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黑人医生要做“地球村村医”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  2023-04-20作者:郭玉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

迪亚拉医生是个黑人。他个子不高,但手指挺长。这双给数不清的中国人把过脉的手上,一道分界线分开了黄色的手心和黑色的手背。

1984年秋天,他和11位同学从西非的马里共和国出发,经巴黎、印度转机,花了2天辗转抵达北京。当晚,他人生第一次喝了杯“滚烫的热水”。

在之后的39年里,迪亚拉的故事可以这样概括:一个家境优渥、成绩优异的马里医学生来中国求学,从西医转学中医。他花11年,读下了中医的本硕博学位,成为世界上首位外籍中医博士。毕业后,他和一个四川姑娘结婚,陆续在四川几家中医院工作。后来,他辞职,做过无国界医生,服务云南乡村的麻风病人、艾滋病人,又自发做了十年的乡村医生培训,累计培训了三千多名乡村医生。

但这39年又很难用几千字讲完:他几乎走遍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一个村庄,他的车5年就开了37万公里,在红河州多急转弯的盘山路上,他出过多次车祸。作为医生,他到过1998年长江洪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救灾现场,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抗洪的长江大堤上。2000年初,每次他到红河州的那些“缺医少药”的村子,找他看病的人会排成长队,他会被至少十个人围住,从早“坐诊”到晚——迪亚拉医生来者不拒。

2018年,云南省元阳县攀枝花乡,迪亚拉和村民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迪亚拉医生是神秘的。1997年,当在四川读中医博士的他爱上四川姑娘杨梅、想和她结婚时,杨梅父母反对说,“谁知道他在马里有没有结过婚?”人们对他的祖国马里共和国的了解,远不及他对中国的。这种差异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益加深。现在,迪亚拉熟悉的方言比很多中国人都多,包括北京话、粤语、四川话、云南话,一些哈尼语和藏语。以至于,他流畅的普通话夹杂一丝“四不像”的怪异,不管在南方北方,听者总说他的口音来自异乡。

迪亚拉医生似乎生来会成为一个医生。他生于医生世家,很小的时候,就住在父亲做院长的医院院子里,经常旁观父亲看病。从父亲那,他很早熟悉了希波拉底誓言,“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明白从医要“爱他人如爱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体会病人身上那些伤痛”。

迪亚拉说医生服务的是“众生”,不是中国人或马里人,他形容自己是“地球村的村医”,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治好眼前的病人,无论对方来自哪里。

关于人生中的一些重大转折,很多时候他用“缘分”“直觉”来解释。例如,起初他有去前苏联的留学机会,但他放弃了,后来又赶上了来中国的项目,所以来了中国;到中国之初他在北京学习普外科,但他觉得普外科当时给留学生设置的课程太简单——他是以全省第一从马里的医学院毕业的——于是转学中医。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中国医疗队在父亲的医院给病人针灸;做无国界医生,是失业时恰好在路上碰到老同学,同学正在为无国界医生项目寻找医疗官;做乡村医生培训,是因为做无国界医生时发现一些乡村医生基础太差,他觉得不得不做;而后来救助的许多病人,则是顺着和他保持联系的学生们,出现在他面前。就像迪亚拉自己所说,他做这些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件事引发另外一件事”,“刚好见到了”。

他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本科时,班上还有几个外国人,但学中医需要读医古文,没多久,其他人就走了,只有一位同学坚持到毕业,但没再读中医硕士。

迪亚拉硕士毕业时,马里的教育部门不愿意再资助他读书,认为他该回国工作了,他却觉得自己还没学透,靠着家里的接济、在医院值夜班赚来的加班费自费读了下来。他没和家里人说过教育部门停止资助的事,最困难的时候,全身上下只剩下五块钱,连饭也吃不上。这时候,马里突然打给他一笔过去的奖学金“欠款”,他幸运渡过了难关。

他刚工作时,见他是外国人,没有一个病人找他看病,隔壁诊室排着长龙。他在第四天有了第一个病人,病人从他诊室跑出来质问前台:“我不是挂的中医吗,怎么是个黑黢黢的人?”迪亚拉挽留她:没有效果,我不收一分钱。

后来,他的病人越来越多。但又面临另一重矛盾,病人多,奖金却少,有一次,拿到的奖金只有另一位同事的四十分之一。院长多次来找他谈话,说他给病人开药太少。第三次来找他,他辞职了,开病人不需要的药,违背他的价值观。

