力马甲早已吸满了雨水，“狂战士”和队友体力逐渐透支，不得不停下休整。这时，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已经变了：“又想找他们，又不想找着他们。”
在房山蓝天救援队，水域救援并不是队员们喜欢的行动。“山野救援，一找着人，确定安全，身体状况很好，队员们就欢声笑语从山上往下走；一说去水域救援，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了，因为知道大概率是人没了，生还几率很小。”老队员“好心情”说。
抵达下游的一座水务站时，“狂战士”被一名工作人员告知：“看见跟你们穿一样衣服的，冲下去了，但能看到那人还挥舞着手臂。”这一句话，让“狂战士”重拾一点希望，“至少有人亲眼看见他挥手了”。
“一命换一命”
雨还在下。
7月31日晚，房山仍处在暴雨红色预警中。房山蓝天救援队已经失去所有装备，但任务依然繁重。
陈海军就地借来车和船，救援队又开始转移群众。后来统计出的一组数字描述了他们的努力：本轮强降雨灾害抢险救援中，房山蓝天救援队出勤398人次，出勤车辆117车次，备勤人员132人，完成转移1871人。
“特别怕天黑，尤其是没有任务了之后，天黑队里也没人了，躺在床上就该胡思乱想了。白天忙着点，没时间想那些事。”“狂战士”说起王宏春和刘建民，红了眼眶。
一个好消息是，另两名落水队员“长沟老孟”和“心向自由”也先后自救上岸。他们后来讲起，被卷到洪水中央后，看见“一休”靠岸，却根本游不过去。“长沟老孟”顺流漂了20多公里，抓住青龙湖镇口头村大桥外的护栏，成功翻上了岸，村民叫来了救护车。他上岸后的场景曾被拍下视频发到网络中，引发不少人关注。
“心向自由”则抱着水中的浮木一路漂，遇到桥梁就做好自我保护姿势，过去了再换一根抱。就这样，随着洪水水位的下降，他停在下游一处河心洲，体力透支，昏睡了四五个小时，随后上岸。因为咬牙时间太久，半张脸都肿了。
没有任务的队员都出发寻找失联的队友。8月1日下午，王宏春的遗体在河道下游约23公里处被发现。但刘建民迟迟没被找到。很多队友睡不踏实，“一天没找着他心里边放不下，一直都在想，但其实比谁都明白，这个人肯定是没了”。
8月3日上午，在河道下游50公里处，村干部看见水中浮有一蓝色头盔，写着“蓝天救援”，水中人面目不清，但穿着红色马甲、绿色雨衣。前来支援的湖南蓝天救援队派出两艘船协助打捞。那是“追梦人”刘建民，队友帮他清洗干净，列队送他上车。
在“天狼星”口中，每一个队员或多或少都有心理准备。“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活着比什么都强，没有人做这个是为了去送死，但救援很可能意味着，这是一张单程票。”他在北京地铁房山线工作，站里也紧急备勤，错过了那晚救援队的任务，“否则我一定会在‘追哥’身边，和他一起。”
今年52岁的“好心情”参加蓝天救援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但有一晚，他准备出门执行任务，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打开房间门，直勾勾地盯着他看。“我说没事，我会注意的。”
“好心情”给家里装了部电台，告诉家人，山上没有手机信号，如果太担心，可以把电台打开，同频收听一下，也许能听到队伍在附近交流的声音，知道他是安全的。
“最危险的就是山野救援，每次上山之前，好多队员是带着‘一命换一命’的想法来的。”“狂战士”说，进山救援，往山里一钻，一天一宿徒步30多公里是常事。他在救援队驻地的柜子里放了一个登山包，装着登山装备、水、应急的口粮，有任务，最多换双登山鞋就能出发。“其实要按正常步道走，谁也丢不了，都觉得自个儿挺厉害的，走着走着就找不到路了。”
“23”梦想成为的英雄到底是谁
刘建民留在队友记忆里的形象，总是笑呵呵的，爱开玩笑，遇到事情从来不起急。
半个月前，也是因为下雨，“天狼星”开车和刘建民一起去转移群众。刘建民坐在副驾驶室，接到同乡电话，说他弟弟突发脑梗，摔倒了。
“他当时说现在在出任务，你帮忙给打120，等出完任务回来我再去看看。”
“天狼星”后来才得知，刘建民的弟弟有这个老毛病，经常需要他回家照顾，但他从来不和别人提起自己的困难。
“能来蓝天的人心眼儿都不坏。”队友们这样说。
很多队员看到“23”“追梦人”牺牲的新闻，才知道他们的真名。“救援打听那么多干嘛。”陈海军透露，在队里，大家互不知道姓名、背景，但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都知道他们属于“蓝天”。
儿子已读大学，刘建民平时老住在救援队队部，十天半个月才回一趟家，给爱人做顿好吃的。平时群里发布了任务，他总是参加接龙的第一个，去年他的出队次数排名全队前十。他给丰山古道修过路，参与过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救援，日常参加的水域救援和城市救援任务已经难以计数。
