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佚名《草堂消夏图》
故宫博物院二十四节气壁纸之大暑
在农事之外，大暑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避暑。图为明代仇英《凉亭消夏图》
◆小暑之后，立秋之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大暑。这个节气的得名，出于先民对气温的观察。大暑的到来，意味着这一年即将来到它的中点，来到最热的一段时期。
◆节气不仅意味着气温，还意味着详细的物候观察。“腐草为萤”是古人眼中大暑的代表性物候，也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夏夜神话，可它事实上只是大暑之夜的奇妙误会。
◆苦夏之时，大暑意味着夏天即将结束，或许是一个好消息。但它也意味着一年已经过半，对于惜时的人来说，又像是一个坏消息。
“大暑”标志着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很久以前，大暑的酷热一样使人烦恼。顶着暑热，先民忙着播黍，忙着蓄瓠藏瓜，收芥子。这暑热也让他们开动脑筋，发明了许多解暑办法。与此同时，还有人思考，为什么最热的时候是大暑，而不是夏至？此时夜间飘飞的萤火虫，真的是腐草中产生的吗？不管怎样，“大暑三秋近”，半年已经过去，秋天要来了，凉快的日子或许不远了。
约1500年前，古人已在探索如何解释大暑的高热了
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在小暑之后，立秋之前，是农历六月的中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从中可以知道，先民们将这个节气称作大暑，就是出于对气温的观察。大暑的到来，意味着这一年即将来到它的中点，来到最热的一段时期。时至今日，长江流域一年中的最高温，仍然经常出现在公历七月下旬到八月初这段时间里，正是大暑时节。看来千年以后，祖先留下的经验仍然在发挥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们通过数学方法，发现太阳与大地的距离在夏至最近，在冬至最远。但是这样一来，大暑的酷热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对于位于北半球的中国而言，一年里日照最长，太阳距离大地最近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夏至这天。但是一年中的最高温，竟然不是在夏至这天出现，而是在相隔了一个小暑之后的大暑节气。这就引起了前人的疑惑。
南北朝时的祖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祖暅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祖冲之。祖暅继承发扬了家学，所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提出用来计算球体体积的等积原理。作为一名天文学家，祖暅又撰写了《浑天论》。这篇文章在阐述古代的天文理论“浑天说”之外，还特别提到太阳与大地的距离与气温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远寒近暑而中和”，一年之内，太阳距离地面远近的变化，几乎与气温的变化同步。但是大寒、大暑这样最冷、最热的时间，都是至日之后的第二气，祖暅认为，这是因为“寒积而未消”“暑积而未歇”，天地间积累的寒气、暑气不会随着太阳的移近或远离就立刻消歇的缘故。他还为此打了一个比喻：“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逾炽。既已迁之，犹有余热也。”意思是说，火炉刚移进屋子里时，人不会立刻感到温暖，这时也不用添柴火，随着时间推移，就会慢慢热起来。这样以后就算将火炉移走，屋里也还会有一些余温。认识的进步，总是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时的古人，虽然还在“浑天说”的圈子里打转，也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比喻里的“室”，可以与地球的大气层相对应，但探索问题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大暑的天气，除了显著的高温以外，先民还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暑时节的云气。