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得知自己获鲁迅文学奖的消息时，路也正在考场监考。新学期刚开学，一场因疫情而耽搁的期末考试正进行着。作为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她照例要监考，在一排排座位间来回穿梭，不时掏出手机看看线上考试的同学，一心分作两用的间隙，一则微信消息传来，她看了一眼，没再管。
“感到高兴、激励，除此之外，就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自获奖后，媒体纷至沓来，相同的问题被问了几十次，每次她都这样简单带过。
这次获奖的作品是她的诗集《天空下》，收录了2017-2021年写的诗，这段时间路也正处于创作的爆发期。诗集的名字一改再改，开始是《巧克力工厂》，后来叫《种玫瑰的人》，几经周旋才有了现在的名字。“其实里面没有一首叫《天空下》的诗，但好多诗都提到天空。我喜欢天空远胜大地，天空意味着永恒、无限，摆脱世俗生活的种种束缚，代表一种宽广的自由。”路也迷恋天空，迷恋飞机起飞挣脱地心引力的一瞬，“起飞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狂欢的感觉”，写作于她而言亦是如此。
诗和家门口
“在路上写诗”一度是路也的创作姿势。她喜欢旅行，满世界跑。但不爱热门景点，只向偏僻处、少有人问津的地方。她常常一个人上路，循着那些作家的脚步，探险、寻访，内心充满波澜和激情。在旅行中，“过去生活的模板被突破了”。
2019年，路也“用8天8夜把英格兰翻了个底儿朝天”，她去了艾略特两次结婚受洗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单身宿舍、去世时的房间、骨灰埋葬的地方，他笔下发生过谋杀案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她还在教堂里找到了艾略特写的《小吉丁》。
由于不爱做攻略，旅行的路上常有奇遇。探访梭罗墓地途中，她无意间入住了著名的闹鬼酒店，离开后才听说种种诡异的传闻，诸如不翼而飞的信用卡、穿白衣服的女人，简直是鬼故事的常见要素，她想想就后怕。
一块16开杂志大小的墓地，不显眼，想要找到相当困难。路上碰见一位年轻人，路也问他梭罗的墓地在哪儿，年轻人回答：“我也在找梭罗，你跟我一起去吗？梭罗在我们镇上开星巴克咖啡馆，拿着iPad。”真有趣，“他想告诉我，梭罗如果生活在今天，就跟我们一样，也拿着智能手机、iPad，也被同化了，根本抵抗不过现代的高科技。”
这些听来如奇闻的事，往往是一段心血来潮旅行的意外收获。“这些突发的事，这种心血来潮的时刻，一辈子都不会后悔，将来老了回忆起来，这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经历。”
新冠疫情，让“诗和远方”变成了“诗和家门口”。用路也自己的话来说，“对于一个时常打开抽屉查看护照是否安好的人、一个对着世界地图册发呆和胡思乱想的人，这简直相当于裹足不前甚至关了禁闭。”
两年多，她几乎一直待在济南，这位坐不住、“写本书都得用绳子捆在椅子上”的诗人，读了不少书，完成了好几部书稿。封闭的生活里，时间也好似变多了，这让路也有机会仔细打量自幼生长、再熟悉不过的南部山区。
她每天早出晚归，乘坐公交车在市区和南部山区之间往返。戴着遮阳帽和口罩，背着双肩包，包里放着瓶装水和简单的食物，一个人在山中行走，沿着盘山公路，偶尔发现一条不知名的河，河水清澈见底；空无一人的山谷，无名的野泉像水开了一样咕嘟咕嘟地冒出来，好似神迹一般。
路也的童年就属于这里：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墓地，出生时的医院，上过的小学，赶过的大集，买过彩色塑料头绳的供销社，走过的石板路……一草一木，一砖一石，还留有记忆的残影。如今，回想起这段时光，她莫名想起一个词，“午后的空旷”：午后，人们多窝在家里打盹儿，到处都是寂静的，阳光默默地照着，时间慢慢地流淌，好像人永远也长不大。她最近把自己的童年写了下来，写成长篇小说，名字决定叫《午后的空旷》。
恐惧与文学
