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 记录：吴晨阳(作家)
6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前一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在兰台洞库，山东大学文学院杜泽逊教授小心翼翼翻开斑驳的文津阁本《九章算术》。纸张泛黄、墨迹隽永，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
历史典籍版本记录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演进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融通古今、保护文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杜泽逊在投身古籍事业的30年里，参加国家的许多重大项目，在古籍整理、保护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古籍充满感情，以下是他的讲述：
人物简介·
杜泽逊，我国文献学领域知名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主持《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 “《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等重大项目。编有《四库存目标注》《文献学概要》《微湖山堂丛稿》等。2014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研究文献要讲实物要鉴定
我是做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界经常把古籍搜集整理比作地质队的野外勘探，这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必须要甘于寂寞，不慕纷华，才能深入进去。在我看来，保护古籍好比给书“续命”，“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是为古书续命”。守护古籍，让中国传统典籍不要失传，让千年文脉得以传承。生命是有限的，只要让典籍不失传，就能把作者的精神留给后人，就相当于续命了。
目前，我们做的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的复核工作。为了推进交付进度，学生们在学习之余，每天至少要工作4个小时。我的爱人程远芬也师从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绍曾先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我们两人全年无休，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1点多，基本上都在食堂吃午饭和晚饭。我们的项目组位于学校老晶体楼上西北角的办公室（最近才搬移至文史楼二楼），大家称这里为“校经处”。项目的工作量很大，需要足够的人手。现在和我一起做项目的都是学生，有本科生，有硕士、博士，也有博士后。
这个项目从2004年9月1日开始，到现在也没做完，还在不断地修改。主要是研究清朝人到底写了哪些书，靠着掌握的目录学知识，我们把书上记载的清朝人著作中的每一部书，每一次记载，都写成一张卡片。这张卡片能告诉读者这部书的书名、卷数、版本，藏在什么地方等信息。这是一个劳动量极大的工程。需要300多人来抄这些卡片，我与300多人一个个碰头，教他们怎么抄各自所负责的那本书。他们学会后就开始工作，几天后，他们把完成的工作交过来，然后再布置新的工作。这些做好的卡片，一开始放在我家的床底下和阳台上，有好几吨重，我爱人都担心压塌了房子，砸到楼下的邻居，可见这工作的繁重。
我们申报项目预计要用80万张卡片，但做出卡片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预期，大约做了124万张卡片。因为经费不足，我和我爱人经常节省支出，用工资垫付费用，先后垫了13万多元。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当时，13万元是一笔巨款。我们想着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项目干下去，绝对不能停工。我和爱人出于对古籍事业的热爱，一本古籍书的出版，就付出了几十年的光阴。
编纂《山东文献集成》期间，为了调查古籍底本，我几乎跑遍了山东省内外各大图书馆，在图书馆里查询需要的图书，那段时间，我成了图书馆的“寄生虫”。研究文献要讲实物，要鉴定，同时也要看懂内容。在此期间，我看到了一本已经有250多年寿命的古书，这本书没有提供编者的信息，没有作者落款，写作年代也不详，在此之前从来没有面世过。这本书的边没有切，是非常原始的毛订本，属于普通的竹纸，一般都是清朝的东西。我根据书的内容判断这本书是武定府的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惠民县人编写的，编写者说先母字畹芳，名字叫张衍惠，这是很重要的线索。编者又说李贻芸是他的姐姐，知道了这个信息，我们就能查到李贻芸弟弟的信息。一个是李贻良，一个是李贻隽，这两个人中，究竟是哪一位写的呢？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后来，我在青岛图书馆，发现了一部《齐燕联唱》，《齐燕联唱》的纸张，装订的方式，书衣大字的题签，和这本书很接近。《齐燕联唱》上面有李贻隽的说明，至此，才解决了这本书作者是谁的问题。
做古籍需要一颗赤诚的匠心