《易纬通卦验》中记载，大暑时，天空中会出现一种云，叫做“阴云”，颜色是“南赤北苍”，南方为红色，北方为黑色。今天我们会说，阴云出现时由于气温升高，水分蒸发量大，凝结成云，云朵南北颜色不同，也是太阳光在云层中发生了折射的缘故。前人还不具备这些知识，便将这种特殊的天气现象用卦象来解释，说大暑可以对应“离”“巽”两卦，离卦属火所以为赤，巽卦属木所以色苍。可谓遇事不决，诉诸玄学。易学家们还将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个中气，对应了六十四卦中的十二个卦象，这就是“十二消息卦”。大暑作为农历六月的中气，对应的卦象是“遁”卦。遁卦下面两个阴爻被解释为大地，上方四个阳爻被解释为地面上的阳气，意味着大暑时节，地面下积攒的阳气全部跑到了地面以上，所以酷热难当。
具有浪漫色彩的“腐草为萤”，大暑之夜的奇妙误会
先民总结的二十四节气，当然不仅意味着气温，还意味着更详细的物候观察，用来指导农事。那么，大暑还有哪些物候呢？《周书·时训》载：“大暑之日，腐草为萤。后五日，土润溽暑。后五日，大雨时行。”那么，“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和“大雨时行”，就是先民通过经验总结的大暑十五天里的三个重大物候。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腐草为萤”。
“腐草为萤”指腐烂的杂草变成了萤火虫。这个观点今天可能已经没有人相信，但在古人眼中，“腐草为萤”是大暑的代表性物候。他们注意到，高温加速了潮湿地带草叶的腐化。与此同时，萤火虫总是出现在这些地区，一些附着在露出土表的植物的根部，隐隐发光，一些则徘徊飞行于腐烂的野草上。这就引起了古人的误解。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可以对此提出怀疑：“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顾颉刚《怀疑与学问》）但是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长期具有至高无上的正确性，“腐草为萤”是明确记载于《礼记·月令》中的表述，而《礼记》是儒家的根本经典，反对它就相当于反对圣人之言。这就导致这一说法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直到清代的《红楼梦》里，还有一个一字谜“萤”，谜底为“花”，因为萤为草化，“草化”二字又合而为“花”，贾府的才女们都将这当成常识。
“腐草为萤”虽然看起来只是儒家经典上的一个小小的讹误，但作为古人心中的常识，它的运用又会产生更多的后果。一个例子就是它被用来反对南北朝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神灭论”。神的意思相当于灵魂，南北朝时佛教的转世之说流行起来，人们开始认为存在一个不灭的灵魂，作用于轮回转世之中，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神灭论。今天提到神灭论，通常会联想到南朝梁范缜的名著，当时围绕它曾经展开盛大辩论。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北朝，邢劭也提出了神灭论主张，认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并且进一步认为超自然的“造化”也是不存在的。但同时代的杜弼反对这个观点，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腐草为萤，老木为蝎，造化不能，谁其然也？”（《北齐书·杜弼传》）将“腐草为萤”这个认识上的讹误，当成了存在超自然力量的依据，认为这么神奇的变化，只有“造化”才能做到。史书说邢劭“理屈而止”。经典上的小小讹误，导致邢劭无法再针对“腐草为萤”作出进一步辩论，也导致古人唯物思想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到了清朝乾嘉时期，崇尚实证的学风产生了，学者终于可以大胆质疑经典上的旧说，“腐草为萤”的说法也得以纠正。郝懿行在他的《尔雅义疏》中提出，萤由草化生之说并不可靠，“盖萤本卵生，今年放萤火于屋内，明年夏细萤点点生光矣”，用室内蓄养萤火虫的实验，证明萤火虫存在虫卵阶段，体现了不迷信权威的科学精神。