城市救援多为找回走失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以及那些因为考得不好、闹别扭离家出走的孩子。最多的时候，9天发生11起这样的事件，凭借丰富的经验，刘建民往往能指出有效的寻找方向。
王宏春的女儿刚6岁，前几年需要她照顾，她参与救援任务的次数有所减少，但队里遇到重大任务需要人手时，她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来参加。据统计，10年间，她参与各种应急救援志愿服务136次。年初土耳其地震救援，她提交好几次申请，队里考虑到她家庭情况，没同意。这一次，她和队友说，“无论如何也要去”。
在队员们看来，参与救援会“上瘾”，他们总会讲起“好心情”的故事。这名2015年入队的老队员，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2016年的一天，“好心情”载着两名乘客去机场，行驶到北京六里桥等红灯，忽然看到群里说有任务，要去小清河救援。他把手机递给乘客说，“我是蓝天队的，有任务，您能不能换一辆车，我上马路边给您截一辆去。”
乘客特别理解，不仅马上下车，还表示“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叮嘱他“赶紧的，千万注意安全。”
“好心情”没要钱，“严格来说这是甩客，违反规定，怎么可能要钱？”
他平常“喜欢做好事”，跑车时会给街边的流浪汉买饭，遇到找不着家的小朋友，也免费送他们回家。加入蓝天救援队前，他的爱好是钓鱼，车上坐一天，再钓一天鱼，身体吃不消。跟着同村人爬了几次山，爱上了这项运动，因为关注野外安全，接触了“蓝天”。
过去，参与救援后，他喜欢发个朋友圈秀一下。后来他认为：“你有什么本事去救人家？哪项任务是你自己完成的？大家伙合力，你充其量就是帮忙，人家迷路了，咱给找着路给他带回来，不要把它看得多崇高。”
尽管如此，每当完成一次救援任务，看到被救者和其家属的眼神，队员们都会继续“上瘾”。在他们看来，初心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大家也不图什么回报。很多人不信，问：“不给钱，你还干得那么起劲？”
房山蓝天救援队要求队员“干净纯粹做公益”，执行任务不动老百姓的一支烟、一瓶水。队长陈海军和另一名队员，与当地派出所领导相熟，接了对方递来的一支烟，结果“当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开除出队，要么给队里交1000元罚款”。两人都主动认罚，这件事得到多名队员的证实。
王宏春、刘建民牺牲后，8月4日，房山蓝天救援队曾针对公众给二人的捐款意愿发布告知，其中提到，根据“房山蓝天”的纪律以及两位队员生前一贯不接受馈赠的表现，征求家属意见后决定，不接受社会上的个人、单位、企业和基金会等的捐款、捐物等。
王宏春的丈夫杨宇专门手写了一份声明，表示拒绝接受捐款、捐物是他和爱人亲属共同的意愿，更多的是遵从王宏春的生前意愿。
“王宏春长期以来都以奉献和付出为己任，希望更多的、更需要的人获得帮助。”杨宇写道，“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我爱人及其家庭的关爱，心意我们收下，物质上的捐助希望更多给予因洪灾遭受极大损失的人们。我想这也是我爱人王宏春的愿望。再次感谢大家的厚爱！以上内容由房山蓝天救援队代为公告。”
刘建民的妻子于女士也写下这样的话：“刘建民做的是公益，为老百姓服务，不收取任何回报，这是他的初心。”
“这次很多人要给我们捐款，有的直接提着现金到队里来，如果收下，我们很快就能恢复元气，但我们不能要。”在陈海军看来，这是用两名牺牲队员的生命换来的，“那我们成了什么？”事实上，房山蓝天救援队在此次强降雨抢险救援中损失几乎全部装备，此前还欠着驻地园区几万元电费。16人出任务，13人丢了手机，这几天都在自费补卡、买新手机。加入蓝天救援队8年，“好心情”平均每年自己掏两千多元，给车加油、给损坏的装备换新。他节俭，每双登山鞋都穿到鞋底磨光，但也买了五六双新鞋。
与王宏春相熟的队员“浮萍”回忆，“23”牺牲后，她的丈夫杨宇曾说：“她想当英雄，我们家属要帮她完成当英雄的梦想。钱困难，我们自己想办法。”
“23”心目中的那个“英雄”到底是谁？
“浮萍”听过一种说法，她说宏春的代号是“23”，因为她23岁那年，参军入伍的梦想落空了，这个数字，成了一个遗憾。在蓝天救援队，她可以没有名字，但不能没有这个“代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言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