人到中年，路也开始觉得，一个人的童年竟如此重要，“好像转了一圈又回去了”。作家的写作如何开始？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回答：有天赋使然，有为谋生而写，还有因虚荣开始的写作等等。追溯写作的源头时，路也发现自己的答案是恐惧，是源生于童年的恐惧。
路也人生第一个记忆，就跟死亡有关。从小父母不在身边，9个半月的时候，她就被送到姥姥家，在南部山区的一个乡村，一直待到5岁多。3岁零一个月时，姥姥去世了。棺材摆在家里，高的一头朝外，大门小门都贴着白条，突然来了好多人。路也那时候只是生气：为什么都跑到我家来看热闹？
农村常有出殡的仪式，一群人披麻戴孝，抬着棺材，嚎哭不止，最后找块地，挖个坑，把棺材推进去。这样的场面，对一个孩童来说，是陌生的、恐怖的，但路也心里越恐惧反而越想看。重复的出殡仪式，加深了她对死亡的记忆，人到时间就会消失，她想，我怎么才能永远不消失？
路也写过一篇随笔《郊区的激情》，总是生活在郊区的她，在“与都市和乡村全都若即若离”的郊区中窥见了自己的“郊区”、边缘特质。找不到归属、找不到定位，她常常像“郊区”一样存在。
自小生活在姥姥家，路也敏感地觉察到，自己姓“路”，周围人都姓“张”，她一直纳闷儿，甚至烦躁，“只要有人说我姓‘路’，我就开始哭”。别人叫她“外甥闺女”，她也反感，为什么要加个“外”字，心里觉得这不是个好字，为这事闹过好多次。
小时候融入不了村庄，上学之后，也融不到班集体中。每学期末的家长通知书，老师的评语中总有一句：该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路也心里很委屈，“其实我很想有集体主义精神，很想融入集体，但是很难”。以至于后来，别人说她“有个性”，路也心里都觉得是在贬她而非夸她。长大之后，路也渐渐意识到，自己不擅长跟人交往。对人群的恐惧，让她总觉得无所适从，无处安放自己。内心与外部世界一直处于强烈的对抗。
但面对文字的千军万马时，对死亡的恐惧，对人际交往的恐惧，都暂时消失了。“我感到一种自由，自身的所有局限在写作中得到了缓解。这种缓解，让我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一点点往前走，不至于出毛病。”所幸的是，路也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1987年，路也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80年代的尾巴，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迎来末场，但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尚未受到太大影响。山大当时有项政策，学生只要发表文章就可以加学分，每学期150分封顶。“大家从来不比谁学习好，但会比谁又发表了什么东西。”在这样的价值标准下，同学们形成了一个默契的约定：分数不求多，及格就好。剩余的精力，全扑在写作上。甚至有同学因为着急回家，期末考试中估摸着答一个及格分数，就匆匆交上试卷。路也在功课上花的力气也不多，但光凭写作，好几个学期的学分直接加满。
毕业实习，路也被分配到临沂市下辖的一个林业局，每天上山下河钻树林子，统计栗子树多少棵，马尾松多少棵……她第一次见到生长在地里的花生、芋头和姜，高兴时就在本子上写几句诗。办公室里，别人忙着写公文，路也就抱着一本《朦胧诗选》，读诗写诗。
青春期，有满脑子的胡思乱想，蓬勃的表达欲。校园的练笔，让她的创作欲望渐渐落实。“路也”的名字，也从那个时候叫开来。路也本名路冬梅，大街上一喊“冬梅”，得有好几个回头的。她就给自己取了个笔名——路也，“也”是个无意义的虚词，但有了笔名，就能跟其他人区分，成为特殊的一个。
写作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
“江心洲”（组诗）是路也身上很重要的一个标签，“贴在额头上，想撕也撕不掉”。近百首诗，在半年之内写就，算下来，平均每两天就能写一首，还有三四首是同一天写出来的，那段时间，“灵感砸烂了她的门”。
这组诗，不仅仅是爱情诗，但处处写到了爱情，是一种融入生命的广义的爱情。“爱情诗特别难写，像是人性的试金石，但凡掺杂一点点假，就能看出来。”如今路也回想，那组被公认为好的爱情诗、“真”的爱情诗，只有在当时那种飞扬的、轻盈的生命状态里才能写出，是可遇不可求的。
