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芳馨于四海

光明网-《光明日报》  |  2022-11-19作者:武斌

《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武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销画《蓝色蚀花玻璃人物画》

和田丹丹乌里克古城遗址中关于蚕种西传的传说壁画。

18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上面的绘画表现了当时欧洲商人在中国订购茶叶的情景。

法国里昂出产的菠萝纹图案仿中国锦缎。

中华文化,以其璀璨的内涵、深沉的智慧、优雅的英姿,播扬全世界,从古至今,未曾终绝。播芳馨于四海,扬灵性于人类,从生产到生活、从精英到大众、从文学艺术到工艺技巧、从军事到政治、从宗教到哲学、从文化教育到科学技术、从学术到习俗,全面系统,绵远悠长。其影响并非已成历史的追忆,恰仍然活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之中。

内涵丰富 姿态开放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首先在于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先进性。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自己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伟大创造,中华民族以勤劳的品格和智慧的心灵,以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开榛辟莽,艰苦奋斗,持续地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以丰富的内涵、卓越的风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中华文化占有显著和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内居于领先的水平,是世界文化史上一座巍峨壮观、风光无限的高峰。丰富和先进的中华文化,不仅给世代的中国人以精神的滋养,而且不断通过传播产生影响,展现它的世界性辉煌。

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华文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于领先地位。而且,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居于世界之先,而且是整体性地领先于世界。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长安,宋代的开封、杭州也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国人创造的器物文化,如丝绸、瓷器、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典章制度等,一旦传播到海外,便受到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其原因,不仅是新鲜,而且是先进,给那里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许多便利,并且对那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借鉴、刺激、激励和开发的作用。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还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文化传播的本意就是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健全的传播和接受机制,具有全面开放的广阔胸襟和兼容世界文明的恢宏气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总是要找到自己接触和交流的渠道。在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中,一方面,大规模地输入、接受和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的佳境,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传播和影响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吸收和融合于他们的文化体系中,也为他们的文化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和激发动力。坦诚而主动地进行文化交流是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自信心的表现。

开放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的态势、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先人在很早的时候便致力于走向世界的努力,徐福、张骞、鉴真、郑和、朱舜水、陈元赟等,代不乏人。他们不避艰难险阻,越关山、渡重洋,与各国各族人民建立起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搭起友谊的桥梁,把中国的文化珍品、文化理念、文化信息传播于世界各地。这是一种宏阔的胸怀和气度。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使自身不断丰富起来,更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积极的交流,使自己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和强有力的冲击之时,中华文化也能通过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现代化。

博大恢宏 灿烂辉煌

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是非常之广泛的。所谓广泛,其含义有二:一是指传播的内容广泛,举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创造,如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宗教风俗、学术思想等,都曾在海外传播、流布和产生影响;二是指传播的范围广泛,近则泽被四邻,如朝鲜、日本和越南,远则经中亚、西亚而传至欧洲,或越大洋而传至非洲和美洲,在那些遥远的地方引起一阵阵文化激动。中华文化以自己的光辉辐射四方,通过种种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变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以石器的研磨敲打,演奏出中华文化史诗的前奏,迎来初升的中华文化曙光;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并取代采集、狩猎经济的地位,成为首要的生产门类,原始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都有了重大的进步,并进而在距今5000年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殷商西周时期,通过创制文字、建立宗法制度以及相应的礼乐制度和观念文化,独自完成了文化发生时期的中华文化创造。后经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变迁,至秦汉大帝国的建立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和智慧,不断地创造和发展,使中华文化的历史高峰迭起,辉煌灿烂,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更主要的是以其丰富性和博大恢宏,在世界文化史上获得了持久的魅力和风采。

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突出表现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一系列重大的科技发明。中国的科技文化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是世界上农耕文化发展得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商周时期即以农耕为主,甚至在原始氏族部落时期,锄耕农业便已成为主要和基本的经济门类。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已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的时候,中国人在汉朝已经推广使用了铁犁。欧洲人在18世纪才发明条播机,中国却早在汉朝便有了这种农具。

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技术成果,反映和代表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此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如天文学、地学、数学、生物学、化学、医药学、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等,都取得了一系列世人瞩目的重大成果,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天文学方面,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对多种天象的最早观测记录著称于世,其连续性、完备性、准确性亦为世所罕见;中国有世界第一流的历法;有在设计和制造水平上遥遥领先的天文仪器;在天体测量方面也有许多当时最先进的成果。在数学方面,中国最早发明了十进位制记数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简捷的运算方法,并因此而在圆周率、“天元术”等许多方面取得遥遥领先的成果;中国还最早提出了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在地学方面,中国地图学发达早于古希腊,绘制的精确程度也大大地超过了古希腊;中国古代关于地貌学的研究,如明代徐霞客关于石灰岩地貌的考察记录在世界地学史上是空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石油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地震观测历史悠久,记录丰富,张衡的地动仪领先于西方1700年。中国有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医学,在农学和中药学的基础上取得了生物学方面的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成果。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英国学者坦普尔曾指出,我们应牢记这一使人惊讶而令人不安的事实: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农业革命,其实只是接受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作物行播,精心锄草,“现代”播种机、铁犁、翻土犁铧以及高效的马具都是从中国传入的……确实,直到两个世纪以前,与中国比较,西方在农业上是如此落后,可以说与中国的“发展世界”相比,西方乃是“未发展世界”。

