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译《呼啸山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杨苡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翻译家,也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今年9月12日,杨苡迎来103岁华诞。中国作协在贺信中这样评价:“爱国、进步、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血液般融入杨苡先生的人生选择,那明亮的人格让世人看见:被文学生活、文学事业、文学追求所浸润的人生是如何饱满与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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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金的世纪情谊
“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
2021年5月,一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上映,影片最开头响起的是百岁杨苡的声音,将她的身世娓娓道来。
杨苡出生在天津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中。父亲杨毓璋是我国第一代银行家,主管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可惜父亲天不假年,在杨苡即将降临到这个世界的这一年,因劳累而过早病逝。杨苡生前没能见过父亲一面,也因此,在三个兄弟姐妹中,她成为母亲的掌上明珠,受到特别的宠爱。
杨苡兄妹三人,大哥是杨宪益,二姐叫杨敏如,都成了知名学人。杨宪益是著名的翻译家,杨敏如则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的培养密不可分。母亲希望他们在校好好念书,将来成为报效祖国的有用之材,所以努力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然而,1935年,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给了杨苡极大的心灵震动。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该只是埋头读书,而是要为抗日救国做些什么。
文学给了她更多的启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的作家。作家李健吾曾回忆说,那时候他们抱着巴金的小说,和里面的人物一起哭笑。因为巴金的作品不只是倾诉了自己的情绪,而且也表达了时代的苦闷,因而点燃了青年读者的心,宣泄了他们郁悒不乐的感情,并使他们受到鼓舞和启示,走上人生的新路。
那段时间,中学生杨苡和多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一道,也悄悄地读巴金的小说《家》。小说很吸引人,杨苡却越读心情越苦闷。因为她认为自己没能像挚友们那样投入战斗的行列,而是被困在那个封建礼教的金丝笼里无法挣脱。
16岁的杨苡大着胆子,把自己的疑惑通过书信,全部倾吐给自己所崇拜的作家巴金,信件的开头便是“巴金先生”。让她惊喜的是,很快巴金就回信了。杨苡一直记得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未来是美好的。”
此后,巴金不断地复信鼓励这位女中学生,两人由此开始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书信来往,结下了文人情谊。1987年5月,杨苡把手头的六十封巴金来信拿出来,编成《雪泥集》,在三联书店出版。杨苡为之作了详细的注释并写了后记。
翻开《雪泥集》,顿时便有一种对文学的挚爱之感跃然纸上,有一种美丽清纯的文学之风扑面而来。两人数十年的往来通信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依然是文学与书刊。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占据最重分量的,已经逐渐从书籍出版信息,转移到关于创作和翻译中,从选题的确定到资料的搜集,还有对作品的推荐、出版等事宜,也包括对杨苡作品的批评话语。正是文学的感染力,将读者杨苡与名作家巴金最初联系在一起；又是对文学的终身挚爱,促成了两位作家的友谊经久不衰,通信不断。
杨苡一生始终尊称巴金为“先生”,也始终记得巴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是1997年11月22日,她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病重的巴金。临别时,巴金握着她的手,吃力地说了两个字:“多写。”
《呼啸山庄》命名人
1937年,杨苡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南开大学。毕业前夕,她和女同学们在天津著名的国货售品所里,挑选了一件“绿色带有极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纱做旗袍”,配上白色的皮鞋,在照相馆里拍了照。彼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姑娘们绝对不会想到,人生的轨迹即将改变。
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乃至华北都陷入了战火。南开大学等高校一路南迁,杨苡也决心离家求学。
几经辗转,她来到了昆明。杨苡本想报考西南联大,但听说要考数学,担心会考不过。正在犹豫之间,有人提醒她:“你去年不是考上过南开吗?”其实当时的政策是,南开的学生可以自动进入联大。于是,杨苡去问报考老师,老师一查果然有她的记录,很高兴地说了句“欢迎复校”。