“曾经有人劝我，你还是适合写那种诗。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对自己也是不负责任。这是一种缺乏期待的写作。”
路也引用了奥登关于成为大诗人的几项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
“当然我不是大诗人，但我同意奥登所说的话，写作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每个阶段的生命都有每个阶段的内涵，可能有一种质地是贯穿始终的、不变的，但是在质地不变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分出阶段性。哪怕这种实验和试错是失败的，也是值得的。”
就像河流到了时候就该拐弯一样，写作跟路也的生命历程是一致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散文、小说、诗歌，她什么都写，“眉毛胡子一把抓”。甚至“一鱼三吃”，一件事分三种文体来写，写成诗，不过瘾，还要写成散文，还不过瘾，再写成小说。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永远不知疲倦，“现在不会这么干了，也不敢这么干了”。
39岁之后，路也基本不写小说了。最直接的原因是，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写不动了。而且，新的现代传播方式对小说写法提出了更高更深层的要求，而她还没有找到与此相适应的更恰当的表达路径。很多人都跟路也说过她的小说好看。有一个打了石膏、在病床上躺着的人，因为看了她的小说，笑得把石膏震开，差点儿到了要重新做手术的地步。路也的小说有谐趣的成分，“但光逗乐也不行，会感到疲惫”，她对自己的小说总是不满意。
她迄今为止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写父亲的。2005年，父亲突遭意外，遇车祸，昏迷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接下来，还有长达半年家务与官司缠身。“那时候虽然已经30多岁了，但心里总感觉自己还未成年”，父亲的意外，让路也好似一夜之间长大，从前所有不能做、不敢面对的事情，突然都有能力承受了。
性格本就直爽的路也，自那时起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是数学公理，也是她遵奉的人生法则。有学生跟她聊天时，喜欢“穿靴戴帽”，七拐八拐才含含糊糊地说出重点，有话不直说，她不喜欢。人际交往的不必要寒暄，她也不能忍受。“人生这么短，为什么要拐弯？没有时间拐弯。”
从那以后，路也开始大量阅读哲学书籍，每时每刻地读，没日没夜地读，“好像生命中那种悲怆，只能用阅读压过去”。在外人看来，她好像已经走出了阴霾，像从前一样正常工作和生活。路也知道，她只是把这件事搁置起来。4年后，终于有勇气面对，她写了一部名为《下午五点钟》的长篇小说，“作为自己多年小说创作生涯的终结”。路也之前梳理自己的创作年表时这样总结，不过，这句话马上就要不适用了。她又重新捡起写小说的笔，要给自己的童年留下点儿文字。
小说、散文、诗歌，路也什么都写，她总在为表达选择一种适合的文体，但诗歌永远是她的本体，偶尔离家出走，却总会回到诗歌的出生地。她的性情，也更接近诗。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评价她，“‘诗人’本色让她自觉地返回和靠近诗歌”“在诗歌语言中的路也是最真实、自在、自我的，因为诗是容不得任何伪饰和矫情的”。
获得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时，路也曾谈论自己的诗观，“我的诗歌与我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而与功名成就无关，与流派无关，与写作抱负无关，就像女人做针线活一样，于我只是一种日常状态。往往我某个阶段的生命状态会决定一首诗的好坏，我从来不信赖那种过分强调技巧的诗歌，只有技巧的诗歌等于装配车间里生产的机器零件。”这或许就是她不变的诗歌质地。