失业后,迪亚拉医生通过无国界医生项目进入云南乡村。待了十几年,很多的边界在这里渐渐消弭。2000年初,云南一些乡村经济条件差,西药和医疗器械匮乏,迪亚拉带着人就地找草药,教当地人用中医就地取材来治病。在一个村子,他搜寻几百种草药,可治疗当地七十多种常见疾病,这些经验被他编成了小册子。

在乡村医生培训班,他则更多地教基础的西医知识,从人体构造讲起,教医生们外伤缝合、打针,降低输液率。有时他会被村民围观,有人怀疑过他是否有“特殊目的”。但也有村民以为他只是来自高原的某个少数民族。不少人问他,中国人的体质和马里人有什么不同吗?他总说,人类的身体都是一样的,只是环境不同,随环境产生了不同特征。后来,根据少数民族习俗,甚至不少村民拜他做“义父”。

迪亚拉在朋友郭永建生活的村子。受访者供图

迪亚拉医生要与村民顽强的习惯习俗斗争。在一个村子,居民世代住在只有狭小窗户的黑暗房间,人畜共处,极不卫生。但长期习惯很难改变,当地政府请迪亚拉来帮忙劝说。迪亚拉对村民开玩笑: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来你家吗?进来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2000年初,迪亚拉医生来到云南的麻风病村时,这些村子已与外界隔绝二十多年。即使做伤口清理时,迪亚拉也从不戴口罩、手套,怕刺痛麻风病人本就敏感的神经,加重当地对麻风病人的歧视。麻风病损伤神经,有病人下肢腐烂,为防止虫鼠啃咬,用塑料布缠了一圈又一圈。有一次,迪亚拉把一位70多岁老妇小腿上的塑料布解开,用手清洗、消毒,身边随行的人闻到气味都散开,跑到远处。他曾见过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男孩被关在猪圈里。他们和防疫站站长做了思想工作,最终把男孩背了出来。迪亚拉以这个故事为原型,排演了一部话剧,请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做演员,在广场上演出。

另一个地方,村民靠山泉水生活。在水源处,牛和人共饮一处水,水里有牛粪,涨水时颜色污浊,而旱季村民又缺水喝。迪亚拉想了很多办法改变他们的饮水习惯,收效甚微。后来,他把他们喝水的照片做成幻灯片,拉一个大幕,当成电影给大家放。因为没看过电影,村里人几乎都来了,看到上面的自己,捂着嘴笑。迪亚拉逐渐把污水的照片放出来,村民的表情逐渐开始变。他们就这样被迪亚拉潜移默化地改变,后来,迪亚拉在这里建了储水和净水设施,村子有了稳定、清洁的水源。

有一天,迪亚拉培训过的乡村医生来找他,告诉他村里有个孩子的脸被某种虫子叮咬,从鼻子到上颚,开始变黑、腐烂。迪亚拉没见过这种病,他联系专家,帮他免费做手术。但孩子的家长不愿参与,迪亚拉尝试了三次也没成功。其中有一次,他终于说服孩子父亲带着孩子来昆明,安排好了车来接,但父亲在车抵达昆明前下车,孩子自己来到昆明,走丢了。

准备做手术的医生没等来患者。迪亚拉后来通过派出所,在收容所找到了那个男孩。手术最终也没做成功。迪亚拉曾把这个男孩带回家,把自己年幼的儿子吓哭了。迪亚拉的儿子总跟着他下乡,尝尽了奔波之苦,后来他说,长大了坚决不做医生。

迪亚拉医生性格中有完全相反的两面。一方面是软的。同学李勇记得,大学期间的迪亚拉善良单纯,“对于中国的一些人情世故和社会阴暗面不了解”,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帮别人,也曾被人赖上,被骗吃骗喝,“吃了亏他也不知道,我和他讲了他才明白。”

一方面是硬的。迪亚拉的农民朋友郭永建说他是“工作狂”,有时候去下乡,回不到宾馆了,他会搭帐篷睡在野外,随便吃点方便面。参加过培训的乡村医生对迪亚拉的印象是,非常守时。杨梅说,迪亚拉发现话费收费不合理,都会和通信公司打电话,把费用明细搞清。他们刚认识时,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迪亚拉看到下面有人抬着没开锁的自行车走,就要下车去抓小偷。

做乡村医生培训时,迪亚拉筹款,包揽了所有村医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提供工作服、药品和书籍,他怕不提供路费人家不肯来。学员是要靠地方政府组织参与的。培训采取封闭式管理,课程安排很满,每周都要考试,不及格还要补考,学生压力很大。学员整体基础差,很多不会说汉话,有的连字也认不全。有的学员已经做了10年村医,但是在迪亚拉的培训上,才从“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教学中,了解了人体结构原来是这么复杂。

