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发现没有，时间线动辄上溯至万年千年的考古，变得不仅有意义而且越来越有意思了：屏幕上，可以看考古文化类综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进展甚至要“追番”（网络流行语，追一部正在更新的剧——记者注）；考古现场变身遗址公园，成为年轻人日常游玩的好去处；考古学界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考古工作者都“卷”起了海报、直播、路演……
从仰韶村的第一铲诞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在2021年迎来了百年。与历史相较，考古学很年轻；而对关注考古的年轻人来说，在这十年间，中国考古日月换新天。
有一些关于中华文明来处的秘密在这十年中得到解答：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都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有一些关于中国考古将走向何处的展望在这十年中看到方向：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这是文物领域规划首次上升为国家级专项规划。
考古萌生着蓬勃的生命力，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愿意了解考古的公众，尘封的历史得到年轻目光的关注，就有了接续的可能。
三星堆“上新”，沉船“出水”，探源中华文明
2012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1900余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等考古工作取得重大发现，进一步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的三星堆遗址，堪称这两年公众关注的考古“顶流”。时隔30多年，从2020年10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1号坑和2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陆续新发现6座“祭祀坑”，不断“上新”重要文物。
三星堆第一、二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介绍，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型，既反映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2022年6月1日，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 红星新闻记者 王勤/摄
“十三五”时期，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启动，围绕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问题，国家文物局策划、凝练“夏文化研究”等16项重大考古项目。
其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完成第四阶段的研究任务，启动实施第五阶段。项目提出了标志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打破了西方学术界对“文明标准”的话语垄断。
中国是海陆兼备的大国，除了辉煌的“黄土文明”，还创造出灿烂的“蓝色文明”。考古，并不只在土里，还有可能在水下。我国已确认241处水下文物点，北礁沉船遗址、海坛海峡水下遗址、华光礁沉船遗址、金银岛沉船遗址、珊瑚岛沉船遗址等5处水下文物，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十年来，我国的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迅猛。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独立建制，我国从此拥有了专门、独立的国家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
出生于1962年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就是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作为“南海Ⅰ号”考古发掘领队，2001年，他第一次潜下水，成为第一个在水下摸到“南海Ⅰ号”的考古工作者。如今，“南海Ⅰ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考古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已提取各类遗物18万余件（套），为了解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考古01号”首航 资料图片
2014年9月4日，中国第一艘水下考古专用船“中国考古01”在青岛首航，随即开赴辽宁丹东甲午海战沉舰遗址，崔勇也在那条船上。该遗址调查目前已经发现并确认了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开创了中国海域近现代沉舰水下考古的先河，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教材。
“我是属于比较‘笨’的，从18岁到博物馆工作，到今年把水下考古做到了退休。”崔勇说，曾有连续4年的中秋和国庆，他都在“中国考古01”船上度过。这艘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装备设施水平已居世界前列的船，承载着他的年华，也载着中国考古驶向梦想的海洋。
与科技“联姻”，从DNA找到失落古城的主人
如今，现代科技在考古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低空拍摄技术、机载激光扫描遥感等，普遍应用于考古调查、测绘。
202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索性把实验室建在了考古工地现场。考古发掘方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助力全面提取遗存信息；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验室、文保工作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确保出土文物第一时间得到有效保护。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舱搭载设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说：“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我们专门设计了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
考古学还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深入合作：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碳十四测年、同位素分析、微痕分析、人类遗骸DNA提取检测等，得到广泛应用。
三星堆遗址的本轮发掘，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不利局面。”
水上电阻率成像法、两栖地质雷达、高精度磁法、频率域电磁法……2017~2018年，这些“黑科技”和考古发掘在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生了碰撞。在那次发掘中，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地学特色研究中心科研团队，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对超过10万平方米的探测区域进行了扫描成像，探测了古河道的位置，为“沉银有利储集区”的划定提供了有力证据。伴随着1.2万余件文物出水，史书上“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最终得到证实。
当我们的视线从西南转向陕北，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东侧的台塬山峁上，有一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城遗址——石峁遗址，也在科技的帮助下找到了它的主人。
2018年10月，石峁遗址皇城台考古工作现场。 刘忠雄/摄
2022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的古DNA研究表明，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本地早期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晋南地区的陶寺人群，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也就是说，石峁人群的根就在中国北方，他们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文化延续而来。
中国考古走出国门、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自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北大考古也走过了100年。早在1981年，北大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苏秉琦就指出，“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介绍，无论是北大考古还是中国考古，都十分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几十年来，北大考古接纳了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新西兰、印度、墨西哥、斯里兰卡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
中国考古正在走出国门。据初步统计，2016年~2019年，我国32家各类机构赴国外开展联合考古项目36项，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21个国家和地区，与40余家国外考古机构、博物馆、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外合作考古研究内容涵盖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考古，丝绸之路相关的重要港口遗址考古，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等诸多国际学术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
2022年4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是对“十四五”时期考古工作的系统谋划和统筹布局，也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规划保障和政策支撑。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规划》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聚焦解决重大历史问题，通过“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实施，持续推进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学术研究；二是聚焦事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三是聚焦让文物活起来，推动考古成果传播，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如今，考古不仅仅是专业人士的工作，更成为普通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中国考古大会》《国家宝藏》《闪耀吧！中华文明》等文化类节目，讲述考古故事，深受年轻观众喜爱；考古工地开放日、考古夏令营、考古研学游等活动更加多样，考古进课堂、进社区更加普遍。
其中，考古遗址公园将大型古遗址保护利用，融入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兼顾文物安全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十三五”期间，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接待公众1.54亿人次。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原始部落生活场景复原雕塑。视觉中国 供图
2019年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遗址，自1936年被发现后，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而遗址已经开辟为遗址公园。2020年，良渚古城举办了14期公众考古，在考古专家的指导下，普通人可以亲身到考古现场进行发掘。
盛淑彦是一名85后摄影师，家就住在良渚古城，朋友圈照片全是她拍的良渚“写真”。“以前上大学时，要跟同学们解释一大圈，我家在良渚古城，古城在杭州的什么位置……现在只要说良渚，大家就知道了。”
高深的考古，就这样落回烟火的人间、重返当代人的生活，打破时空，打破隔阂，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