不过，从文学的角度看，“腐草为萤”这一物候，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夏夜神话，它为后来的文学家带来了许多启迪。五代诗人徐夤就曾经有一首题为《萤》的诗：“月坠西楼夜影空，透帘穿幕达房栊。流光堪在珠玑列，为火不生榆柳中。一一照通黄卷字，轻轻化出绿芜丛。欲知应候何时节，六月初迎大暑风。”从最后一句可知，诗人吟咏的萤火虫正是大暑时节刚刚出现的。萤火虫的微光点亮了夜空，点亮了人们的窗户，也点亮了诗人的才思。诗的颈联中，“黄卷”与“绿芜”构成了对仗，“黄卷”是古代车胤囊萤照读的典故，“绿芜”就是从“腐草为萤”中演变而来。
农事与避暑，大暑时节日常生活的两大关键词
二十四节气既是时间的流转循环，也是古代农业社会的行事指南。大暑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与农业也存在久远的联系。据《古今注》记载，原产于中国的作物“黍”，就是因为它需要在大暑时节种植而得名。大暑与农业的关联还不止于此。炎热的夏天，也是不少瓜果成熟的季节。东汉时期的农书《四民月令》就记载：“大暑中后，可蓄瓠藏瓜，收芥子，尽七月。”瓠即瓠瓜、葫芦，上海话俗称“夜开花”的也是瓠瓜的一种。到了大暑时节，各种瓜类都成熟得差不多了，天气也炎热到了极点，容易导致腐败，因此在大暑第二候“土润溽暑”以后，就要考虑如何储藏了。另外，从大暑到农历七月，还是芥菜子收获的时节。收芥子，要经过收割，晒干，打种，除去杂质这许多工序。这还只是东汉时候的农事。随着农业的发展，作物的种类越来越繁多。早稻推广以后，大暑、处暑时期还有收获早稻的任务。棉花、大豆的需水量也在这时达到高峰，不能忽视浇灌。更不用说，大暑时候的高温，导致植物的蒸发量本身就很大，需要时刻提防干旱。农事是不等人的，一代代农民在大暑时节的辛勤劳作，才使得我们的文明绵延至今。
在农事之外，大暑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避暑。
直至今日，大暑的酷热也经常让人感到难熬，更不用说科技还不发达的古代了。有没有不怕热的人呢？桓谭《新论》中记载，汉元帝时，曾经有道士王仲都被推荐给朝廷。皇帝问他擅长什么，他回答说：“但能忍寒暑耳。”于是汉元帝将他封为待诏，为了检验他忍耐寒暑的能力，在大暑之日让他坐在烈日之下，用十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将他包围，王仲都不仅不说一个热字，连汗都没有流。看来，如果一个人连大暑时候太阳的炙烤都不害怕，是会被视为拥有某种神异能力的。
那么其他的古人，既没有王道士那样不怕热的能力，也没有空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避暑方法呢？首先能想到的，就是用扇子来扇风，除了普通扇子，还有一些机械扇。《唐语林》中记载唐玄宗有一座“凉殿”，有靠水流驱动的风扇。《天工开物》里记载了一种“飏扇”，是靠人力驱动机械扇片，制造凉风。另一种办法是用冰来降温，历史非常悠久，《周礼》中就记载了“冰鉴”，其实就是金属制成的储冰箱，可以用来降温和冰镇饮品瓜果等。还有人利用井水比较寒冷的特性，将房屋中开一个洞，直通向井，甚至就在井上建屋，也能起到降温效果。
不论是机械扇，还是冰块，或是井上盖房，对于古人来说，都是非常奢华的享受，一般人很难消受得起，只能从穿衣上想办法。用清凉透气的布料制成的凉快夏季衣装就变得十分必要了。苎麻纤维制成的夏布，葛纤维制成的葛布，都是夏季衣料的上选。如果款式轻便，颜色浅淡，就更舒适了。连衣冠士绅也很难抵挡素色便装的诱惑。《宋史·舆服志》记载，南渡以后的士大夫喜欢穿着一种轻便的紫衫，由戎装演变而来，可能是因为南渡以后的都城杭州的天气相对北方的开封更加炎热。但到了绍兴二十六年，朝廷认为此时已经是和平年代，不宜再穿戎装，紫衫就被禁止了。到了宋孝宗年间，士大夫就将和紫衫款式相同但是纯素色的衫子当作便服，称为凉衫。不染色的凉衫更加不易吸热，从字面上看，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穿着凉快，适合暑热天气。但是，不染色的布料在古代通常被当作凶服，士大夫总是穿着纯素的衫子交际、办公乃至面对百姓，实在有碍观瞻，倒不如紫衫这样的戎装，礼部侍郎就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皇帝。于是皇帝下旨，要求以紫衫代替凉衫，凉衫只允许乘马道途中穿着。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会为了兼顾实用与礼节而作出调整。