在云南,迪亚拉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一同出去吃饭,最多只能点与人数相等的菜加一个汤。他也会站在餐厅里监督学员不要倒掉剩饭。即使是现在,他的眼睛总会注意到人走了却还没熄灭的灯。

曾有人议论,这是因为他是非洲来的,没过过好日子。实际上,迪亚拉说,在马里,1970年他们家就拥有一辆路虎汽车。郭永建这样理解他对节约的追求,“把钱省下来,用在该用的地方,使每一分钱都没罪过。”

有一次,他们俩花了一头牛的价钱请人吃饭,客人没吃几口就走了,他们和服务员打招呼,说不要倒掉饭菜,他们从前门送走客人,又从后门偷偷回去,把饭菜打包,带回去给乡村医生培训班的厨师和学员。

妻子杨梅觉得他把耐心更多给了病人、学生,在乡村医生培训班上,很多学员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有人突然端来大蛋糕,给当月生日的人集体过生日的那一天。当时,迪亚拉出主意,欲扬先抑,先作势要批评他们,让几个人站到台前,最后端来蛋糕,给他们一个惊喜。不少学员哭了。乡村医生马财宝说,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过生日。

而杨梅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她生日,自己提了,迪亚拉才去买了个礼物。在聚会场合,总有人找他现场看病,迪亚拉也不拒绝,有一次杨梅本来和他挨着坐,后来被挤到了一边。

乡村医生培训班上,迪亚拉组织给当月生日的学生集体庆祝。受访者供图

迪亚拉不喜欢拿世俗的标准和人比。结婚时,他找了很多人力三轮车,铺上红布、装扮得很漂亮去接亲。“别人都是豪车,那个豪车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和别人不一样。”做乡村医生培训的几年,他们从成都搬到云南省蒙自市,当时那里的街道上只有一个红绿灯。他们在那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几年。杨梅说,一度吃饭的钱都紧张。

迪亚拉和杨梅有两个孩子。儿子两岁时就随父母去了蒙自。在幼儿园,儿子总是哭着不想上学,后来杨梅才知道,因为肤色,他在学校受到了同学区别对待。但儿子不会表达,总是哭。女儿读幼儿园时,被同学说过“皮肤黑”,还有同学家长说她,“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太阳晒黑了”。杨梅觉得难过,给孩子讲,“所有皮肤的人都是上帝造的。”“哪怕你皮肤不一样,你还是人啊。”后来,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去昆明读国际小学。女儿读书时,要拿一万多元的学费,他们拿不出,迪亚拉找了一些翻译的活赚钱,每晚坐在桌前翻译到很晚。

郭永建说,迪亚拉在乡村面对病人的时候,活泼、幽默,爱开玩笑,但面对大人物——包括国家领导人和著名电视主持人,却总是像个腼腆的小姑娘。为了做公益,他要四处找钱,维系各种社会关系。他有时候会和自己帮助的人说,“你们是小乞丐,我是大乞丐。”那些饭局上,他的话不多。他几乎滴酒不沾,有一次为了敬酒喝了3小盅白酒,晚上给郭永建打电话,说“老郭,我摸不到墙了”。

2004年8月,红河卫校实验室,迪亚拉和参加培训的乡村医生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虽然分属南北半球,但马里和红河的纬度接近,常见的动植物相似。哈尼族有种传统食物叫哈尼豆丝,制作方法、味道和马里人的一种食物几乎一模一样。看到这些的时候,迪亚拉会想到家乡。杨梅只随丈夫回过一次马里。但因只是短暂停留,且语言不通,和当地人的交流维持在表面。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城市临近尼日尔河,她吃到了好吃的罗非鱼。在那里,她才明白迪亚拉为什么不喜欢把肉切成肉丝、肉片的川菜做法,因为在马里,人们吃肉都是大块大块的。

“迪亚拉”只是Diarra Boubacar 20岁时才有的名字,他的母语是法语,也会英语、西班牙语。1984年,中国的留学生接待人员听了他的名字后,写下这个音译名,从此这成为他在所有场合的中文名。云南红河的乡村医生们熟悉“迪亚拉医生”的故事,但对那个叫Diarra Boubacar的人,那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盛产黄金和芒果的西非小国,他们知之甚少。

1985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勇第一次见到他,他着一身华贵的马里传统服饰,给李勇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迪亚拉因获得第七届中国慈善奖,被邀请至中南海,工作人员通知他要“穿正装”。

“我说什么是正装?我说我没有正装,但我觉得正装应该一是有民族特色的,二是很有意义的东西。”最后,迪亚拉穿着云南少数民族村民给他做的马褂,出现在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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