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抛弃”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回来了。
在社交平台上，这群年轻人被称为“回笼漂”。在热情被一线大城市消磨殆尽后，在经历了想象中“岁月静好”、现实却也并不简单的小城市后，在大小城市间切换兜转后，他们又决定“杀回”自己曾逃离过的大城市。
但相比首次“北漂”“沪漂”，这次，他们对未来的规划更加清晰。“回笼”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每一步，都离理想生活近一点，再近一点。
01 “每挤一次早高峰，对北京的‘热情’就消磨一点。”
他们选择逃离北上广深
沪漂三年多，茜茜几乎快要忘了在黄浦江边漫步吹风有多惬意，午后温煦阳光下的弄堂有多迷人。她见过最多的场景是深夜十一二点还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以及带着倦意，步履匆匆走出楼的打工人。
虽然晋升成为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层，但这也并未让茜茜感受到新的工作热情，更多的是力不从心。一方面工作强度加大，另一方面则是管理团队带来的新的挑战。
“要让别人服从自己比较难，在管理方式上，严格与宽松如何折中，常常很难调和。”茜茜说。陷入工作的瓶颈期，她迫切需要一个调整，于是两年前，茜茜选择告别上海，回到了福建老家。
对于异乡人来说，大多数在一线城市漂泊的首要目标是谋生。而他们选择“逃离”大城市的原因也大致相似：和茜茜一样，强子当初离开也是因为工作不顺。
自知仅凭本科学历很难在北京立足的强子，毕业后先是在老家的药品实验行业深耕了六年，2021年他揣着几千元，背着笔记本和平板，满心期待地从老家四川德阳北上。直到现在，他都忘不了刚下火车时的场景，人流吵闹着、匆忙地从出站口涌出，强子的心也跟着火热了起来。“北京这么大，怎么也会有我的立足之所。”他这样想。
面对北京高涨的房价，强子首选了公司的特供房。没想到，房间不仅没有网络信号，隔壁还总是传来如雷的鼾声，洗澡水也忽冷忽热，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厕所反上来的味道……最终，强子还是忍痛花一半的积蓄，换来了能安稳睡觉的出租房。出租房距公司20多公里，这意味着强子必须在早上六点多出门通勤，他自己这样形容，“每挤一次早高峰，对北京的‘热情’就消磨一点。”而强子的北漂，才刚刚开始。
由于先前未对应聘的公司进行深入的了解，刚入职没多久，强子就失望地发现，工作内容、待遇等和聘用合同上的完全不符，再加上身边同事全是研究生学历，无形中给强子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耐得寂寞，忍得痛苦，才能扛得住生活。”强子总是默念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可是当行走在夜色中，看到远处的万家灯火，自己再回到狭小的出租屋，看到孤独的自己，他总是心酸无比。而在电话的那一头，家里人一句“好好照顾自己啊，我们离你那么远。”更是让他的泪水彻底决堤。
最终，历时短短两个月，强子的第一次北漂以“逃离”的姿态告终。
02 “在他们眼里，到了年纪不结婚，似乎是天大的不是。”
回家后，小城市的“困境”
从拥挤的大都市回到久违的父母身边，茜茜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心。注重养生的父母会经常给她炖营养品，带她爬山、郊游，她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但在吃饱穿暖后，随之而来的却是精神上的空虚感。
沪漂时，茜茜隔三差五就去图书馆，然而在老家，能看书的地方却十分稀有。有时，走过几条街都见不到一家书店，“相比社会新闻和公共议题，身边人似乎更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茜茜说，她也常常在亲戚们热火朝天的侃大山中感到格格不入，身边难觅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她觉得自己慢慢地沦陷于精神荒漠。
不过，让她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小城市的包容度和自由度，“家乡人对大龄女生的包容度是很低的。在他们眼里，到了年纪不结婚，没生孩子，似乎是天大的不是。”一次，茜茜去医院体检，一位医生在得知她30岁还没生过孩子之后，一脸惊讶。
除此之外，茜茜在社交上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她在老家的同龄朋友本就所剩不多，其中大部分人也已结婚生子、组建家庭。生活轨迹上的不一致，使她想找到一个知己变得很难。
对于这一点，1998年出生的小红也感同身受。从北京回到山西老家，小红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再也没人给她打电话了”，“以前，微信的提示音总是响个不停，现在，没有互相联系的人，手机可以安静到几天查看一次。”由于先前一直在北京发展，小红在老家几乎没有朋友，但她认为自己是个“没有爱情可以，但没有友情坚决不行”的人，“缺少一起唠嗑、一起玩闹的人，日子变得毫无乐趣。”
不过，让小红最终放弃对家乡的幻想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就业环境。小城市互联网企业相对少，小红能应聘的企业月薪基本在两三千元，且无社保。“我是一个不‘卷’的人，但对生活和工作也是有期待的。”工资低无所谓，但必须有社保，这是她的最低要求。
或许也正因如此，在“抛弃”大城市的年轻人中，有不少人瞄准了体面且稳定的体制内工作。
因“双减政策”的出台而遭遇职业寒冬，回到浙江后，叶子便开始准备考公、考编，全力朝着“稳定”的生活迈进。但短时间的突击准备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说还远远不够，于是，叶子把街道社工当作过渡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备考。