杨苡在南开考的是中文系,本来在西南联大也打算上中文系。有一天,经古琴家郑颖推荐,她与同住在青云街的沈从文相识。沈从文了解了她的情况后,认为“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力劝她进外文系。
与此类似,1943年底,巴金在信中也曾支持她搞翻译工作:“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书……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
可以说,师友们的建议,为杨苡后来致力于文学翻译事业起到了关键作用。
杨苡翻译的代表作,当数《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年在英国出版。杨苡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的故事,是在天津读中学时,她看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魂归离恨天》,被深深吸引。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借读时,她在图书馆读到《呼啸山庄》的英文原著Wuthering Heights,萌发了翻译这本书的念头。
其实,在她之前,这本书已经有多种中文译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伍光建译本、梁实秋译本、罗塞译本。伍光建的译本名叫《狭路冤家》,梁实秋的译本名叫《咆哮山庄》,罗塞的译本名叫《魂归离恨天》。
20世纪50年代,杨苡在着手翻译这部小说时,认为梁实秋的“书名译为《咆哮山庄》实在不妥”,决定把该书译为《呼啸山庄》,其目的是强调山庄本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物生存环境,同时又与作品的情节、人物情绪相吻合。
这四字似乎是神来之笔。按照她的说法:“一个夜晚,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住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思索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这时灵感忽然从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6年,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次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的40多年里,这一译本多次再版,至今仍然畅销。该书自此定名为《呼啸山庄》,也说明这一译名得到了读者和翻译界学者的认可。
有趣的是,杨苡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高举翻译的大旗,推动着中文与世界对话。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段佳话。
热衷写“小文章”
山河沦落时,杨苡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待到家国安康时,杨苡已是退休之年。正所谓“无事一身轻”,闲暇时兴之所致,她便写写文章,搞搞翻译。
古稀之年,杨苡以诗人的才情,译出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备受读者的欢迎与喜爱；她以自幼对美术的喜爱,译出《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更加自然地再现出大雕塑家的内心世界,堪称经典。
不过,杨苡退休后更多的精力,是花费在了散文、随笔和微型小说等“小文章”上。
年纪大了,晚上躺在床上经常睡不着,她便不停地“胡思乱想”起来。想到遥远的往事,怀念故人,思索自己充满坎坷的人生道路,也思索着让人欢喜让人忧的今天的种种现象。她把脑子里时不时冒出来的种种想法写成文章,这类文章“得冷却透了”才写,写好了还要摆上一周再抄改一遍,文章中不乏深沉、深刻甚至尖刻,文笔细腻,每每有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观点,还表现出诙谐幽默讽刺及对现实的批判。
“小文章”很受读者欢迎,屡屡获奖。如怀念巴金夫人萧珊并思考自己人生道路的《梦萧珊》,曾在1986年被《人民文学》杂志的读者评为最喜爱的作品；《三座大山》在1988年获全国首届微型小说奖二等奖；《月色如梦》获全国首届金陵明月散文大赛二等奖。
晚年忆旧散文创作激情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再也难以遏制。2002年,已经83岁的她又在《钟山》“文坛旧事”专栏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杨苡的忆旧散文所选择的人物,大都是自己一向尊敬、熟悉的文学师友,所表达的也大都是对这些师友昔日生活的追忆与思念。她很少从政治上臧否人物,从思想上褒贬逝去多年的生活,但阅读这些作品,却仍可见这些师友耿直不阿的性格和对友谊的渴望、对人格的尊重。
人们往往喜欢将杨苡与另一位文坛百岁老人杨绛相比。她们都出身名门,均属名门闺秀,言语举止间显出独有的尊贵儒雅之气。从创作上讲,她们都有过从事翻译名著,又兼写小说、散文的经历。但两人间也有着迥然相异的独特个性:杨苡在看似柔弱平静的背后,不时地闪现出热情与锋芒,率真爽气,快言快语；而杨绛为人为文则更显出另一类气质,即心静如水,人淡如菊,似乎更具书卷气和学者气。
青年时代,杨苡的脸上浅笑嫣然,清亮的眼里满含憧憬；而时代与人生的淬炼,让天真凝结为天真与经验之歌。最近,杨苡有一本口述史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这十年来为她做的口述回忆录。书中他们如老友聊天一般,谈故人故事,谈天南海北,一个世纪的人和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
杨苡曾说,“生命始于80岁”。她的故事,依旧溢彩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