高潮迭起 源远流长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便已有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除了考古资料提供的线索之外,还有许多相关的传说,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巡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日本,等等。但是比较广泛、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华文化传播,还是从西汉开始的。自那时起,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四次大的高潮。

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汉朝。汉朝在秦统一中国的基础上,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庞大帝国,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渐成熟,出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处处体现着宏阔包容的气度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在这一朝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播洒自己的辉煌于广大的地域,初步确立了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上,汉朝的张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历史学家方豪说,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的空前大事。张骞之“凿空”,意味着东西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此后,以丝绸为代表的丰饶的中华物产,中国先进的科技发明、发达的生产技术以及艺术民俗等沿着丝绸之路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

到唐朝,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朝代之一,中华文化也达到了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丽的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着极为广泛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长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各国庞大的外交使团出入长安,出现“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与各国的贸易十分繁盛,以至于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成千的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中国典籍和学术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的文化面貌。同时,盛唐文化广泛传播于各地,展现出它的世界性辉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巨大影响。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三次高潮出现在宋元时期。宋朝远不如唐朝那样强盛和生机勃勃,但在文化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处处表现出它的纯熟和深厚。宋朝特别重视海上贸易,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都十分活跃,中国商船甚至远达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到元帝国时期,横跨亚欧的帝国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更使东西方的交通畅通无阻。从西往东,陆路北穿东欧、西贯伊朗,直接与元大都(北京)相通,海道从波斯湾直抵泉州等港口。在这样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使节的往来、命令的传递、商队的贸易、大规模的移民,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大批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军卒、商贩、工匠来到中原各地,成千上万蒙、汉及其他民族的人民大批从中原向西迁徙,从而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壮观景象。中国的许多重大发明,如火药和火器技术、雕版印刷术和指南针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西传的。

明清之际出现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四次大高潮。这次文化传播高潮的显著特点是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主要角色。他们把许多中国学术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并通过撰写专著和大批书信,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民间风俗、文学艺术,在欧洲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对正在兴起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茨等欧洲的大思想家,都对中华文化表示出热烈的赞许和倾慕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成为一个令他们向往的“乌托邦”,用来对照批判当时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此同时,中国的瓷器、漆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大量销往欧洲,在欧洲各国刮起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中国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有按照中国造园理念设计的中国式园林。这是一个中华文化广泛西传,并在近代欧洲社会的发展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格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很重要的一极。一方面,由于中华文化的参与,世界文化格局才显得如此丰富多彩、辉煌壮观、万千气象,世界文化的总体对话才显得如此生动活泼、生意盎然、妙趣横生。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化总体对话的过程中,也使自己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

我们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我们。在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华文化在广泛传播于海外的同时,也先后接受和融合了中亚游牧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果和积极因素,把它们吸收到中华文化的有机体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规模地输入外国文化,兼容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曾经是古代中华文化生机勃勃、灿烂辉煌的原因之一。近代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等陆续传到中国,对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向现代化的变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有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给中国人以新的世界观和文化装备,促进中国人的精神从被动转入主动,从而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广阔道路,使古老的中国和中华文化焕发出青春的力量。中华文化在近现代的文化交流中吸取了新的养料,获得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发展的无限可能。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首先就要继承历史上中华文化的那种开放精神,兼容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

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发达的交通工具,先进的通信手段,密切的国际关系,频繁的人员往来,已经使整个世界的空间距离大大缩小,使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文化交流和传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和广阔态势。在现代世界的总体文化格局中,在具有健全机制和健康态势的现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在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重现风采,以更宽阔的渠道、更丰富的内容、更广大的范围继续传播于世界各地,在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对话中,在现代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作出贡献。

为现代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是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责任。要实现我们的文化责任,首先要确立我们的世界文化意识。鲁迅说:“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所谓“世界识见”,就是一种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意识,世界的胸怀。这种“世界识见”的养成,与所处的生活时代有关,与生产方式、生活空间、交往条件相关,也与自己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精神相关。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今天的“世界识见”远远超过我们的前辈。在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创造了极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发展中矗立起一座座雄伟的高峰。那么,在今天,我们也一定会作出不输于先人的贡献。

因此,我们进行历史踪迹的追寻,绝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虽然这种“思古”也可以是一种出于对今天的思索的目的;我们这种对光荣历史的追寻,也还不仅仅是增加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虽然这也是《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的这种带着厚重历史感的追寻,势必具有一种深沉的理论意义和思想意蕴。

(作者:武斌,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李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