叶子表示，回到老家，在享受下班后“超长”的自由时间的同时，必须先接受薪资的“大跳水”。从在北京的月入过万，到现在工资刚刚五千冒头，叶子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而在开支成本方面，由于老家在县城，去市里租房这项成本还是压在了头上，但同时，叶子仍保持着以往在大城市的消费习惯。所以，对她而言，回到三四线城市并不能与经济改善完全划等号。
从具体的工作内容看，叶子说，她的社工工作以相对重复的材料整理类事务为主，很难从中获得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
从轻盈的塑料转椅，到坐上“笨重”的老式红木皮椅，不可升降、不可转动，叶子仿佛也从中悟出了“稳定”的涵义。
没等到交满半年社保、能排队申请公租房的那一天，叶子就辞职了，“就因为我没有过这种生活，所以当时才那么向往。”叶子发现，原来，她并不喜欢这条路……
03 “对于北京，我还有念想”
再一次“杀回”一线城市
前不久，小红开始了她的“二次北漂”。就业市场逐渐回暖，小红也接到了几个面试。但由于空窗期一年，在面谈薪资的阶段，她总是被HR“压价”。半个月过去了，小红接受了一家小公司的offer，“薪资还是降了一点，但先吃饭要紧，后面的事慢慢来。”
在老家待了一年半，2022年8月，茜茜在线上面试成功了一份学业规划师的工作，重返上海。她说，回来后，还是被“推着走”。30多岁，加上空窗期，就算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换了一个公司，还是要以新人的姿态重新开始，再次恢复任务重、压力大的工作状态。
但这一次，茜茜的心态却发生了转变，她不再一味地抱怨和迷茫，而是多了几分从容和目标感。“没有完美的工作，既然各行各业都辛苦，那就让辛苦变成回报，让自己获得更高的收入。”茜茜直言，未来她希望先在行业内稳定下来，沉淀深耕，成为专家，同时做些投资和理财规划，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在上海扎根。
叶子是上个月开始“回笼北漂”的。辞掉社工的工作后，她大胆地调整了就业发展方向，一边兼职运营，一边做起了她喜欢已久的旅游定制服务行业，并经营起她的社交账号。这一次，她给自己一定的缓冲时间和时效，“用1个月时间，今年5月份前要是收入过万，就继续坚持，并尝试其他收入增长的方式，要是不可行，就考虑应聘进公司，做旅游行业的运营。”扑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叶子觉得还是很有奔头的。强子回到四川德阳后始终在反思，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选择留下。“我离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北京扎根，而是提高自身的能力。”强子说，他不能接受自己安于现状，“对于北京，我还是有念想。”
2022年6月，强子再次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目前，他依然从事着药品实验行业，而北京的地区优势在于实验内容更前沿、更多样，同事们的职业能力和素养更高，这些都有利于他提升工作技能。
这一次，强子还有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或者说是未竟的梦想——挤进某国企。两年前，他曾通过这家公司的前两轮面试，但最后对方仍以强子存在工作不稳定性为由拒绝了他。强子期待着，日后能再次用自己的经历和实际行动去说服对方，或许那时，他会迎来转机。
04 “23%的人逃离15个月后，会选择回归”
“回笼漂”需要更大的勇气
“回笼”意指把已蒸熟而冷了的馒头、包子等放回笼屉再蒸，使其重新受热。现在，“回笼漂”用来形容一个人离开某座城市（通常指“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后，隔段时间再次返回该城市工作和生活。在这层比喻中，一线城市被视作“蒸笼”，“回笼”则意味着斗志与激情将被重新点燃。
某招聘网站研究院院长常濛曾透露，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后，选择回归一线城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回笼漂”表示，他们在大城市与家乡之间“摇摆”的意义在于勇敢调整、试错，接近心中最佳的生活状态。“离开”和“回笼”，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如特拉克尔所说，“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只有在迁徙和漂泊中，人们才能够寻找和发现自我。茜茜觉得，如果当初自己没有“逃回”老家，可能到现在也不确定究竟哪一种选择更适合自己。
而重新开始是个十分艰难的决定。小红回忆，从一开始的“不想再折腾了”，到最终的“说走就走”，她经过了长时间的自我拉扯。她担心再次陷入毫无意义的工作，怕孤独，也怕找不到生活的解药。
“勇敢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面对慌张和焦虑不安，只能自己去克服。”小红坦言，对于“回笼漂”而言，最需要准备这两点：资金和勇气。确保自己在找到工作之前，有能让自己正常生活的资金，但最重要的，是有勇气再次走出去，“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差点就在第二步妥协了。”
每一个漂泊的异乡人心中都藏有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他们明白在大城市立足的不易，但依然愿意用宝贵的青春放手一搏。
“你必须承受更多的孤独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强子的体会十分透彻，他坦言，北京从来不缺勤奋的人，只有付出别人成倍的努力才会有收获。
“回笼漂”之后，强子对于时间的流逝格外敏感，这一次，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周末，他鲜少再花时间去娱乐社交，而是一个人窝在房间学习、备考。他曾用这样一句话勉励自己：“北漂是奔跑下去的重要一站，这一站很长，很难，但它通向的是更好的自己，还有实现自己的万千可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婧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