学术研究需要积累，从来没有速成的。但有多少人愿意花费数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尽管每个项目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但我们仍然坚持反复校勘三次以上，争取把错误减少到最低，这样才能保证书的质量。
在做《四库全书存目标注》时，有人曾经好心地劝我先出一本书，这样就能评上职称，因为职称评定一般以五年内的科研成果为准。但我认为，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只能欲速则不达。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有牺牲精神。如果急功近利地粗制滥造，就糟蹋了前人这么好的研究成果，还不如不去做。
如果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的生效一般不会在当年，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要有定力，不能单纯去责备评价体系。如果是追名逐利之徒，就会永远走在短平快的路上。我曾经在科研评分中得了几次零分，但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件事。我们培植的东西很可能20年后，才能发芽，在前19年都得零分，但到了第20年就会大放异彩。我1999年编写《文献学概要》，直到2021年《文献学概要》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前后长达22年。
我曾经带领15名学生，完成了《周易注疏》19个版本的校勘，这么大的工程，如果一人做，至少需要15年。
我们的团队，历时6年，抢救出了1375种濒临失传的山东籍著作，编纂了200册、32万页、1亿多字的《山东文献集成》。我们将每一种古书都反复考证，为文献延续了命脉，最终才完成《清人著述总目》的工作。这部大书网罗清代著述22.8万种，每一种都附有作者生平和版本信息，在保存清代学术成果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需要一颗赤诚的匠心。假如我的项目需要30年，我就用30年的时间，29年都不行。因为有学生，我们可以兵团作战，到65岁博士生导师要退休，那时候，就不能带学生做项目了，我就在家里和程老师一起做，做到不能做的时候为止。
老师的幸福是看到学生成才
2012年7月山东大学决定设立“山东大学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作为古典学术人才培养的校级基地，命名为“尼山学堂”。我作为尼山学堂的班主任，想了很多办法，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拉近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距离。
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成长，我付出了很多。每个学生交给我的论文，我都会仔细地看，用不同颜色的笔写出修改意见。我对他们说：当年王绍曾先生就是这样指导我的，这份用心修改的论文，凝聚了三代人的文化传承，希望你们以后也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传承不仅是学问的传承，还有感情的传承、人生观的传承。目前尼山学堂已连续招生12届，在国内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本科班中居于前列。我是个桥梁，把老一辈的东西接过来，担子挑在我们肩上，走了一段时间，再把担子交给下一代，让他们继续挑着往前走。我对尼山学堂的学生寄予了厚望，每届学生入学，我都会跟他们拍一张合影，耐心地和每位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学术兴趣和日常生活。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制定出最适合的培养方案。开得好课程，请得好老师，招得好学生，这是尼山学堂的办学特点。当然，正因为如此，尼山学堂才能拥有“自由的环境、人文的精神、无限的可能”。
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想要讲好自己的一门课，讲出自己的心得的话，就要花大力气备课。讲课时举出的例子，都是经过筛选留下来的典型例子，首先得保证正确，如果不能保证正确，哪怕再有趣味性，也不能搬到教材里。每条例子，都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提起学生们的兴趣，让他们学到东西，学生们自然愿意听课。文献学的期末考试，我允许大家开卷，每年的最后一道大题，都要考学生对文献学这门课的感受，学生们的分值差距就在这道题中体现出来。我上课从来不点名，因为一门课不可能让所有学生都喜欢。如果学生不喜欢听这门课，就不应该强迫他来。让学生有时间去图书馆看看喜欢的书，做感兴趣的学问，这样挺好的。
学问之道，言传身教。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是让学生具有研究创新能力，那么培养的方法，就应当通过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来进行。研究生在开始的阶段没有掌握研究程序，不会选题，也不会开展研究工作，需要导师的言传身教。
从教40余年来，我对每个学生都付出了心血，从学生毕业，走向社会，我就像送女儿出嫁一样，心里非常不舍。我会把学生们毕业的照片冲洗出来，做成相册放在校经处。没事的时候，就翻开照片看看。我想，老师的幸福是看到学生成才，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后继有人，内心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