另一种用来销暑的方法是焚香。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焚香不是要点火吗？应该更热了，为什么反而可以销暑呢？这就要说到大暑的第二候“土润溽暑”。所谓溽暑，就是湿度大引起的闷热。夏季，哪怕同样的气温，在南方地区总会感觉比在北方更难熬一些，这就是因为南方湿度更大，更闷的缘故。焚香就可以有效减少空气中的湿度。周邦彦《苏幕遮》词云“燎沉香，销溽暑”，就是指在暑热时焚香消暑。制香时若加入龙脑、薄荷之类的材料，还可以有一些提神醒脑的作用。这种销暑方法，今天已经不多见了。
除此之外，古人还有独特的“饮食解暑法”。东汉末年，刘松北镇袁绍军，与袁绍家的子弟在三伏天酣饮，号称“避一日之暑”——饮得昏天黑地，意识都失去了，自然也就不觉得热了。因为袁绍是河朔地区的霸主，这种靠酒精来逃避暑热的办法也就被称为“河朔饮”。虽然看起来很豪放，但并不总是受到认可，毕竟饮酒是件伤身的事。但是到了唐代以后，人们越来越觉得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情，更加有助于忘却暑热。白居易《销暑》诗就说：“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又说：“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深明“心静自然凉”的道理，在自己家里没办法感受心静，就逃到深山寺院中避暑，这也被称为“逃大暑”。梅尧臣有一首《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中伏几乎与大暑重叠。诗中说：“绀宇迎凉日，方床御绤衣。清谈停玉麈，雅曲弄金徽。高树秋声早，长廊暑气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身居清凉的寺院中，穿着轻薄的细葛做成的衣服，清谈、调琴，倾听着高树间吟唱的寒蝉，真是有如羲皇上人的享受。在诗人眼里，饮一碗漂浮着厚厚雪沫的茶汤，不仅可以发汗，还有利于静心，使他流连忘返，相比那自我麻醉的“河朔饮”，自然是高明太多了。时至今日，大暑时节部分地区流行的风俗，如“饮伏茶”“喝伏姜”“吃伏羊”，主要的原理也都是依靠食用较温热的食物发汗，达到降低体温的效果。
如果这些解暑的方法，都不能缓解闷热带来的烦躁，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好消息：大暑的到来，意味着酷热的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报秋的大暑，农历上半年最后一个节气
二十四节气里，大暑是农历上半年最后一个节气。古人以农历三个月为一季，四月、五月、六月因此分别称为孟夏、仲夏、季夏。“大暑六月中”，属于季夏的后半段，毫无疑问是夏天的尾巴。
唐代的文人元结曾经写过一篇《寒亭记》。文中的亭子，是道州（今湖南）江华县南一座新近建造于山石之上的小亭，他游览时正逢大暑时节，却将这亭子命名为“寒亭”。他的理由是：“今大暑登之，疑天时将寒。炎蒸之地，而清凉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欤？”此时是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之后天气马上就会寒凉下来，纵使现在一片炎热，暑气蒸腾，心中仍然感到了清凉和安宁。
苦夏之时，大暑意味着夏天即将结束，或许是一个好消息。但它也意味着一年已经过半，对于惜时的人来说，又像是一个坏消息。司马光曾有一首《六月十八日夜大暑》，其中说：“老柳蜩螗噪，荒庭熠燿流。人情正苦暑，物态已惊秋。月下濯寒水，风前梳白头。如何夜半客，束带谒公侯。”可以想象，在这个大暑的夜晚，老柳树上的蝉声吵得司马光难以入眠。睁开睡眼，推开门户，他看见庭院荒草上闪烁着萤火虫的微光，让他想起了“腐草为萤”，陡然意识到此时已是大暑，天地万物已经准备迎接秋天的到来了。难以入眠的他，在月下风前，用寒凉的井水洗濯，梳理白发，月光也照在他的白发上，他想起自己也已经青春不再，进入了人生的秋天。已经年老的自己，只是这样的暑热就辗转反侧，还要怎样像古人那样，整衣束带，拜谒公侯，出谋献策呢？
这夏夜的忧愁，是大暑时节才会有的情思，也是心系天下的人才会有的情思。
（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馆员）