最近的《天空下》《大雪封门》，这两部同期的诗歌集，被认为是路也的中年转型之作。2020年秋天到2021年初，灵感造访的次数特别多。世界的动荡，生命的流逝，幽闭的状态，“身体内部产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用以抵挡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将这种冲撞交付给大自然，诗歌就自然流泻而出。
人到中年，生命变得辽阔，诗就辽阔。《天空下》被评价为“是一些内视之诗。它们直面生存，深沉之思中有超然的心性，与生活的对话中发现的不堪，常常藉由大自然而获得化解。但‘化解’并非诗人的目的。直面生活和自我常让其有‘失败者’的自我形容，这种失败并非精神领域的，诗人以其强大的精神力，统摄着生活中的一切：不管是细微点滴，还是庞然大物。”
不设限的人生
路也写作上从不设限，她的人生也不设限。“我是一个兴趣过于广泛并且专注事项的领地总在不断扩张的人。”
她现在近视得很厉害，眼镜度数将近800度。原以为上了年纪会老花眼，抵消一部分近视度数，她不但没有，反而更加深了。医生说，她属于人群中3%的不花眼的人，但也许只是现在不花眼。路也十分庆幸，虽然近视严重，但不妨碍看书。
她从三十七八岁时，开始大量地读哲学书，曾立志把古今中外，尤其是西方的人文社科经典通通读遍，几乎是“饕餮式阅读”。结果身体先扛不住了，查出患有“桥本氏甲减”。“我忘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书是读不完的。”尝过了读书的“代价”，路也依旧爱阅读。人到中年之后，越来越喜欢读理论书，理论书会直接告诉问题的本质和答案，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这些年，路也还不停地学英语，有时候一天长达五六个小时。一开始是被逼无奈。出国访学，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上现代诗歌课，很多诗歌极其拙劣的翻译，让她看了气不打一处来，就让学生试着读英文原文，甚至自己动手翻译。“不同语言之间，可以互相激发。比方说，里尔克、艾略特都有过这种经验，用母语写作写不出来时，就换另一种语言写，这是冲破写作瓶颈的一种方式。”路也也会模仿着来，写不了英文诗，就读英文诗。
最近，路也跟朋友聊起来，说“我这辈子有件事没干，这件事不干，就像没有生过疹子一样，有缺憾。”这个未完成的计划就是出国留学。她打算将来——比如，等自己60岁退休之后——来实现它。朋友听了，一拍即合，商量着马上要学英语，考雅思。换个人，可能会说：都60岁了，退休了，不在家里好好地颐养天年，折腾什么？但路也从来不爱听这类话，也从不会听进去，让她一直待在原地，不能涉险，简直是断了她的路。
她对自己的性格，有过一番精妙阐释，是从星座角度切入的：我是射手座、O型血的人，连代表外在气质的上升星座都落在白羊座上，掌控内在人格的月亮落在了天秤座上，最重要的星盘项目里面，两个火象再加一个风象，这差不多等于火上浇油的同时又煽风点火了。这决定了我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懒人，不适合按部就班，总是越界过线，不小心跑到既定秩序之外，同时从外表看上去又是一个多血质的勇往直前的人，或者说冒冒失失的人吧。小时候我莫名其妙地老有一种要把家里的方桌掀翻的冲动，长大以后就老想把这个世界掀翻了。当然由于条件所限，实际上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在纸上或电脑屏幕上冲锋陷阵，最后掀翻的可能是我自己。
也正因为如此，路也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飞机场——她不喜欢飞机降落，只喜欢飞机起飞。飞翔是她渴望的姿势，但单纯轻盈地飞是飞不起来的，须得摆脱地心引力。施加一个大的作用力，才能获得同样大的反作用力。“一点压力都没有，又如何起飞呢？”
知女莫若母。有一次，路也的妈妈正在看电视，两个人发生了一段对话：
“有件事你肯定愿意干。”
“什么事？”
“有条新闻，美国航天局说花多少多少钱就可以坐宇宙飞船上月球。你是不是很想干这件事？”
“你怎么知道？就是没钱，如果有条件可以去另一个星球上看看，我肯定想去。”
“我一看这个新闻，就知道你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